雲外信
性情中人，分享真性情。看似古舊書，說的是千秋話。
在暴力横行的年代，善良是人间至宝。圣经的《士师记》和《路得记》，记录了相同时代的人和事： 《士师记》充满腥风血雨；
《路得记》却充满爱心阳光……。
选择的能力
我在文革风暴的那些年，读了雨果的《悲惨世界》和《九三年》，法国大革命的血腥令我十分震惊；但我也发现，断头台的血腥，却令有些人十分兴奋，甚至大呼遗憾“未能生逢其时”。在同样的时代，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在暴力横行时，一个善良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还是可以避免暴力，避免伤人的。
一位德国法官，在柏林墙被拆毁之后，对一名原东德士兵的判决，与中国“不计前嫌”的理念全然不同。那位东德士兵曾是守卫两德边境的军人，他曾经开枪打死了一名企图越境的东德人。
柏林墙倒塌之后，他因杀人罪受到审判。他辩称自己是在执行命令，不该让他为杀人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法官说：“上司命令你开枪阻止人越境，却没有命令你必须将越境者打死，你的枪口抬高一点，这人就不会死亡”。
倘若中国的法官也这样执法断案，那么，文革中有无数暴力民众，都会被判刑入狱。那样的话，社会秩序是会更坏还是会得到改善呢？至少，群众的个体责任感会得到提升。
那么在文革的暴力和黑暗中，有没有一些比较正面的人和事呢？
选择善良
1969年我们从边疆农场去蒙自，当年的小火车速度超慢，不能直达蒙自，路上要走上两天。第一天下午，我们在芷村站下车。
在芷村站的小饭馆吃饭时，遇到一位天津女子。搭上话之后，都说隔二百四十里，天津人北京人也算老乡了。她看我们无处住宿，就主动邀请我们晚上住在她的宿舍。
晚饭时，她邀请了另外几位天津老乡一起吃饭聊天。说起那几位男同乡都曾“站错队”，被视作“阶级敌人”。造反派对他们的惩罚，是在地上铺一层从火车头卸下的焦炭灰渣，命令他们在上面爬。两旁的人手持大棒，痛击这些爬行者。天津女子本不问政治，昏头昏脑成了造反派，也拿着大棒站在路边行刑。她不能拒绝，拒绝就是同情敌人。
于是女子的手举得很高，喊声很大，大棒却是轻轻落下。而其他的打手却下了狠力，其中一位天津男子被打落好几颗牙，断了四条肋骨。他当晚吐血不止，眼看性命不保。女子和天津同伴偷偷去拜访一位隐姓埋名的老中医，老人一开始不肯开门，后来听说有人性命交关， 
才给了他们一棵珍藏三代的救命药材“雪上一枝蒿”，救了男子一命。
在暴力横行的年代，这善良女子是人间珍宝。旧约圣经的《士师记》和《路得记》，都记录的是黑暗时代的历史。《士师记》充满腥风血雨，人的恶行令人发指；《路得记》却阳光灿烂，命运凄惨的婆媳二人，以爱彼此扶持，书中的人都充满爱心和牺牲精神。
在黑暗世代，更考验人的良心和品性。
选择美
这位天津女子外貌憨厚，谈不上美；说话很少，也谈不上伶俐。但是她心地善良，也懂得欣赏和珍藏美。我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读了一部哈尼族的长篇叙事诗《阿诗玛》，诗中的少数民族风情令我十分向往。后来这个故事被拍成了彩色电影，片中的风景和女主角都美到无以复加。这部电影本来是国庆十五周年的献礼大片，但是还没有上映，就被文艺旗手Jiang 夫人定性为大毒草。所以，人们只是听说过阿诗玛，却从未看见过这部片子的任何影像资料。
没想到那天晚上，在天津女子的宿舍里，她默默地拿出一张《阿诗玛》女主角杨丽坤的剧照递给我；尽管只是黑白照片，也令我十分惊艳，
