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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式“封乡” — 谁帮我解围? 《哭着乐》系列之十

(2022-05-02 13:57:16) 下一个

这两年因“新冠病毒”的流行,“封城”这种听起来“古旧”的事,竟然频频发生,让很多人难以忍受。

其实不过在五十多年前,人们被“封死”在一个地方,是常态(可能“封地”不是居室内,而是广阔天地)。当时把那些到处跑的人被称之为“盲流”。顾名思义,就是不留在“属地”,到处盲目流动。当时大部分人能接受“被封”的状态,是因为户口、粮票、薪资连环锁定,想突破“封锁”,就得面对没饭吃、没地方住,而且随时被抓被驱逐的命运。

我在云南边疆农场接受“再教育”阶段,曾经有过两次“逃跑”的经历。回想起来没有粮票还能生存,一是父母的帮助,二是我一向饭量很小,不太会成为别人的大负担。今天就说一下我的第一次逃跑。

偷回北京,队里的好心人

1969年11月底,我接到家里的电报,让我速回北京。说他们工作的大学被撤销,全家要搬出北京去江西五七干校劳动,希望我速回京与他们见面(似乎有点不知道将来能不能再见面的意思)。

我拿着电报去请假,当时农场还没有改军垦,队长也算通情达理,说对我的情况表示同情,但是不能批准我回北京的探亲假。虽然请假未获批准,但我决心已下,决定“逃走”,不过这样身份就颇类似“盲流”:没有单位盖章出示的证明,无法证明自己的归属单位,也不能证明是“合法出行”。

我们所在的滇越铁路系统,因天高皇帝远,信息比较闭塞。当时要出行买票,通常要出示盖有单位红色公章的介绍信。我去小站窗口,说要买去北京的铁路联票时,他们居然没有要我出示任何有公章的证明。

队里几位云南本地的年轻人和我关系不错,他们与队长、支书什么的似乎都有些弯来绕去的亲戚关系。他们不但支持我逃跑,还为我设计方式,保证要把我安全送上火车。后来多次南去北归,几乎次次遇到萍水相逢的人帮助。在那个“红色风暴”席卷全国、人人自危的年代,真要感谢这些有“侠肝义胆”的人们。

逃走当天,我对领导说,要去上面的寨子“赶街”,两位当地的青年帮我拿着手提包(其中有一个里面放着生香蕉),护送我上了火车。为了避免被人盘查,我特意穿了一身中式盘纽扣的黑色衣服,想装成山地“民族”。不过山地民族都又矮又瘦,我之前吃了太多“生花生”,比较富态,想尽可能地缩小身量体积。一路上不敢说话,怕铁路乘警听出我的口音,被拦截下车。

当时逃跑之风已盛,而且大部分“知青”没钱买票,靠扒车回家。铁路系统与农场密切合作,抓捕逃跑的知青。我的好友高人得知我顺利逃回北京之后,想走同样的路数,因为太鹤立鸡群,被铁路职工识破,才到大树塘站,就截获回去。还有更惨的,被铁路警察和军人抓获之后,带回去到各队轮番游斗。

坐了一天的火车,到了开远。我一天没吃饭没喝水,下车赶紧找饭吃。没想到所有餐馆都已经关门打烊(才7点左右)。终于看见一家还开门的,已经有人在扫地,他们说还有十分钟就关门,剩下的只有一种菜,就是炒猪肝。我本不吃猪肉,更何提猪肝,以前一闻那味道就要吐,但当时饥肠辘辘,好歹有东西入口都行,于是要了一份“炒猪肝”加上四两米饭(8毛钱,好贵啊),那是我有生以来吃的最美味的“炒猪肝”,从此就“破戒”了。

偷回北京,好心的同座大哥

从开远到昆明的车是夜车,非常拥挤。白天坐的是从河口到开远的车,乘客多是短途旅客且多是山里人和少数民族。从开远到昆明的乘客中,有了不少工人阶级和城里人。我依然不敢说话,怕口音不地道,一说就露陷。

不过我一直在听到旁边的乘客们聊天。我的座位靠窗口,我旁边那位中年男子似乎是昆明哪个大工厂的,去下面搞外调什么的(就是调查过去有可疑历史的人)。我心想:这不就是专门整人的“政工干部”吗,更加提心吊胆,就靠在车窗闭眼装睡。哄然杂乱中似乎听见他问我是不是下放的知青,我当然要装没听见。

没有介绍信又不得不出行的人,风声鹤唳,举步维艰。在今天,大概只有逃犯才能体会这样的心情。车快到宜良的时候,突然听见五米开外的车厢里面有些骚动,有人说,是执勤军人来查乘客身份的。没有介绍信的人,会被赶下车,集中关起来处理。想起前些日子听说有知青像我一样逃跑,遇见军人上车盘查,只能跳车逃跑,结果被开枪击伤,以带伤之身被押回各队巡回开批判会……。我心里“拔凉拔凉”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假装睡着了,听天由命吧。

突然听到身边的中年男子小声说“你莫怕,也不消说话,我会说你是和我一起出差搞外调的。”我轻轻点头,继续装睡,半信半疑,心中仍然惊恐。

执勤军人到了我们面前,那位我的“保护者”十分淡定地把介绍信递上,简单地说“军工单位,搞外调的,这位是我同事。你不必喊醒她。” 那年头,只有最被组织信任的人,才有资格去做“外调”,去查其他人的问题。如果“外调”的目标是需要保密的事,更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执勤的军人十分尊敬地草草看了一眼介绍信(灯光十分昏暗,大概也看不清什么),又见我睡得深沉,还加了一句“你们辛苦了!”这位大哥也迅速接了一句“为人民服务吗!”

