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谈前夕我接触到的几件事 / 宋希濂

和谈前夕我接触到的几件事

宋希濂

一

    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２日，我和白崇禧同机由汉口飞到南京。大约是在２４日上午８时，参谋总长顾祝同约我到他的公馆去，我刚跨进他的会客室，关麟征也跟着到来了。顾祝同对我们两人说：“你们到溪口去见见总裁，我已打电话给空军周总司令（周至柔），要他派飞机送你们去。”（究竟当时是蒋介石有电话给顾祝同叫我们去，还是顾祝同自己的意思要我们去见，我一直没有弄明白。）我和关麟政于是日正午搭乘一架空军运输机到了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这个学校这时已经大部分搬空了，满地都是遗落的器材书报等。我们费了不少功夫才找到了学校的教育长胡伟克，这个一向性情活泼、谈笑风生的空军上校，这次见面，一点兴奋的情绪都没有，他劈头就说：“你们两位老大哥今天到这里来，既没有东西给你们看，也没有东西给你们吃，真是抱歉万分！学校奉命迁移台湾，已经大部搬完了。我们在１９３７年秋天曾被迫由这里转移到西南去，当时人人虽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但都满怀信心地认为一定会回来的。这一次搬家则完全不同了，大家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谁也不相信会有打回来的一天的。”他叫炊事兵弄了一些蛋炒饭给我们吃。约在下午３时，我们换乘一架小型运输机，不到１小时，就飞抵奉化机场。俞济时来迎接我们，同乘一辆小汽车行驶约半小时就到了溪口，把我们安顿在武岭小学楼上的一间房子里。５时许蒋经国来邀我们出去散步，我们沿着小溪缓步而行，谈话很少。由于心情沉重，也无心观赏风景。当晚在蒋经国家里吃饭，拉拉杂杂地谈了一些问题，多半是３年来失败的原因，而对前途怎样办，得不出任何的结论。

第二天早晨７时，俞济时来说蒋约我们上山去吃早点并谈话。于是我们同乘一辆小汽车沿公路上驶约１公里多后下来，在松林中循着一条小石板路走上山去，走了约１０００多步便到了蒋介石的住宅，这是修建在丛树中的一栋小平屋。我们在会客室坐下不到５分钟，蒋介石进来了，和我们点首寒暄后，便带我们到屋后去走走。出门后不到２００步，便是蒋介石母亲的坟墓，我和关麟征在墓前行了三鞠躬礼，蒋介石回礼并说“谢谢你们”。我们在后山一带散步眺望了一番，随即回来吃早饭。饭后，我们分别向蒋汇报了属于自己工作范围内及南京方面的一些重要情况。关麟征并谈到李宗仁征求他担任参谋总长职务的问题，向蒋请示。随后蒋介石向我们两人讲了一大段话，兹记述其要点如下：

（一）我们自黄埔建军以来二十多年的过程中，遭受过许多的挫折，但从未失败到像今天这样的严重。抗战胜利后，我们的军事力量，较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大得多，为什么在短短３年的时间里，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军事上失败的最主要原因，都是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太薄弱了！一个师甚至一个军，一被共军包围，只有几个小时或顶多一天功夫，就被共军完全消灭了。共军行动飘忽，我军常不容易找到它的主力和它进行决战。一个部队被围，如果指挥官勇敢沉着，选择要点，固守待援，本是我军捕捉和歼灭共军的最好时机。但每当增援部队快要到达的时候，被围部队就已被共军吃光了，结果总是扑了一个空，反而把其他的部队也拖得筋疲力竭，给共军以更多可乘之隙。就这样，使得共产党的力量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而我们则日益削弱。抗战期间，日军一个小部队，据守一个据点，我军以数倍乃至十倍的兵力，围攻多日不能克，就是因为日本军队有武士道的精神，他们的官兵视死如归。我们过去统一两广和北伐时期，能以少击众，以一当十，是因官兵具有“不贪财”、“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抗战期间，许多部队大体尚能保持这种传统的精神而英勇奋斗。但抗战胜利后，很多部队完全丧失了这种精神，尤以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你们现在带学生（那时关麟征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带部下，首先最要紧的就是要恢复国民革命军的传统精神，才能担负起救亡图存的重大责任。

