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斗狼
老烟记事
【赵股长大概具有精神分析师的某种潜质。那天和他谈完话回家后，我忽然忆起66年4月离京时，因为随身行李太多，就将最早的一份旧稿扔在大姐家的床下了。现在苦恼变成焦虑：不知大姐是否把它当废纸卖了——我当时心灰意懒，就那么随手一塞，未向她作任何交待。
赶紧去信询问。不久得到大姐回复：稿子还在。真是皇天怜我！过了几日，我收到一捆稿纸，于是正式住进免费舒适的客房。
这件事又成为新闻，在总场部传开了。不时有些来自生产队的喜爱文学的知青登门造访，还把自己写的稿子带给我看。谈得投机的（当然指男的），有时就在对面那张空床上住一宿再回队。在他们眼里，我享受的是天堂般待遇，因此我的形象也被放大了。写几十万字的长篇对他们来说难乎其难，加上我的旧稿中确有一些源于火热生活的东西，是他们未曾经历过的，故而博得他们的钦佩和赞赏。
但我那时的心情并不舒适，因为创作思路不明确。我在中青社受到“三剑客”的一通教训，应该说相当全面，否则我也不会感觉体无完肤。然而时过境迁，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我必须“站在现在的思想高度，去审视过去的历史事件”——这是出版社的组稿要求。其实66年4月阙道隆已经对我作过评判（390章）：“思想表现不高，停留在58年的水平。当时的理想，应该用现在的要求来衡量和调整，如城乡结合、消灭三大差别。”但是他那时也站不到现在的思想高度，“城乡结合、消灭三大差别”与文革中天天喊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挂不上什么钩。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这回我不急于动笔，而是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搞大纲——纲举目张嘛，省得我写了几十万字，又因为“主题思想不明确”而被枪毙。爬格子的辛苦并不比扛麻包少到哪里去，上回在中青社遭的罪，让我几年里对写作都产生不了什么兴致。此次若不是赵股长礼贤下士、热情相邀，我才不会放弃进山拉柴火的乐趣，重新操起码字的营生。
为了提高路线斗争的等级，我在大纲中制造了一个手眼通天的大反派“吴逸群”——从名字就可以看出，脱离群众嘛！他身为第一副场长，却通过在垦局的后台，把坚持正确路线的场长排挤走，从而得以和党委书记对抗，在凌河农场大肆推行右倾路线。他在苏联受过培训，回来又在苏联援建的农场担任过农业总技师，言必称“苏联”，因此是一个地道的苏修。他自视为专家，不相信群众的创造力，想方设法抵制“五边方针”，主张按苏联的办场经验搞“小脚女人走路”，因此从骨子里反对“大跃进”、反对“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右倾保守主义在农场的典型代表。
有了这样一个掌握实权的反面人物，我就可以让他在农场每一次遭受挫折时向党委书记发难，这样便引出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在搭架子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赵股长的鼎力相助。为了让作品能够赶上潮流，他先后找了两个在垦区发表过短篇小说的知青，来帮我设计情节。又应我的要求，把下放到四分场的吴立人叫来，向我提供相关素材。作为原副场长，“吴大吹”了解农垦总局的许多内幕，以前出差就爱跟我瞎聊。我在运动中把他解放出来，他自然对我有求必应，在招待所里住了一个多礼拜才走。吴逸群的原型之一就是王正林，因为吴立人跟王特熟，提供了太多的料，我不往里加都觉得对不住“正林局长”。
赵股长之所以对我“重点扶持”，其实不光是为了完成兵团下达的任务，还想借此机会为现役军人接手农场歌功颂德。所以他希望我把这部小说扩展至当前，如此才能真正“反映时代精神”。这份厚望我却不敢轻易接下。文革以来派性斗争频仍，你方唱罢我登场，很难说现役军人就是最后的胜利者。等我刚刚歌颂完，他们就倒下了，该如何是好？我现在重打锣鼓另开张，远不如在中青社那会儿有干劲了，倒有一半是图招待所里的安逸享受。倘若因此又陷入派性斗争，那可大大的不上算。
现役军人进场以后，虽然结束了武斗的混乱局面，可也没干多少正经事，因此在职工中普遍形象不佳。有一次，李团长在一群“瞎参谋烂干事”的前呼后拥下，来到一队的地号，当时我们正在给玉米施把肥。团长穿着白衬衫，戴着白手套，走过来装模作样地抓了一把。因肥料里面拌有马粪，气味不佳，他马上丢在地上。然后拍拍手，心不在焉地问几句，就离开了——估计要赶紧找个地方把手套扔掉。农工们指着他的脊梁骨议论纷纷，说这是什么领导作风！
再说那位姓王的政委，长得挺富态，白白净净，平日总爱去招待所。里面的服务员多半是来自京沪的女知青，有些姿色。他跟她们混得很熟，聊天、开玩笑，一呆就是几个小时。我在写作期间经常见到他，一副色迷迷的模样。据说顶层有一间客房供他专用，从不对外，但我没有上去见识过。】
202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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