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68（二）：风暴眼 vs 红旋风（不堪回首之四）

那些日子，每天都像在独木桥上行走，下面是万丈深渊和红色旋涡，……。不过，在风狂雨暴的年代，也有极少数人很幸运，他们处在风暴眼的正中，比如演样板戏的那些人。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3%8E%E6%9A%B4%E7%9C%BC/12022781

幸运音乐人

1968年夏天，被赶出家门的我，暂住中央乐团的叔叔家，楼下住着钢琴家殷承宗与合唱队员金铁霖，二人都是年轻的音乐人。当年的第一夫人在三十年代曾是文艺青年，此时正在抓样板戏。在血腥的时代，能出演样板戏，运气实在超好。

在样板团的叔叔家，四邻八舍都是音乐人。每天都听见各家窗口传出美声唱出的现代京戏：李玉和的“狱警传，似狼嚎…”,小铁梅的“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沙奶奶的“那一天同志们把话拉…”。

年轻的合唱队员金铁霖，也每天“啊…啊…啊”的吊嗓子，唱样板戏。 有一天听见叔叔说：“金铁霖去湖南‘外调’，钓回来个新娘，明天结婚”。这位新娘是湖南花鼓戏演员，在文革前的全国文艺汇演中，她演的湖南花鼓戏“补锅”得了奖，她名叫李谷一。

第二天，我和其他孩子一起去金铁霖的婚礼凑热闹，看见娇小羞涩的新娘，穿着掐腰的紧身上衣（这装扮好少见，那时人们都穿着宽大的直筒子服装）很拘谨地靠着墙边捂嘴而笑。在她面前，我们这些北方孩子都显得过于高大健硕。想不到后来李谷一的民歌，在西洋化的中央乐团挑起了大梁。出名之后，李谷一又改嫁红二代，成了春晚压轴的重磅级人物；金铁霖也成了音乐界的名人名导。

年轻的钢琴家殷承宗，当年也被“第一夫人”选中，每天反复弹奏“钢琴伴唱红灯记”。在那个缺油少粮的年代，殷承宗依然阳光健硕。我们/孩子们觉得殷承宗的身材像个大面包，两腿像面包下插了两根筷子。有一次和小伙伴在楼下议论说，别人都面带饥色/黄色，殷却与众不同，他的头大大的，脸红红的像颗大花生米。没想到殷承宗在阳台上听见了，也不生气，还反问我们：“是吗？那你们是想吃花生米了吗？”与他在台上的大音乐家风度判若两人。

照叔叔的话说，年轻单纯的殷承宗除了音乐，啥也不懂，连烧开水都不会，生活上全靠好邻居照顾；衣服破了找邻居的妻子补，没饭吃就到邻居家蹭饭。文革中他被人利用卷入了政治，昏头昏脑地上了位，得罪了些人。后来他移居到海外，听说前几年又叶落归根，回到厦门老家。

失去自由尊严

年纪渐长之后，发现人们对居住地的选择，不一定要繁华和富裕，更重要的是要让人活得有尊严，有行动和言论的自由。文革之前，我年纪还小，没见过外面的世界，当时感觉人是有自由和尊严的。

如临深渊：而文革一开始，自由和尊严都没有了。首先说话与做事的自由被剥夺了，人不能说自己想说的，只能重复报纸上的话，人人都是传声筒；更不能做自己想做的，只能“紧跟党中央”。那时唯一的期望是“活下去”，早不知“尊严”为何物。每天都像在独木桥上行走，下面是万丈深渊和红色旋涡，一脚落空，就跌下去万劫不复：不是被群众专政，就是被当作反革命判刑甚至枪毙。

互告互罚：很糟的是，身边的革命群众，甚至亲人和朋友，都有权告发或者惩罚“反革命”，轻则打一顿，重则打死或送去坐牢，施暴者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受难者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

