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68（一）：暴力与死亡 (不堪回首之四)

 

有人说，六十年是一个轮回。如今想起近六十年前的往事依然历历在目。又到八月，年纪渐长后，根本不记得过去这十多年的八月有哪些不同；却永远记得1966年夏天的那个八月。那是我人生的分水岭,那个八月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气候稍变，就会再次袭来。

死亡预兆

在1966年的夏天之前，我的童年生活无忧无虑；夏日阳光灿烂、草木绿得发光， 小花如星星般散落在草丛中。我刚上中学，按年龄还可以算作儿童，可以过儿童节。又因已经上了中学，也可以和高年级同学一样过妇女节和青年节。

妇女节那天学校给女生放半天假，我骑车去颐和园游玩。在爬佛香阁的时候，赫然看见一个穿着黑棉袄的老人，趴倒在半山的假山石上，头上有鲜血，顺着黑灰色石头往下流；我身后有人说他是自杀的老地主。我忽然意识到，他死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人，当即吓得发抖，赶紧回家；到家就开始发烧，晚上也不敢睡觉。

这是一个恐怖和死亡的预兆。几个月后的6月1日，一张大字报改变了一切，暴力与死亡成了常态。

红色恐怖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挺高兴，因为不用考试了。还可以批判老师，过去被老师管教，这会儿有机会报复，当然感觉很“爽”（人性恶的本能）。不过，事情越来越不对了，我父母在大学工作，大学里也有人贴大字报批判他们。

再后来就有了红卫兵，“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响彻大街小巷， 少年人以暴力为荣，夏日的阳光中弥漫着恐怖与血腥。施暴者多是处在反叛期的少年人，与我年龄相仿或略大几岁；此刻他们失去学校和家长的管教、也失去了道德的压力，狂躁与暴力如同高压锅爆炸一样猛烈，又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

红卫兵高呼的口号“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充斥着大街小巷。他们随时随地进入随意看见的一扇门，随心所欲地打砸抢任何看着不顺眼的东西，随手揪出敌人、当场批斗。

那些过去的体面人，一串串地被拉到烈日下游街，挨斗；警察已经不执法，普通百姓遇到恶人恶事，无处求救，只能忍气吞声。那位领军的第一夫人，更是公开鼓励无法无天的年轻人，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

问题是谁来定义“好人、坏人”呢？当然是造反得势的人说了算。不过造反派也不是一锤子定音，今天的座上宾，明天就变成阶下囚。红卫兵学生领袖的风光只是一时，接下来就是牢狱之灾。

转身为仇

没有人知道何时厄运会降到自己的头上，好人可能在瞬间变成了坏人。有人在昨天、甚至几分钟之前，还在批斗会上声嘶力竭地对别人喊打喊杀，然后自己也被揪上了批斗台，和被自己斗垮的人一道，用一条麻绳捆成一串， 在千万人面前被践踏蹂躏。

以前见到邻居、朋友，见面总要打个招呼，聊上几句。现在人人面带寒霜，若你属于“有问题”的人，最好不要出门，若不晓得轻重，还像过去那样和人打招呼，甚至会被当面痛骂甚至殴打。我们虽然是孩子，也看得出那些熟悉的叔叔阿姨的脸色，若不长眼，这会儿还主动打招呼，好一点的遭冷眼、挨顿臭骂；坏一点的，就要被举报揭发，说你试图拉拢腐蚀革命群众。

我们邻居有一对夫妻，丈夫是军人，太太是教师。她和我母亲同时被抓走，遭到猛烈的毒打。因她一直大骂“暴徒，凶手…”,被造反派戴上黑色头罩，打得遍体鳞伤，四肢的淤血半年都褪不下去。幸亏他丈夫得到信息之后，第二天带着八一体工大队的一群壮汉把她营救出去。

她后来述说挨打的过程时，特别提到，在反抗时她一把扯下了施暴者给她戴的黑头套，看见正在对她挥舞大棒的，是她办公室的对面同桌……。

亲朋遭难

我的父母在被关押期间，都受到酷刑的折磨。那些暴力的施行者，都认识他们，也都能下狠手。记得那些年批判过“人性论”，这让在文革中丧失人性的打手们，在下毒手时更加理直气壮。

1966年夏天，我的父亲被打倒了。6月的一天他回到家，我们看见他被剃了阴阳头，泼了一头一脸的墨汁……原来他被游街了；那天住在同一栋楼的、还有好几位叔叔伯伯也被游斗了。那时候每天都能看见成串的人被挂着大牌游街，名字被倒着写，打了黑叉；也都给他们披挂上“牛鬼蛇神”的装裹，剃了阴阳头，身上脸上泼了墨汁。这大概是走资派挨斗时的“标配”，这也成了一些革命群众的病态流行娱乐。围观者的心态，大约和阿Q被推向刑场时，围观者等着听死囚犯喊一声“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是一样的。被游街的人若有人反抗，大呼“我是老革命，跟从毛主席几十年”，然后遭到一通毒打，旁观群众就会叫好，和看戏的喝彩声一样。

我后来的公公，1930年入党的老党员，在批斗舞台上，被年轻人拉扯着手脚，像打夯一样，抡起砸下……。我的小学同学中，有近一半人的父母，都成了“牛鬼蛇神”，也有好几位受不了凌辱，就自杀了。

1967年秋天，父亲又被造反派抓走，受到酷刑，和《红岩》里面渣滓洞的酷刑类似，老虎凳、灌辣椒水之类的都有。所以父亲被放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手握不住笔，写交代材料的字都是歪歪斜斜的。

