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目山告岭之战 /凌压西

天目山告岭之战

凌压西

一、战前敌我动态

        负责“告岭”作战的我军第四十八军第一七六师（师长区寿年，副师长凌压西），辖第五二六、第五二七、第五二八三个步兵团。1937年11月间，自上海战役（第五二六团未参加）退集浙江孝丰县后，原定稍加休整再往于潜集中，归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指挥。孝丰县位于天目山北麓，县城虽不很大，但物产丰富给养便利，东、南两面又有天目山屏蔽，敌机很少到这里侵扰，适合部队战后休整，正当第四十八军军部和第一七三、第一七四两个师向于潜移动的时候，由长兴窜泗安、广德的日军约一个旅团，即向孝丰进犯。第一七六师奉命就孝丰北郊占领阵地拒止敌人，掩护军主力的运动，大约在12月中、下旬，开始与敌接触。第一七六师原属负责掩护军主力转进的后卫任务，本无与敌决战的必要。但因由孝丰经于潜，须越过海拔一千五百多米高的天目山，而且山道崎岖狭小，军行甚慢，后卫要掩护主力安全通过天目山后，自己才能开始撤退。因此，不得不将后卫战转为阵地战，即先将孝丰县东北郊山地且战且筑临时的野战工事，继则利用城郊民房实行村落战，步步为营，节节抵抗，坚持了两日一夜，使敌人不能危机我军的主力运动。完成后卫任务后，部队在撤退时，敌人衔尾直追，迫使我军且战且退，不能安然脱离战场。直至天目山麓“景深乌”（当地成山谷为乌）谷口处之报福镇，因山谷中只有一条可通单人行走的小路（即我军主力通过的路线）越过天目山，其余都是悬崖峭壁，无法通过，为此，我军只好回头猛烈反击，迫使敌人后退，次日拂晓后，才能安然进入山谷向天目山转移。

二、战场形势和当时景况

        “告岭”属天目山之一部分，是由孝丰通于潜必经之地。从报福镇上山原有两条小路，景深乌为较大的一条，与景深乌相隔约三四里右边的一条，虽然是上告岭的捷径，但较景深乌这条路更为狭窄险峻，平时除樵夫、猎人外，行人很少从此取道，两路均会合于告岭的顶界线上。告岭的南面下山时即合而为一，山顶上南北纵深不到四百米，但还有好几个高达三四百公尺尖峭的小山峰，前后参差不齐的屹立在山顶上。在这样的特殊地形的战场上，左右不能扩展，前后更无纵深配备的可能，不但不能容纳大兵团部队作战，就是一个步兵师也挤不下。当时正值隆冬天候，气温极低，岭上雪花纷飞，满山皆白。天目山原是草木丛生森林茂密的地区，此时劲草都变了银丝，树枝则恰似珊瑚，山沟流水已冻结，口渴只有嚼冰。岭上无房屋，部队宿营在雪地里，寒风刺骨手脚冻僵，这对只有一件棉衣着夹裤的广西草鞋兵来说，就更难忍受了。但官兵们都知道，如果告岭不守，敌人即可越过天目山，直下于潜、分水、桐庐、金华，不仅截断我杭州地区友军的后路，而浙江的东南半壁河山亦很快陷于敌手。告岭之得失，关系极为重大。因此，第一七六师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仍留一个团的兵力固守这个狭小而重要的地区。

