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恶狗，不知饱足--对刘晓波贝判刑十一年的强烈抗议

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

——对刘晓波被判刑十一年的强烈抗议

 

 

二零零九年圣诞节，中共当局悍然宣布判处刘晓波十一年徒刑。虽然我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中共的邪恶，但中共再一次让我“出乎意外”。这是对上帝的挑战，这是对人类公义的挑战，这是对所有追求自由与民主的中国公民的挑战，这也是一个垂死挣扎的独裁政权对一个即将诞生的真正“民治、民享、民有”的新中国的挑战。今天，真正站在审判席上的，不是刘晓波，而是自中共最高决策者以下的所有参与制造这一案件的人们，包括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北京市检察院的检察官、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以及那个以说谎为生的外交部发言人姜瑜等人。从今天起，对他们的审判就已经开始，而且永远不会结束，就好像那个超过一百岁的当年管理犹太集中营纳粹分子，在今年仍然被绳之以法、押上法庭一样。

你们对权力如此贪婪，如同恶狗贪食，不知饱足。你们以为任何一个批评你们的人，都是觊觎你们的权力，你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真有人视权力如粪土，如同刘晓波那样。你们以为关押了刘晓波你们就安全了，你们以为把先知下到狱中你们就胜利了。当你们以不义为冠冕的时候，当你们将义人像尘土一样踩在脚下的时候，你们以为整个中国的十三亿人都会保持沉默吗？是的，你们确实武装到了牙齿，二十年前你们杀过人，二十年后你们照样可以杀人；是的，世上的权势与荣华都属于你们，你们可以收买某些人变质的良心，但你们真的以为金钱可以买到“万岁”和“不朽”吗？你们的灭亡就在眼前，就在五步之外。

在三百六十五年前的中国，君临天下的崇祯皇帝拥有那么多的锦衣卫；在二十年前的罗马尼亚，党国魁首齐奥塞斯库拥有那么多的秘密警察，他们的灭亡是否就被延宕了呢？锦衣卫的无法无天更加速了崇祯皇帝的灭亡，当北京的城门全然洞开的时候，昔日誓言忠心耿耿的锦衣卫们都像蚂蚁一样散去了；当崇祯皇帝孤零零地一个人在歪脖子树上吊死的时候，可曾后悔过对锦衣卫的无限信任？同样，秘密警察的为所欲为更加速了齐奥塞斯库的垮台，当群众冲进布加勒斯特的中央党部大厦的时候，昔日如臂使指的秘密警察们都像乌鸦一样飞走了；当齐奥塞斯库夫妇靠在墙边哭泣着被处决的时候，可曾后悔过对秘密警察的绝对依赖？

今天，“崇祯皇帝并发症”和“齐奥塞斯库并发症”同时在中国发作了。中共当局企图将刘晓波等人当作手上的人质，企图通过这一审判形成杀鸡儆猴的高压态势，这个阴谋会得逞吗？我看到了从网络到法院外面到处飘扬的黄丝带，看到了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稚气未脱的大学生，爱刘晓波的人比爱你们的人多，跟刘晓波站在一起的人比跟你们站在一起的人多。你们这些手握大权的人，才是“中国的克格勃制度”的人质：那些炮制刘晓波案件的走狗们，为了获得狗食而到处咬人，表面上在帮助你们维持稳定，实际上却在为你们挖掘一个看不到底的陷阱。当你们跌落进去的时候，你们还想爬出来吗？

是的，走狗固然可恶，信任和纵容走狗的主人更加可恶，动物庄园的统治者们，你们弹冠相庆吧。但是，如果你们以为这样做便可以打倒刘晓波和他的朋友们，便可以羞辱圣诞节这个象征着和平与公义的日子，那么，你们就错了，而且错得一塌糊涂。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不为之付出代价的罪恶，你们的丧钟已经响起。在纪念耶稣诞生的这个日子里，尽管撒旦没有停止干坏事，但上帝的话已经临到了这个罪恶的国度：“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沾染，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无一人按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辩白，都倚靠虚妄，说谎言。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

践踏公义的独裁制度能够得以持续，首先靠的就是将人变成“非人”。北京市公安局那些搜集刘晓波罪证的警官们，北京市检察院的检察官们，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就是此类“非人”的典型。也许，他们在自己家中扮演着好丈夫、好儿子、好父亲的角色，但当他们将别人的好丈夫、好儿子、好父亲送进监狱的时候，却丝毫没有良心上的障碍。如今，他们已经没有了对主义的忠贞，而只剩下对饭碗的持守。此时此刻，我在猜想：这些人拥有一颗怎样的心灵呢？捷克不同政见者米兰·塞姆卡在《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描述的一名法官，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处于“正常化”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捷克，需要大量法官以国家公务员的身份来监督统治系统的法律法规遵守情况，以便使大规模的镇压活动能够在严格的要求下得以顺利进行。塞姆卡描述了他的一位作家朋友拉第斯拉夫被判决的过程，“真正引起我兴趣的，是审判法官”。关于这个法官，他写道：“从我第一眼见到他，我就从他的脸上读到他对自己工作的失望。从他的脑海中不会掠过哪怕一丝关于‘公平’的概念。”在这场龌龊的审判之后，所有参与审判工作的工作人员都按时下班回家了。塞姆卡接下来讲述说：“法官自言自语道，繁忙的一天终于结束了。他在晚饭时将会有很好的胃口，这只是非常普通的一天，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于是，所谓的公平公正就这样随着法律在人类意义上的空虚不复存在了，法国学者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在《欧洲精神》一书中如此评论说：“法律的代表者们只满足于完成‘分内的工作’而已，没有人会烦心去思考那些侵入他们良知的东西。司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已经完全变成了例行公事。”