    （二）共产党人和追随他们的一些党派及社会上的一些人士，对于我个人及国民政府，攻击诬蔑，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说政府是如何地横征暴敛，说我是如何的有钱，说老百姓对我是如何地痛恨等等，而我们党内也竟然有些人随声附和。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本党，本党同志不知一致团结起来对付它，反而这样离心离德，实在令人痛心之至！你们是我的学生，也是和我共过多年患难的同志，你们万不可轻信旁人对我的诽谤诬蔑。不仅这样，听了这些话，就应该坚决地进行反驳。

    上述两段话，是蒋介石这次和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他以相当激动的态度和语调，反复地阐述这些意思，足足地讲了半个钟头，我也记不得那许多了。

    蒋介石接着谈到外交问题，埋怨美国给他的援助还不够，政策摇摆不定，以致无论军事、政治、经济都大受影响。

    最后，蒋介石说：“去年（１９４８年）我在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不担任总统的职务，我是考虑到这样做有很大的伸缩性，我可以以党的总裁的地位 来担负领导的责任，而可避开正面负责的地位，对党国来说，对个人来说，都有好处。可以说，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但党内同志尤以一些老同志坚持反对，一定要我担任总统，结果因副总统的竞选问题，弄得党内意见分歧，离心离德，对外对内，都受到很大影响。现在我摆脱了国家行政元首的地位，今后可以总裁身份就重大政策问题表达意见，反而要好得多。”

    蒋介石讲完他原来准备要对我们说的一大篇话以后，稍为停息了一下，喝了几口白开水，接着对关麟征说：“我离南京前，曾和敬之（何应钦）、墨三（顾 祝同）谈过，叫你担任陆军总司令，何以尚未发表？李宗仁要你当参谋总长，这是他们企图分化我们的一种阴谋，你不宜担任。你以任陆军总司令为适宜。”蒋介石随即对我说：“如果和谈不成，共军必然渡江，今后西南地区极关重要。现在湖南境内的几个军，于必要时，应叫他们退到湘西去。如共军向宜昌、沙市进攻，你所指挥的部队，可转移到鄂西一带山地，你的司令部以设在恩施为宜，因为那里有飞机场，陈明仁兵团将来可退到芷江、沅陵一带。这些部队，应归你统一指挥，以巩固川东门户。此事你回到南京，可和顾总长、林次长研究一下，并把我的意思告诉陈明仁和在湖南的几位军长。”

    蒋介石说完后站起来打开会客室的门，叫站在门口的一个警卫去找俞济时来。没有几分钟俞济时就进来了，蒋介石嘱咐他编几本专用密码本交我带去给在湖南的几位军长。我和关麟征随即向蒋告辞，偕俞济时一道下山，约等了半个钟头，俞济时把三本密码本交我带给第十四军军长张际鹏、第七十一军军长熊新民、第一○○军军长蒋当翊，并要我对他们说今后可常和总裁直接联系。

    我们乘一架专机于正午在奉化机场起飞，下午１点多钟到了上海。商得飞行员的同意，决定在上海停留一夜，住在金门酒店。晚间上海市政府秘书长陈良来看我们。他原在军政部任军需署署长，和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他善饮酒，会讲笑话，任何一次聚会，有他在场，是不会寂寞的。但这次一见面就唉声叹气地说：“完了完了，我们已被共产党打垮，人心已经完全丧失，国民党的气数快要告终了！”

    ２６日上午１１时我们回到了南京，一同去见顾祝同，向他汇报到溪口见蒋经过。谈到关于关麟征任陆军总司令问题时，顾祝同说：“这件事，因行政院于２月初即迁往广州，还没有来得及提请通过。不料行政院搬到广州后，孙院长未和国防部商量，就由行政院通过决议，发表了张发奎任陆军总司令，既已造成了这个局面，目前不便马上变更，只有暂缓一个时候再说。”因此，关麟征之任陆军总司令，延到１９４９年８月才实现。在当时，陆军总司令一职，并无实权，尚且如此勾心斗角，可见国民党内部的复杂和矛盾重重了。 

