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斐济华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斐济华商

十九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中国逐步融入到世界体系，华侨华人开始搭乘外国商船前往世界各地探寻商机。早在1840年代之前的二十年间，有资料显示，一批中国商人就已在斐济岛(Fiji)从事檀香木和海参贸易，之后离开该岛返回中国。[1]虽因记录模糊，无法得知这些人的籍贯以及去向，但却表明，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几十年间，中国人踏足南太平洋岛国，其中也包括了斐济。

著名的人类学家也是南太平洋岛国地区华人历史研究的先驱云达忠(Bill Willmott)认为，“早期赴南太平洋岛国的华侨华人是一批勇敢的冒险家。”[2]通过亲属或同乡关系移民到岛国并逐步成长为华商，这种移民被学者称为“链式移民”。先期到达的华商往往充当“担保人”，协助亲属、朋友和同乡移民。他们共同经营产业，逐步发展成家族式企业。这一现象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尤为明显，不仅带动华侨华人形成小规模的移民潮，还加速了岛国华商数量的增长。斐济学者伍金莲(Bessie Ng Kumlin Ali)评价“链式移民”时表示：“早期华商是小规模、缓慢的移民，但当他们在一个地区定居后，很快就与中国建立联系，他们的亲戚和同乡都会过来。”[3]借助“链式移民”，斐济的华商数量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达到910人，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华商数量达到1400人。

目前所知，最早移民到大洋洲岛国的华商是梅屏耀(Moy Ping Yiu)。他在1855年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驾船到达斐济的莱武卡(Levuka)，建立起“Hong Lee”(康利)商店，成为太平洋岛国地区首家华人商业公司。此后，华商陆续到达大洋洲各岛国。主要销售茶叶、布匹以及日用品等商品，还利用手艺制作和出售家具，同时收购海参和玳瑁等岛国特产销往东亚地区销售，经营内容极为丰富。

在经营过程中，华商形成了独特的经营策略。他们利用岛国与香港之间的贸易往来，以较低成本获取货物，再运到岛国销售，从而实现多样化经营，增加收益。1894年，斐济岛上的另一家由从著名华商方文清(Ming Ting)经营的“英昌行”(Zoing Chong)开张(据信该商行的总部是在广东)，进口中国货，出口海参、椰干、珍珠贝和木材到中国，同时还经营碾米厂、家具厂，种植香蕉、稻米和生姜出口到澳洲和新西兰。[4]

相较于同时期的欧洲和印度商人，华商在经营时间和成本上具有明显优势，他们延长营业时间，甚至在夜间也提供服务，使得华商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许多华商店铺从早晨一直开到午夜，即便打烊后华商也在店铺中睡觉，顾客如果在夜间购买商品，只要敲门叫醒他们就可以。然而，这种经营方式也引起了当地民众的担忧。1917年8月30日斐济立法委员会成员康普顿(R. Crompton)曾在议会上反映：“华商目前遍布整个斐济，最近，一家由印度人经营了20年的店铺因为承受不住华商的冲击，已经被迫关闭了在雷瓦河的分店。”[5]随着欧洲和印度店铺不断倒闭，华商店铺数量迅速增长。1913年，斐济只有113家华商杂货铺，到1917年已经增长到198家。到二十世纪初期，“在苏瓦的主要街道，几乎三步一间华人店铺。”[6]在乡村地区，华商起初以沿街叫卖的“行商”为主，主要向乡村地区的原住民销售钢刀、盐、布匹和珠子等商品。虽然此时岛国乡村仍实行公有制，民众共同劳动、平均分配食物，购买力有限，但华商采用“以物易物”、赊账等灵活的方法促成交易，能够获得充足的货源。此外，斐济的华商还前往甘蔗种植区向印度契约工人出售生活生产必需品，进一步扩大了经营地域。为了融入斐济社会，他们选择与斐济当地人通婚，与坚持族裔内婚的印度人明显不同。[7]

二十世纪初，随着岛国乡村之间的道路建设逐步完善，华商开始选择区位较好的村镇经营交易店，由“行商”转变为“坐商”，与城市商店一起形成庞大的华商网络。根据1921年斐济的人口普查数据，许多华商居住在斐济村子周围，他们从事的职业包括手工业、蔬菜种植、洗衣和零售店等。他们收购椰干等原住民农产品的价格较白人店铺要高，且距离原住民村庄更近。