母亲一开始还努力参加群众运动，1968年5月，她也被突然抓走，下落不明。我们被赶出家门，流落在外。后来我才知道，她被抓走关押之后，曾经绝食抗议。关押她的学生用滚开的水泡上面糊，一个人扳她的头，一个人用金属工具撬开她的嘴，一个人端着碗直接往下灌；因面糊太烫，她被烫得满嘴水泡，牙也都被撬得松动了，只好停止了绝食。

幸亏我有几个叔叔都是军人，甚至是“支左”部队里的负责人，他们知道我父母被绑架、被秘密关押、提出了抗议，他们才得以保住性命。

死亡进行曲—山水中

我的中学面积非常大（大过很多大学），从一校门到二校门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路边有树林、小溪、稻田和芦苇塘。我那时每天骑车上学。1966年6月初的一天早晨，我骑车刚进一校门，就看见校门口左边的树林里，影影绰绰有个人靠着树站立，却一动不动。我有些好奇，近前去看，发现他脖子上套着绳索，吊在树上自杀了。我后面有人跟过来看，大概是他报了警，警察把那一片林子圈起来，不许人再来看自杀现场。这是我亲眼看见的第二个死人，也是自杀身亡。后来就时不时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

红卫兵横行学校、机关和街市之后，死亡已经不是什么大新闻，外面不时传来谁被打倒，谁又自杀的消息。

1966年8月，学校的美术老师，被批斗后又被扔进喷水池，逼着他绕着假山爬行，水池上面的学生扔石头砸他，号称 “痛打落水狗”；直到他爬不起来、气绝而死，还被认为是“装死”。

自杀进行曲—跳或吊

1968年夏天，我父母双双被关押，我们被赶出家门，我寄住在中央乐团的叔叔家。有一天我在厨房做饭，听见窗外一声嘶吼，然后是沉闷的一声巨响。接着听见窗外有人喊，“陆公达跳楼自杀了”。陆公达是中央乐团的大提琴演奏员，文革中极左，被中央文革选中，当了中央文革音乐组的负责人；后来不知怎么的他就被隔离审查了。他大概心气太盛，从关押处的窗口跳了下来；电影界的上官云珠也是跳楼自杀。

当时自杀的人很多，多数自杀者选择上吊的方式，比如傅雷夫妻。跳楼自杀的人略少些，大概是在关押之处找不到绳索、皮带，才选择了跳楼。当时我对自杀已经处乱不惊，只从窗口瞄了一眼，甚至懒得下楼去探看，免得影响心情。

母亲被释放之后，告诉我们，她那段时间和两位阿姨关在一处。其中的一位是孙泱的妻子石琦，孙泱曾是朱德的秘书、人民大学的副校长；20-30年代,孙泱的父亲孙炳文被敌人逮捕、腰斩。朱德是孙家的好友，周恩来是她妹妹孙维世的养父。

母亲说，有段时间，石琦阿姨一直说,她听见丈夫孙泱在附近说话；造反派却宣布孙泱已经“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孙泱挺拔帅气（他们一家都是帅哥美女）个性豁达乐观，石琦阿姨坚决否认他丈夫会自杀。当时去自杀现场验尸的人，后来披露说，孙泱死亡时斜靠墙壁坐在地上，皮包骨头的他，脖子上松松地挂着条绳子，在解剖尸体时，发现他肠胃中都是稻草席上的草和破棉被中的棉絮。孙泱和他妹妹孙维世都死得很惨，却没有人追究凶手，当然也谈不到审判。

父亲从一个群众组织中被释放之后，又被关在另外一个群众组织中，同室被关押共有三人；他们被关在教学大楼四层/三层的一间大教室中。那间朝北的大教室，正在武斗的前沿阵地，窗户全用木板钉死，不断听见对面打过来的炮弹/大石头撞击木板的声音。一开始我还可以定期给父亲送衣物食物，后来就不许家属进入了。我有时趁楼门口的守卫不注意，偷偷溜进去。

父亲同室的一位狱友，是东南亚归国华侨，妻子也在中央乐团，他趁守卫短暂出去，偷偷让我带信给他妻子；另一位狱友年纪较大，据说当过伪警察，他始终沉默无语。有一次我去探望父亲，没有看见老狱友，父亲告诉我，他自杀了，在厕所用皮带吊在上面的水管上，发现时已经没气了。我心中充满了恐惧，母亲生死不明，父亲的难友自杀，我很怕也会失去亲人…。

自1966年夏天，直到我1969年下乡去云南边疆之前，那期间突然袭来的各种苦难、恐惧和忧虑，像三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之后几十年还是会做噩梦。

 

附录：小小的中央乐团，是文革中的样板团，可是在“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有四个人不堪诬陷迫害和酷刑逼供而自杀：

曾任中央文革文艺组成员的陆公达跳楼自杀，

原中央乐团党委成员、乐队队长陈子信触电加喝杀虫药自杀，

曾任全国文艺界造反组织负责人的巴松管演奏员门春富用书包带上吊自杀，

乐团“井冈山”成员、低音大提琴毕业学员依宏明以铁丝上吊自杀。

此外，首席小提琴手杨秉荪等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判刑十年，

合唱队员王芃被判刑八年。同案未判刑但受到审查、批判的还有：

小提琴手盛中国、合唱队员查世超等许多人。

同时，近百位嫌疑对象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乐团两派造反派组织“井冈山”、“东方红”的成员，几乎全军覆没，成为“五一六分子”，有的先还审查别人“五一六”问题时，自己也成了“五一六”；

与殷承宗关系很好的“东方红”头头邓宗安（样板戏交响音乐《沙家浜》创作组组长）也未能幸免，连在八个样板戏之一的交响音乐《沙家浜》中饰演郭建光的张云卿也成了“五一六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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