二

    １９４９年３月３１日晚７时，李宗仁在总统府设宴欢送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我也被邀参加了。宴会后，李宗仁在办公室召开了一个为时仅两小时的重要军事会议。参加者有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张治中、林蔚、萧毅肃（林、萧两人当时都是国防部参谋次长）、汤恩伯（当时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王叔铭 （空军副总司令）、刘士毅（总统府军务局长）、关麟征、宋希濂等共１２人。会议讨论了下列３个重要问题：第一，加强长江防务部署。由萧毅肃报告长江沿岸兵 力部署概况后，会议责成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及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命令各部队严密防范共军南渡，并就海军沿江巡逻、空军分区侦察以及交通补给等问题，作了必要的决定。第二，将驻新疆部队东调。国防部提出，认为战线过长，兵力不敷分配，新疆驻兵将近１０万，在目前情势下，似无必要，建议将驻新部队的大部分东调。李宗仁、何应钦都表示回意，询张治中意见（张那时是西北军政长官）。张巧妙地答复说：“将驻新部队东调，我不反对，但路程遥远，无论步行或车运，均不简单。 最好由国防部电召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来京研商后，再作决定。”李宗仁接受张的意见，嘱国防部照办。（其后陶峙岳依据张治中的意旨，一再拒到京、穗开会，形式上接受国防部要驻新部队东调的命令，以要求大量开拔费为借口而拖延时间。随着形势的变化，甘肃全省解放，新疆部队遂于９月间起义投向人民。）第三，１０个美械师的分配。１９４３年蒋介石计划在长江以南地区重新编组１５０万至２００万军队，在各地设立了许多新兵编练司令部。当三大战役的序幕刚揭开时，蒋介石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多方面拼命作垂死的挣扎。他于是年１０月密派郑介民（国防部次长兼保密局局长）赴华盛顿接洽美援。郑介民在美活动了一个多月，得到魏德迈等人的帮助，获得了１０个师的美械装备（这是郑介民于１２月从美国回来后当面告诉我的）。这些装备，于２、３月间陆续运到了上海及台湾等地。这次会议上，白崇禧提出要求分配给他４个师的装备，说他在广西有几个新兵训练处，在武汉有两个新兵训练处，兵员已大部征足，急待配备武器，进行训练。顾祝同则谓现时全国设立的新兵训练处甚多，人家都要求领发武器，此事必须由国防部按照实际情况，统筹配发。白崇禧借此大发牢骚，说：“过去许多好武器，能打仗的部队不发，不能打仗的部队倒发了，结果都送给了共产党。现在局面弄到这个地步，你还想操纵把持吗？”（白这番话是对顾祝同说的，实际是指蒋介石、何应钦等。）顾祝同也不甘示弱，立刻进行反驳。一个坚持要４个师的装备，一个坚持不肯，相互间顶起嘴来，声音越说越大，意气愈来愈盛，弄得脸红脖子粗，大有互相辱骂甚至动武之势。何应钦看见情形不对，连忙劝他们两人不要争吵，说此事待他仔细研究一下，再请示李代总统决定。一场激烈的争吵，算是平息了。以后听说分给了桂系两个师的美械装备。最后，李宗仁说了几句勉励的话，就散会了。

三

    我于和谈代表团飞北平后的第二天离开南京。这次在南京共住了１１天，也是呆在都城的最后一次。在这１１天中，凡所接触过的人，除张治中对和谈还抱有几分希望和信心之外，其余都是一片悲惨的绝望哀鸣。例如２０年来为蒋介石所最亲信的参谋次长林蔚，向来是一个说话十分慎重的人，有一天我在他的办公室和他谈到前途的展望时，他摇头叹息地说：“国民党几百万军队，都是二十多年积蓄起来的精华，现在几乎被共产党完全歼灭了，局势败坏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共产党提出的和谈条件，实际上就是叫我们投降，有什么和谈可言？我自当幕僚以来，很少携带手枪，现在我把手枪随时佩带在身，准备万一被共军抓住，我就自己了结自己。”又如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大革命北伐时期，我就和他在一个团共事，又是常在一起下棋的棋友，这次一见面就说：“老弟，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那样好的一个局面，想不到只有三年功夫，就会失败到这个地步，真是像做梦一样。”

    他站在空军总部的台阶上指着小营附近的一片新房子说：“这些都是空军几年来修盖起来的，有的尚未完工，现在得让共产党来住了！”言下不胜唏嘘感慨。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6册，第216-21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