今天，这些审判刘晓波的法官以及在背后像操纵傀儡戏一样操纵他们的幕后人物，何尝不都是如此呢？他们虽然活着，虽然拥有宝马香车，但早已是行尸走肉，身上散发出阴沟里的气味。衣冠楚楚的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刘晓波是中国公民，中国的法律机构正按照中国法律独立完成审理，因此这完全是中国内部的事情。”将她的这句话翻译成动物庄园的语言，意思就是：这是我们动物庄园的内部事务，动物庄园外的人是无权过问的。而动物庄园里的成员之所以被奴役，仅仅是因为他们出生在一个错误的时代和一个错误的地方。姜瑜这个女人看上去越来越像江青了。不，她比江青还不如，江青最后毕竟为自己的信仰而自杀；而姜瑜纯粹是一只变色龙，到了中共垮台的那一天，她会最先站出来宣称要“说真话”。

在审判刘晓波的这几天里，那个将我堵在家、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中的朝阳区国保支队的姓王的警察对我说，你不要写那些太尖锐的文章了，不妨写写那个批评《蜗居》、却被网友人肉搜索出原来是贪官的广电局的官员，这些反腐败题材都很好啊。我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回头在网上一查，原来，在十二月九日召开的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制片委员会年度大会上，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司长李京盛点名批评《蜗居》的“价值导向错误”，“有很大的负面社会影响，靠性，靠荤段子，靠官场腐败，靠炒作来吸引眼球”。此番言论，随即引发网友的“炮轰”，网上“板砖”一片。有网友直斥广电总局：“可以允许类似三级片的野广告，祸害人民的假药、假货充斥屏幕，却不允许一个反映百姓疾苦的电视剧播出，这是典型官僚作风。”“这完全是广电总局的‘掩耳盗铃’，人人皆知的社会现实，你再怎么掩饰又有什么用?”有网友发起人肉搜索，发现李京盛手上的名表价值不菲，还曝光他有“两套豪宅”，“房子是一九九二年购置的高档别墅丽京花园的房子，这片号称北京首家高档涉外的别墅区，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够接受的”，“他近来又砸重金再购入一栋别墅，据称该豪宅的面积为二百八十平方米”。正是刘晓波所揭露的这套一党独裁的政治制度，才催生了无数像李京盛这样的恶狗。是的，谢谢那个警察提醒了我：我们要用同样的方式去搜索那些构陷晓波的警察、检察官、法官以及姜瑜之流的帮凶，将他们的一切都“晒”到网上，让他们知道作恶者绝对会付出加倍的代价。

践踏公义的独裁制度能够得以持续，其次靠的就是让大多数人在面对不义的时候都充当“沉默的大多数”和“袖手旁观的大多数”。对于人性的幽暗，刘晓波早已有深刻的洞察，他曾经对我说，在“破局”那一天到来之前，绝大多数人宁愿充当人肉宴席上的宾客，最多就是做洁身自好的旁观者，很少有人愿意付出沉重的代价去掀掉这如流水般的吃人的宴席。而到了墙摇摇欲坠的那一天，“墙倒众人推”的场面立即就出现了。对此，华盛顿公义协会主席、人权律师侯嘉理（Gary A. Haugen）在《公义在望》一书中指出：“施暴者晓得自己永远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和谎言去抵挡全人类能够集结起来对付他们的力量、真理和勇气，因此他们依赖——完全依赖 ——绝望引致的坐视不动。”人们往往高估了邪恶的力量，而不愿对最先挑战邪恶的那个人施加援手。白艾蒙对人类历史有这样的描述：“邪恶胜利全赖好人袖手旁观。”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金正日……这些魔头之所以敢于为所欲为，如今对刘晓波的审判之所以变成了“事实”，全部的秘密便在于此。

那么，我们何为？我们如何摆脱“非人”的状态，如何摆脱“袖手旁观”的立场？作为基督徒和神学家的侯嘉理指出：“没有什么比邪恶一派更会挑战我们的信心和盼望；而没有甚么比神那具权威和神圣的话语更能抵挡邪恶的轻蔑。”当他面对卢旺达屠杀那样的人间惨剧的时候，他仍然坚信以下四个真理：第一，神爱公义，同时恨恶不公义。第二，神怜悯因不公义而受苦的人——无论他来自世界上哪个角落，没有差别和喜好之分。第三，神审判并将施行欺压暴行的人定罪。第四，神积极营救不公义之下的受难者。这四个真理让他在这个充满威胁和欺骗的世界中心存盼望。在此之前，我已经连续做了几个晚上的恶梦，梦见刘晓波被锁链紧紧缠绕而动弹不得；今天，当这个邪恶的判决像一记重拳打得我想呕吐的时候，这段话让我得到了最大的安慰。是的，我们都可能遭到恶狗无情的撕咬，但即便我们无力躲避而被咬得血肉模糊，我们仍然坚信：我们跟这些恶狗不一样，我们的身上有上帝的形象与尊荣，我们永存对公义和爱的盼望。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与之对应，我亦深信：那逼迫义人的人有祸了，因为他必跌入地狱。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个愤怒、哀伤、祷告和盼望的圣诞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