非正常死亡

随意杀人：在红八月中，每天都有许多人被打死，火葬场派了一些卡车去街上拉死尸。有一次无意听到几位女生（十四岁上下）讲她们押运尸体的事。说她们当时坐在“运尸车”的死尸堆上，押车去火葬场。突然有一位女生感觉身下有人在蠕动挣扎，她吓得大叫起来，另一位老辣些的，狠狠地跳到那蠕动的人身上，跳起落下反复数次，直到那人的死被“坐实”、不再动弹为止。

杀人合法：这些年轻女孩子，理直气壮地说，打死人是革命行动，是“响应和执行”最高领袖的最高指示。没人任何人敢说“你们这是违法，是草菅人命”，因为说这话的人会立刻被暴力镇压。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一旦法律规则失效，只剩下思想标准，草菅人命的事，随时随地都在发生。

无死亡统计：即便在拨乱反正之后，也没能统计出到底有多少人在暴力下非正常死亡。对比之下，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馆中，满墙都是受难者的照片，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那场灾难和受难者。在中国，谁还记得文革和大饥荒的死难者，甚至连死亡的数字我们都不清楚，更何谈记住每一个人！

反人类价值观

并不追凶：犹太人恩怨分明，追究二战中的纳粹凶手直到天涯海角。文革中那些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死人的行为，和纳粹杀死犹太人的罪，同样都是反人类的。纳粹是专门针对犹太人种；文革是针对“黑五类/九类”。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伤何止百万，文革后“拨乱反正”时，并没有去追究凶手的责任。

人心之恶：有不少人反思说，当时头脑发热，加上缺乏法制，全社会都混乱失控了。其实，有些文革中的受难者，在文革前也曾迫害过他人；受过他迫害的某些人，借着文革的机会施行反报复。于是，许多人都具有逼迫者与被逼迫者的双重身份。有些文革凶手还辩称自己也是受害者（受四人帮之害）。

可见，这场民族的大灾难，不但混淆了是非，也暴露了人心之恶：人心中的恶念在革命理念的掩盖下，形成的红色旋涡让许多人卷入其中，施暴者能肆无忌惮，是因他们既不受良心的责备，也不受社会法律的制裁。

无文明共识：现代文明社会有一个共识：在非战争状态下，任何人不得用暴力手段伤害他人。可惜在中国文革期间，全社会撇弃了基本的道德和文明共识，在非战争状态下，硬要挖出一批敌人。。其实他们中的很多人，早已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这时更是被随意地羞辱、打杀，他们没有任何反抗或者寻求法律帮助的空间。

凶手逍遥：施暴者的暴行不但具有正当性，不必承担法律责任，还代表了正确和光荣。即便之后证明受害者不是“敌人”，也不过是用一句话或者一张纸恢复其名誉，施暴者仍然逍遥法外。

只有在弱肉强食的野蛮社会，凶手才不必主动忏悔和道歉。一个用思想标准代替了法律规则的社会，甚至还不如野蛮社会。文革中的打手，大都平安活到晚年、含饴弄孙，从不担心被法律制裁。至于暴行的旁观者，在当年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而不敢阻止人行凶，则是可以谅解的。

社会道德陷落

包庇恶者、漠视受害人的社会，就是在鼓励人“从恶不从善”。

人性降级：更可怕的是，经历了红色恐怖的时代，大家养成了一种低下的做人原则，在得势时随意逼迫失势的人，到失势时就赶紧低头认罪、讨好得势的人。于是，全社会没有公理，任何人没有尊严，只能随机应变地苟活。中国今天有了很多“巨富”，但是没有贵族，因为这几代人的脊梁骨都退化了，只会像泥鳅一样藏在泥水中伺机而动。

族群退化：一个失去了正义感、不懂赏善罚恶的民族，一个没有法律规范，不追究个人罪责的民族，恶人恶事一定会不断蔓延。更可怕的是，一个选择忘记苦难和伤痛的民族，一定难以脱出“恶与苦难”的轮回。

在个人层面，一个不会忏悔的人，甚至不如野蛮人。野蛮人杀戮是为了争夺食物，而文革的杀戮是为了什么呢？其实有许多国人，对文革是有深刻反思的。可惜的是，如今在公开场合，已经听不到他们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