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号院位于两条胡同交界处路东,整个院子都是桂华姥姥的财产。大院的门洞狭长,阴森森的通道旁边摆放着一具黑黢黢的棺材。棺材是给桂华姥姥准备的,好多年了,每年都要重新涂一遍漆。住户们早已习以为常,外来者大多会感到几分恐怖。桂华姥姥家是靠开澡堂子发家的,解放后她家浴池公私合营了据说至今仍在继续营业。文革前每次洗淋浴收费是两角六分,肥皂是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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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路西最南端的十二号是个小杂院,由于地势比较低,院门在凹下去的位置,门口彷佛是个大坑。每逢雨季院子里就会积水,到处都是泥汪汪的。院子里面只有南北两排总共五间房屋,住了四户人家。五间低矮的房屋大同小异,门和窗的框架扭曲着,油漆早已剥落。窗棂上糊着白纸,只有中间一块是玻璃。北边靠近厕所的两间屋子住的是姓李的一家,男主人是工人,每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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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家住在京城的胡同里,五十余年过去了,梦中的家始终都没有搬离。胡同虽小但也有几所精致的四合院,原先住的大多是非富即贵的人家。解放后国家机关接收了房产,将其改造成了职工家属宿舍。小胡同里更多的是破旧的大小杂院,有的曾经是小庙,也有的就是平民老百姓的居所。小胡同是南北走向,夹在两条大胡同之间,两条大胡同的东口都衔接着商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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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是位独居老人,他的姐姐珍妮和妹妹琳达也都是七八十岁的孤寡老人。他们都不曾结婚,也没有子女。彼得的家族是有长寿基因的,他的父亲活到了九十几岁,母亲在一百零三岁离世。退休前彼得是个法官,几年前他搬到乡下,我们成了邻居。琳达家距离不太远,步行只需十几分钟。几英里以外的小镇是他们的老家,珍妮一直住在那里。前些年珍妮每天都去照顾老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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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是多灾多难的,好像流年不利。年初感染了新冠肺炎,接种了四剂疫苗,熬过了三年,最终还是没有逃过病毒的余孽。
起初的症状是嗓子疼,几个小时后开始发烧,Covid-19病毒检测呈现阳性。体温从三十六度迅速攀升超过了三十九度。浑身冷的瑟瑟发抖,所有的关节都酸痛难忍。没有食欲,仅仅是为了活命,强迫自己勉强吃点儿东西。很想喝一杯热开水,却没有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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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失眠困扰着我。仔细想想,我的失眠大约是从四岁开始的。那时候我在寄宿幼儿园,幼儿园规定每天必须睡两个小时的午觉。我经常睡不着,尤其是周三以后从家里带去的零食都吃光了,躺在床上特别想家。生活老师为了监督我,特意把我的床安排在紧挨着她的位置。每次老师来检查时,我都赶紧假装睡觉。紧闭的眼皮仍在微微抖动,总是被老师一眼识破。我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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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已经故去十二年了,一直惦记着写点儿东西纪念她。
姐姐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从小备受家人的关注和呵护。在母亲眼中,姐姐是最聪明最漂亮的。母亲总是用心地打扮姐姐,给姐姐梳长辫子,而把我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家里的相册里大部分是姐姐的照片,哥哥和我的照片加起来也找不到几张。
全家五口人都是A型血,母亲说我们属于链球菌易感染群体,更容易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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莹莹比我小几个月,她出生的时候,唐姨已经快四十岁了。莹莹是唐姨的掌上明珠,真的是捧在手里怕弄碎,含在嘴里怕融化。唐姨不知道如何疼爱莹莹才好,导致她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差,特别娇气经受不起一丁点儿的委屈。
莹莹没有上过幼儿园,在小小的庭院里长大,几乎与外界隔绝。到了上小学的时候,她仍不会自己穿衣服。唐姨经常端着碗,满院子追着莹莹喂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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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我应邀去罗茜小姐家过圣诞节,她家位于英格兰西南部达特穆尔国家公园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经过了长达四个多小时的颠簸,我所搭乘的长途汽车终于抵达了村庄所在的小镇。
下车的时候我觉得有些恍惚,大雪过后到处都是白皑皑的,仿佛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似的。恍惚之中发现眼前站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她非常友善地问我的名字。原来这位老人就是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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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和姥爷都是山东人,两个人的老家相距不远。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定下了娃娃亲,按照当地的习俗女大三,抱金砖,姥姥比姥爷年长三岁。
我从未见过姥爷,他在我一两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从留下的照片看,姥爷眉目清秀,颇有几分时装杂志上美男子的气派。母亲也说姥爷相貌英俊,身材伟岸,一表人才。
姥爷读过私塾,上过洋学堂,通晓俄文,也会讲日语。姥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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