三、战斗经过及战果

        第一七六师对告岭阵地的重要性，虽然有了认识，但对敌情的判断却不够准确，以为山高路窄，半山以上又为冰雪封冻，自我军转入山谷以后，未发现敌人来追，以为敌人不敢再向我进犯了。负责守备该地区之马伟新团，除就顶界线前派出哨兵警戒之外，并未实施战斗部署。岂料就在当日（大概12月下旬具体日期已忘）下午8时左右，我警戒右边小路口之排哨，发现敌人向我警戒线前进，不久，敌我开始接触，初时枪声不甚稠密。且闻来敌中有说中国话的，以为时天目山的土匪来袭（后来侦知为日军在沿途强拉胁迫的莠民为向导）。但开火不久，我接到前线马伟新团长电话，说：“敌人以小迫击炮和轻机枪向我前哨猛烈进攻，战况很剧烈。我警戒小路口的排哨长已阵亡，士兵死伤十余人，并闻对方阵内有日本人的讲话声，证明是日军。”我当时电话指示马团长说：“警戒线就是我阵地唯一的主要战线，要迅速加强这一线的兵力，顽强抵抗，无论多大牺牲，万万不能放弃这一线阵地，如稍一后移，我军便无立足余地，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必须固守；”还告知，已令增派一个团兵力星夜上山，协助作战，确保告岭安全。下午9时左右，即令第五二八团覃振之团长率部队驰往增援，限11时30分以前到达阵地，协助马团长作战。
        战斗打响几小时后，因我军经过一整日爬山越岭的战备行军，部队十分疲劳，给养又供应不上，天气严寒，衣服单薄加上战斗激烈，伤亡较大，因而阵地上有些慌乱。夜11时，增援部队到达战场，战况始趋好转。
        当晚12时左右，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打电话询问战况。我答复说：“天目山山高雪重，冷气刺骨，士兵衣单裤薄，很难忍受，加之敌人的火力非常猛烈，战斗十分艰苦惨烈，但广大官兵都认识此次战斗的意义是非常重大，不怕任何艰苦和牺牲，都要固守阵地，不让敌人越过天目山。”但他仍不放心地说：“此役确属重要，告岭的得失，关系杭、富地区（指杭县、富阳一带）我军的后路和浙江东南的安全问题。我们广西人是怕水不怕山的，山高正有利于我们固守，你们必须守住告岭，不使敌人越过天目山，才对得住浙江老百姓。”黄绍竑当时是浙江省主席，不是部队得指挥官，他却以指挥官的口气，责成我们遵照他的意见完成这一任务，究其原因是因为我是他的旧部下吧！因此，我毫不犹豫地答复他说：“我们全体官兵有决心、有信心，一定把敌人打退，请主席放心。”刚放下电话，前线的马团长又报告说：“天目山的气温，入夜后更加寒冷，士兵的手指多被冻硬，扳枪机装子弹和勾扳机都不灵活了。我第一线的火力已逐渐减弱，就是在火线后方休息的官兵，亦因无处避寒，端坐在雪地里，手脚都冻僵了，大大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请赶快运木炭来，以便让在战线后方休息的士兵烤火取暖。”我即告知，师部派出运输队赶运木炭上山。
        在开战的第一个晚上，敌人即向我右地区守备队（即第五二七团地域）进行四次强袭，企图一鼓作气夺取告岭。因我阵地构筑在告岭的顶界线上，居高临下，守兵利用手榴弹和步、机枪对付敌人，使敌人每次都受到很大的伤亡而退去，并在阵地前留下很多尸体。敌人经四次袭击惨败后，暂时不敢再向我仰攻了。
