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贞存了这个念头,觉得跟着共产党走是一条近在眼前的光明大道,于是在饭桌上、枕头边开始做丈夫的工作。翟青山却模棱两可,含糊其辞,有时说国民党确实不如共产党,腐败透顶,丢了江山活该;有时却又说共产党手段太狠,合则用,不合则弃,翻脸不认人。眼看国民党统治行将崩溃,可丈夫仍然难以捉摸,于贞不禁忧心如焚。她知道越晚投靠共产党,翟青山就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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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时我还去看过二嫂一次。她的单位是纺织部,距天安门不远。“反右”以后,二哥被下放湖北农场劳动。我俩虽然同为“右派人士”,但他戴帽我不戴帽,他挨处分接受改造,我则志愿开发边疆,所以政治待遇仍有很大不同。曾几何时,二哥在部队扶摇直上,如今却一落千丈,这让二嫂情何以堪?
二嫂是一位积极要求上进的女性,这与她自己的家庭背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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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后,我去西郊北蜂窝大姐家落脚。她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大的刚入学,小的还在上幼儿园。一家4口住在两间平房里,大间12平米,小间8平米。这是铁路局修建的职工宿舍,跟老北京的大杂院差不多,几户人家围成一圈,共用一个厕所和水龙头。我一来就更挤了,晚上只能支起行军床,跟大姐夫睡在小间。不过两个孩子对我都很欢迎,因为我会带她们出去玩。父母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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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一月末,离春节还差20来天,车厢内已经相当拥挤,不时有乘客叫喊丢东西了。我坐在靠过道处,倍加小心,生怕给小偷送了压岁钱。好在我们两个对排座位上的6位都是转业军人,虽不属一个农场,毕竟声气相通,于是一路上互相照应,轮流睡觉,但留两人值班——两人可以聊天,防止打瞌睡。我是夜猫子,值班时间最长。列车停站时,我下去抽支烟,透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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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载大豆的车是陆续抵达的,大家按排队顺序一批批地走,每辆车只能上5人。我等到夜晚9时许,终于和四位难兄难弟兴奋地爬上了车。大家挪动沉重的麻包,弄出一个凹进去的窝来,挤在里面,既能挡风又不会被颠出去。一个钟头前,我查看了调度室门外的温度计,知道气温已是零下26度。俗话说:宁穿一层棉,不穿十层单。我在麻包上躺了半个小时,就有重回大草甸地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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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终于熬过去了,我打了请假报告,要求回杭州探亲。由于农场生活太苦,许多人都想回家缓缓劲,可是领导得看其表现来定。我的运气不错,探亲假批得很痛快,并且一下子给了六周。听说麻永昌在新场也想回家,请假理由是母亲患重病,要回上海看望。他比我早递假条,到了文守道手里,却迟迟未获批准。文守道其时已被石涛正式提拔为副场长,分管人事、宣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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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年开始,我的调动频繁,将良种站所属的3个生产队都转了一圈,担任的工作有文教、统计员、代理司务长,最后是站部的青年干事。这事现在想来有些奇怪,好像是上面有意安排的,每样工作干四五个月就换岗,所以一年多下来,我跟全站六七百号人都混了个脸熟。那段日子朋友聚在一起就谈吃,千方百计要搞到吃的。王震推行的每月只交6元伙食费的廉价共产主义已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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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全国陷入大跃进造成的空前灾难,我场自然不能例外。让我先抄录两段农场志,以便对全场情况有一个总体了解:
“1960年春季,更是阴雨连绵,从4月到6月正是播种季节,降雨42天,达2723公厘,比历年同期多1168公厘。当时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一片干,土地泥泞,机车趴窝,播种机瘫痪,圆盘耙不转。’
“当时因为经济困难,搞不了基建,发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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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农校是个绝大的错误。几乎从报到那天起,我就琢磨再换一个地方。新场肯定不能考虑,一是好马不吃回头草,二是实在受不了石涛的折腾——我不否认他是个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比张挺和周林更友善。他的革命事业搞得轰轰烈烈,视我们则有如劈柴。然而农校“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也没有什么前途,呆下去只能自生自灭,唯盼老天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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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营地还有两三里,我们终于遇到前来接应的“窨友”。那晚直到临睡前,都没人觉出有什么异常。地窨子里的味道比厕所强不到哪儿去,不少人晚饭后宁愿呆在外面烤火,或到别处蹭暖,耗到9点钟再回来睡觉。躺下去好半天,才有人注意到今晚的铺位特别松快,紧接着又有人发现邻铺是空的。排长一听不对,赶紧起来把马灯拧亮,叫各人依次报数,终于发现少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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