军人走远了。大哥细声细气地像在自说自话:“他们不敢再来了,我的介绍信硬气的很”。我感激地睁开眼睛,他轻声说:“好生睡吧!不要讲话了。”他好像还含糊其辞地说了句什么,大概是提醒我从昆明北上的路上,还有可能遇到盘查。我其实有个打算,到贵阳之后,请贵阳电视台的九婶(她1968年从清华无线电系毕业分到贵阳,是贵阳电视台的创始人)给我开张介绍信。

小火车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到了昆明站。出站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大哥,大哥小声说“先一起走,出去之后再分开”。到外面之后,人很多,有接站的,送站的,拉货拉人的,熙熙攘攘……。大哥小声说“你可以走了”。我想说两句感谢的话,他说“快走吧,一路保重!”

这位昆明大哥,就这样与我萍水相逢,拔刀相助,又各奔东西,我甚至没有正面看过他的脸。在朦胧的晨曦中隐约看出他的关心和一丝忧虑。

 

偷回北京— 铁路职工小姐姐

小火车凌晨到昆明,下午才能去乘昆明到贵阳的大火车,时间很多,我自己慢慢步行去到大火车站,当时叫“昆明新站”。

“新站”的内部装修尚未完工,没有开放候车室。过去的两个晚上,我都没有睡好觉,十分疲劳只好自己搬了几块砖头,坐下靠着车站门口的柱子歇息,也在担心去贵阳的一路能否闯关成功。

我靠在那里昏昏欲睡。朦胧中看见一个穿着铁路制服的年轻女孩向我走来,问:“你还好吗?是不是生病了?”我说“没得病,只是两天没睡觉。”她说:“你跟我来好了,到我那边去休息一下。”我很好奇地问:“你住在哪里?”她说“我是铁路员工,住在集体宿舍,你跟我走,就在那边,两分钟就到了。”

我当时昏头昏脑地就跟着她走,到了一间宿舍,里面没有人(好像有两张床)她指着一张床说:“这是我的床,你睡吧。”我说“谢谢!我外面的衣服很脏,可以脱下来再睡吗?”她说“没关系,那是我的被子,你盖上,别着凉。”

接下来的事情我就记不得了,似乎是立刻倒头大睡,没听见她还说了什么,也也没看见她什么时候离开的。后来在手术台被打了麻药也是这样,前一秒还在和护士说话,话没说完已经昏迷不醒,再醒来仿佛再世为人。

小姐姐的床好神奇,我一觉醒来,神清气爽,已经找不到她,房间里只有我一人。我叠好床铺,写了一张感谢的条,就拎着手提包往外走。我没有手表,不知道当时的钟点、也不记得来时路。

一出门没走几步,就发现自己已经是在站台上,就是说,不需要过检票口那一关了。一列火车稳稳当当地停在那里,牌子上写着去贵阳,人们正在上车。我也去上车,可那列车员一看我的票就说“你那班火车已经开走两个钟头了”。

我说“那怎么办?我还让人去接站呢。我可不可以上这班车?”说着就要上车,列车员说“你买的是慢车票,这是快车。你先去签票窗口签票,补交快车费用,然后再来上车”。我立刻飞跑出站,还好签票口没什么人,交钱签好票,又飞奔回来,火车竟然还没到发车时间。

上车之后发现车厢当中没几个人,可以躺下睡觉。又睡了一觉醒来,就问列车员几点能到贵阳。这时候发现这班快车比我原来打算乘的慢车,要早到4、5个小时,我立刻又发愁了,我没有九婶的地址。难道又要在车站待半天吗?

火车进贵阳站时,我看见一座电视塔立在一座小山上。

我就朝着小山走去,爬上山,才发现山上只有一间小工具房,不像有人住过的样子。我下山打听,当时贵阳电视台还在储备阶段,没有人知道,还被人引去城里的电报局。

只好再次爬上有电视塔的山头,绕着圈对山下大喊:贵阳电视台在哪里?喊了一阵子,隐约看见山下的一排房子中有人走出来,可能把我当成精神病。我对着那排房子下山,这回竟然让我蒙对了,那就是电视台的宿舍。九婶满脸诧异地问“妳的车不是在三小时之后到吗?”听我说起这一路的遭遇,她哈哈大笑。

第二天,她去上班。我在她的抽屉中发现一枚“贵阳电视台”的公章和一些公用信笺(他们当时还没有正式办公室,办公用品都在宿舍)。于是我自作主张给自己开了一张介绍信。后来终归觉得自己太鬼祟,就告诉了九婶,她再次哈哈大笑,说“希望这封介绍信带你平安回到北京。”

我从此不再惧怕路途中会被抓住送回河口农场,或者押到哪里去办学习班了。

好久之后,有位好友告诉我,他当时有一门绝技:用一根圆润的水萝卜刻公章,也帮助了不少“逃跑”的知青呢。

成为基督徒之后,常常说困境中有神的保守,我想说的是:即便在我还不认识神的时候,祂也一路派天使保护,让我的旅程都有惊无险,平安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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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河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蓝色的星空' 的评论 : 谢谢您!我不太懂这些高深的事。
蓝色的星空 回复 悄悄话 你八字肯定有喜用神,在年上,年上代表远方的人,八字有天乙贵人,天德贵人,都能逢凶化吉,网上有文章介绍慈禧当时抓康有为,抓了很多次,都是康跑了,康的命也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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