        第二日下午，敌在我阵地前的两个小山峰上以重机枪向我射击，同时发现敌阵地上的兵力增多了。根据得到的情报，敌人昨早见我军上山后，即派遣一支轻快部队，取捷径由报福镇右边小山路与我军竟进，企图先占告岭，把我军困于峡谷内而歼灭之。但敌人不了解广西的草鞋军不独习惯快速行军，而且善于爬山越岭。结果我军早到告岭三个多钟头，并在顶界线上占领了阵地迎击来犯之敌，使之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敌素性骄傲，不甘败退，因而再复增兵，并运来重机枪，安置于山峰上，向我阵地和我阵地内部交通路瞰射，企图利用炽盛的火力击溃我军。的确，在敌人的重机枪突然发射时，因第一线临时挖掘的战壕不够深，阵地内的通路，亦因草木被雪压伏不起隐蔽作用。因而前后方几乎全受敌重机枪扫射，倏时即死伤官兵二十余人。更严重的是敌在我阵地中央前的一个无名小山峰上，设置了重机枪阵地，有两挺重机，对我阵地的战斗部队换班和给养与弹药运送情况，都观察得很清楚，对我威胁极大。所幸我阵地前线亦有两个一高一矮的小山峰，高的比敌阵地高出十余米，与敌人重机枪阵地直线距离亦只五百余米，但地势峻峭非常，且满山积雪，攀登不易，当时我未派部队占领。自受敌人重机枪火力威胁后，为压制敌人的火力，遂由第128团派出排长一人（姓名已忘）率士兵二十余名随带轻机枪两挺前往占领较高的小山峰。但自该排出发后，直至半夜未听到他们的枪声。我派通信兵去联络，一时也找不到他们。因入夜后敌人已看不到远距离的目标，我们后方的运动的威胁损害也不大，亦不急需该排的火力压制了，所以不再派人多找。
        开战后第二个夜里，上半夜敌人的枪声仍很稠密，迫击炮不时乱轰，下半夜后，枪炮声逐渐稀落，将近拂晓，敌阵竟寂无声息。我第一线守兵以步、机枪进行搜索探射，亦不见还击，天亮后发觉敌人已全部撤退。
        第一七六师此役的主要任务，是固守告岭要隘，不让敌人越过天目山，威胁我军侧背和浙西地区的安全，所以自开战以来，顽强地坚守了阵地，未进行反攻出击。但当敌人退走时，未能发觉进行火力追击，竟让敌安然撤退，殊属疏忽大意。
        敌人撤退后，第一七六师当日奉命开赴于潜集中，准备调往安徽，归第五战区司长官李宗仁指挥。告岭之战，至此即告结束，时间是1937年12月下旬。
        此役虽然战场不大，参战部队敌我双方都不多，我军只使用两个步兵团，敌人初时最多是一个联队，战斗中增加多少不清楚，战斗经过时间亦很短，只有一昼两夜。但是敌我的损失却都相当大，计我参加作战的第五二七、第五二八两团，在战斗中，共阵亡排长两员，士兵冻死和战死五十余人，战伤军官八员，冻伤排长一员，士兵被击伤及冻伤七十余人。我军是纯粹的内线作战，阵地又占居高临下的优势，尚有如许损失，敌人的伤亡，估计要比我军多一倍。
        不过我军被冰雪冻伤冻死的官兵，要比战场战死的惨痛得多。这些冻伤冻死的官兵，即前面所说在战争的第二日黄昏后，派出阵地前线占领小高峰的排长一人和二十余名士兵，自出发后，即失却联络，在当晚和次日战争结束后，曾几次派人寻找都无下落，在战场附近吹号集合，亦不见他们归队，当时认为是黑夜行动，迷失方向误入敌人阵地，全部被俘去了。直到战后的第二日，天目山附近的群众，到战场收捡遗弃物资时，在远处的山顶上，看到这个小山峰的雪上面有些黑点，疑是军队遗留的物品。在他们攀登找寻时，始发见这些官兵，知是我抗日军队，但已被冰雪冻僵，不能行动和说话，且又九名士兵已冻死。当地群众对敌人深恶痛绝，对我抗日官兵则尊崇爱护备至，当他们发现这些官兵后，即召集二十多人扛扶冻伤的士兵下山，冻死的即就地掩埋，冻伤的以棉被覆盖增加体温，喂以温暖稀粥，经过一夜的护理，身体始稍能转动和说简短的话，至第三日，将他们连同武器装具等送到于潜师部。