斐济华商租地经营农场的历史也十分久远。1875年黄三(音译，Wong Sam)最早在莱武卡租到10英亩土地，租期10年，年租金12英镑，用于发展种植业。此后，华商纷纷效仿。到1917年，已有60多名华商在斐济租到土地，每人租地的面积在5-50公顷之间。 值得一提的是，斐济华商租赁的土地主要用于种植香蕉。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民众对斐济香蕉的需求持续上升，1899年，以郭标(George Kwok Bew)等人担任董事的澳大利亚悉尼华商公司永生果栏(Wing Sang)在斐济租地种植香蕉，每周向澳大利亚昆士兰北部地区出口7000束香蕉，但仍供不应求。为了抓住商机，华商不断增加土地租赁面积。例如，来自悉尼的生安泰公司租赁土地的总面积由100英亩增加到1000英亩，其中一半用于种植香蕉，在1902年的第一个季度便向悉尼地区出口了1万束香蕉。[8]为了保证香蕉供应稳定，华商在1910-1912年与原住民就香蕉种植问题进行谈判，达成促进香蕉种植业发展的共识。由于种植业利润可观，在1917年该行业成为仅次于零售业的华商第二大产业。

华商重振了大洋洲岛国的农业，保护了脆弱的生态环境。以斐济为例，西方殖民者开发斐济时往往“刀耕火种”，其粗放型的经营方式导致香蕉种植园大片荒漠化。到十九世纪末，香蕉种植产业已经到了消失的边缘，香蕉出口量急剧衰落，1908年斐济只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口了几吨香蕉。[9]华商接管辛加托卡谷地的香蕉种植园后，进行了精心管理，使斐济的香蕉产业再次繁荣，重新成为斐济等国重要的对外出口农作物，自然环境也得到了恢复。1908年斐济立法委员会上，议员萨瑟兰(W.M. Sutherland)曾评价华商的贡献：“辛加托卡谷地盛产香蕉，这里本已被欧洲人废弃了，是华商们重新进行了开发，目前斐济繁荣的香蕉出口产业是华商们努力的结果。”[10]1970年斐济独立后，香蕉成为国徽的重要元素。[11]由此可见，华商在大洋洲岛国地区的经营活动不仅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生态环境的恢复和文明进程的提升。斐济酋长洛克•推•泰立悟(Roko Tui Tailevu)在1917年6月13日的酋长委员会上明确指出，斐济村落的房屋多数是由在华商处工作赚得的资金建造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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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essie Ng Kumlin Ali, Chinese in Fiji, Institute of Pacif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2002, pp.11-12.

[2] Bill Willmott, “Chinese contract labour in the Pacific Islands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Pacific Studies 27 (2004): 161-175.

[3] Bessie Ng Kumlin Ali, Chinese in Fiji, Institute of Pacif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2002, p.49.

[4] Bessie Ng Kumlin Ali. “Quong Tart and early Chinese businesses in Fiji,” Journal of Pacific Studies 28.1 (2005): 83. 亦见孙嘉瑞：《斐济华人史话》，载《斐济华人The Chinese in Fiji: 1855 to 2015》，Suva: Chinese Association of Fiji, 2015, p. 56.

[5] Bessie Ng Kumlin Ali, Chinese in Fiji, p.106.

[6]郭又新：《南太平洋岛国华侨华人的历史与现状初探》，《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6期。

[7] Sanjay Ramesh, Hist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and Violence in Modern Fiji,Centre for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University of Sydney, 2010, p.12.

[8] Ching-hwang Yen, Ethnicities, Personalities and Politics in the Ethnic Chinese Worlds, London: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17, p. 385.

[9] “Trading by Chinese and other Aliens”, Fiji Legco. Debates, April, 1918, pp.56-59. 转引自Judy A. Wong, The Distribution and Role of the Chinese in Fiji, p.98.

[10] Bessie Ng Kumlin Ali, Chinese in Fiji, p.50.

[11] 王光年：《斐济华人》，《华裔世界》2004年第2期。

[12] Bessie Ng Kumlin Ali, Chinese in Fiji, p.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