杨丽坤比其他当时女明星更美丽单纯。可惜她本人的命运很惨，文革中她被不断地公开批斗。听说她除了挨斗，又惨招欺骗。有人假装同情她，和她谈起恋爱；当杨全心投入之后，突然发现这是一个十分嫉恨她的女子，装扮成男人来耍弄和欺骗她的感情。杨丽坤当即精神崩溃，进了精神病院。
选择扶助
在那些艰难的红色岁月，我遇见过许多好心人。比如我们被赶出家门时，身上没有户口本粮本，没有办法买到食物，眼看都要挨饿。我去海淀粮管所，求他们先借给我一些粮票油票（我先打借条，以后拿到粮油票再归还），这完全违反了他们的纪律，但是他们争论了一番之后，还是借给我，让我们免去忍饥挨饿。
当我住在中央乐团期间，认识了新朋友，她们都没有歧视我，真心爱护我。
我下乡之后第一次返京，手头没有证件和介绍信，心里甚怕被抓走（比我晚走几天的一位朋友，就在火车上被抓住，送回了农场）。当火车上开始查证件和介绍信时，我以为要被抓了。没想到坐在旁边座位上的工人，大概从我的惊恐表情中猜出我的状况，就小声对我说“不要怕，不要出声”。等军人来到面前查票和证件时，他主动拿出工厂的介绍信，说我和他是一个单位的。
另外一次在火车上，我被列车员羞辱，旁边立刻有天津知青（不认识的男生）站起来替我挡驾，甚至大骂列车员，逼得她只得退场。还有一次在火车上，我身体临时出了些状况，旁边坐的一位医学院毕业生立刻救助我。
当我在昆明站外，又累又困几乎要躺倒路边时，一位铁路员工小姐姐主动走过来关心我，并且带我到她的宿舍休息。我一下子睡得太沉，甚至误了火车。
在昆明我还曾加入聋哑人的队伍，和他们一起逛公园；有一次在滇池附近，路边公园的野餐者见我孤独行走，就邀我和他们一同欢聚野餐。
我曾遇到火车超员，车门被堵住上不了车，
车内就有同情者打开车窗，车外的人把我举起塞入车内。我和这些人都是萍水相逢，此生只见过一次面。
这样的好人和好事，我遇见过很多次，一直深深铭记在心。中国大部分的老百姓真的是非常善良，非常乐于助人的。
选择恶
只是，恶人虽然不多，其能量和破坏性却超级大。内心邪恶的人会从作恶中得到了极大的快感，甚至会上瘾。普通人“上瘾”是伤害自己，恶人“上瘾”却是伤害他人。中国自古就有周兴、张献忠之流，
以折磨人和杀人为乐，借此发泄内心的恶欲。
这类人，在平常年代不得不压抑心中的恶毒，因此很有欺骗性。一旦法律失效，他们的残暴本质立刻暴露无遗。普通人在作恶施暴之前，多少会有点胆怯；之后也会受到良心谴责；这种人的良心是麻木的，在作恶之前不会畏缩，在作恶中会感觉骄傲和爽快；在作恶之后并不会内疚和忏悔。
文革中这类恶人大展身手。他们没有良心，又能狡诈地抓住机会，下手极狠，发泄得极彻底。可悲的是，这类人始终没有受到审判，也不被追究责任。以他们狡猾善变的特性，甚至比许多普通人活得更自在。
一个民族能产生并容忍这种败类，是因教育出了偏差。若家庭和学校都缺乏是非与正义的教育、社会又缺乏完善的法律规范，不追究凶手的个人罪责，
不追究凶手的个人罪责，那么，恶人恶事定会不断蔓延，苦难的轮回将永远无法打破。
更可悲的是，如果传统文化中缺乏“忏悔”的环节，无论生活水准怎样提高，也是是对“恶”缺乏免疫力的族群。
我深爱生活过的这片土地，永远记得那些爱护和帮助过我的善良人。我也深深地为那些受难者悲哀：甚怕红色风暴卷土重来。六十年已经过去了，期盼历史不要再次轮回。
当我读到旧约先知耶利米的祷告：“耶和华啊，求你记念我如茵陈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哀3:19-23）立刻泪如雨下。
感谢主，靠着祢的慈爱恩典，我们走出了红色风暴的阴影。求主纪念我的同胞，要行在光明和公义之中；不要再让悲剧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