        全师官兵都万分感谢群众对我军的关怀爱护，同时痛念这些伤亡的战友。尤其是我，作为师的领导看到被冻伤的官兵，手掌脚板均已肿胀发黑，失去了知觉，口里不断呻吟叫痛。据军医说，这一排的官兵，除排长较好一些外，其余士兵的手掌、脚板已无法挽救，不久会腐烂脱落，须速送后方医院截去腐烂部分，以免危及生命。对此，我喉头哽咽，两泪交流，说不出一句安慰他们的话来。次日在要将他们转后方时，率队的排长已能连续说话，讲述了他们遇难的经过：他们二十多人奉命出发到达指定占领的高峰山脚后，即从背敌方面攀登上去，在半山中绝无二十余人可以立足的地方，迫得直爬至山峰顶上，始有约一丈左右高地不齐积雪很厚的地方，勉强可以安设两挺轻机枪，只因爬了一点多钟峻峭而且积雪的高峰。大家都觉得相当疲惫，虽然山顶上北风甚猛并不时飘下一些雪花，但初时并不觉得十分冷冻，遂决定稍为休息一下，再构筑简单的轻机枪掩体，开始向敌阵射击。料不到休息不到20分钟，各人的手脚已麻木，不独不能握工具作工，即要立起来亦感到困难，我（排长）提议大家都食一些随带的干粮，以增加身体的热量，或能恢复活动，但是手指僵硬，解不下干粮袋。我们感到这种情形不妥，如果呆在风雪交加的山峰上，不独不能执行任务，还要发生性命的危险，大家都决定下山去将地形报告团长，但这时两脚又已被冻僵，伸缩不得而且发痛，即勉强用手臂带枪支撑起来，但又复跌下去，即要滚下去，又想到山上树木丛生，亦滚不动。此时大家知道自己是走不动了，而且越夜深风越猛，身上好似全无衣服一样，冷气直透心胸。到了夜里一两点钟的时候，各人的牙关被冻梗，开不得口，说不出话，只能细声呻吟，更感到我们二十多条的生命就会危在顷刻，那时唯一的希望，就是后方派人来联络，扶我们下山去才有生存的可能。果然半夜间听到有人叫喊，心里明知是后方派来联络我们的，但到了此时，我们已动弹不得，又不能发出答应，很久也不见有人上来，虽是万分焦急，但亦无可奈何。初时我们二十多个人，都是坐着的，到了次日将近拂晓时，看到离我不远的四个士兵已躺下去。我还以为他们时故意卧下去睡眠的，如果说得话，一定叫他们不要睡，睡则更会危险，当以两眼注视他们，摇头表示不同意他们睡下，但很久不见他们起来，连微弱的哼声也听不到，即断定这四个兄弟已经冻死。我们未死的都触目惊心，怀着坐而待毙的绝念，不过到了将近拂晓前，已听不到敌人阵地放枪，直到天大亮后，双方阵地都很沉寂，上午七八点钟的时候，就听到山下吹我们部队集合号音，遂知是敌人败退，我军战胜，于是待死之心又勃然活跃起来。大家虽然不能说话，但是你看我我看你面形喜色，认为后方收队时，一定会派人来寻我们，那就有生还的希望，但是直到当日下午，都未见有人上来，感到十分奇怪。我们理智还清楚，脑里这样想，如果是战败退走，不及收队而遗弃我们，尚属情理，现在听到我们的集合号音，肯定是打胜仗，为什么不要我们呢？心里真觉苦闷不解。回来这两日，才听到同连的兄弟说，因第一次派出联络我们的士兵，他们只上到半山，看不见我们上山时的脚印，就不在爬上山顶寻找，只在半山中大声喊叫，又听不到我们答应，就决定我们不在这个山峰上，即回报我们的覃团长，说我们已失踪了。团长亦以为大声呼唤不闻答应，吹号收队不见回来，也就认为我们是被敌人俘虏去了，遂不再加搜寻，但是他们为什么不考虑大风雪天气，在最高的山峰上冻死了我们，也应该派人去埋尸首呢！竟使我们在山上挨过了最痛苦饥寒交迫的第二夜，又冻死了五个兄弟。现在虽幸得好老乡们打救，使我们得到死里回生，但是各人得手掌脚板都冻坏了，不久就要腐烂脱落，生死还是不定，请求上级注意设法挽救我们的生命吧！
        我听了排长这一言一泪的惨痛报告，感到我们各级指挥人员，因粗心大意，不及时派部队寻找他们，使他们受到不必要的伤亡和痛苦，真感到万分罪愧。这十几个冻伤的官兵自送后方医院治疗后，我亦调离第一七六师，对于他们的情况竟无从过问，更为遗憾。
        抗战胜利后，浙西行署与天目山各界代表在天目山告岭修建了一座抗战阵亡将士公墓和纪念堂，纪念作战中我军阵亡的将士。我觉得我们爱护部下，不如群众对抗日部队的爱戴，更感惭愧万分，抗日胜利以来，总希望有机会，重访告岭旧战场，以凭吊阵亡将士和拜谢天目山的人民群众，稍解遗憾于万一。

1963年1月著

摘自《新桂系纪实续编（三）》（广西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