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牢山,这个山名咋听都觉得不舒服,太悲伤,太抑郁。我不知为何前人将这雄伟壮丽的山脉用了这么个名称。但我们无法更改。哀牢山的平均海拔在2000米以上,山峰连绵,山陡林密,沟壑纵横,地形极为复杂,自古便被视作瘴痢之地。
就在这个哀牢山区,我生活工作了整整8年。
哀牢山区里住着好几种少数民族。深山丛林里的小寨,历来缺医少药。有一天,正当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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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赴云南插队50周年前,我重返哀牢山。在那里,曾经流淌着我们的汗水眼泪,吮吸着我们的青春岁月,磨砺着我们的意志品质。50年后,我再回到那个傣族山寨,乡亲们已经搬迁,许多曾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傣族老乡已不再人世。
在乡政府领导的协助下,我们好不容易召集到十几位还记得我们这些知青的傣家老乡。我请他们吃饭喝酒,感谢他们那几年对我们的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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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前,我们身体健康,很少生病。看到别人痛病,总不以为然,“人吃五谷,焉有不病之理。”我们常用这句话来敷衍生病的人。
下乡前,我们还年轻,不懂什么传染病会致死,所以无知无畏。
下乡前,我们没有照顾病人的经历,没有医学常识,不懂艰辛。
下到傣族村寨后不久,村里要杀牛了。小孩子们异常兴奋,到处奔走相告。杀牛地点就在打谷场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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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吉恩·科恩(GeneCohen)曾经说过:“好些人已經退休,這意味着他們有时间去做他们一直想做的事情。他們思考的问题是:如果现在不做,什么时候去做呢?”我已退休,我有时间去做我一直想做的事情了。但是,我想做的事太多,我必须一件件事抓紧时间去做。如果现在不做,什么时候去做呢?寻根是我诸多想做的事的清单中位于较为前面的事项。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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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回国,在国内著名大学的学生宿舍楼下,除了遍地的电动车外,还有公共琴房,但那琴是锁着的。去年和今年我去那大学时都住在琴房附近,经常在那儿溜达,没有听到任何琴声,那“生命如歌”的智慧铁盒子琴房一直锁着。我曾请一位本校的老师用她的工作卡试试能否打开琴房,因为我很想看看那儿锁着怎样的琴。遗憾的是,那位当领导的老师都无法打开那个铁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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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云南哀牢山区傣族山寨同一公社插队的“宋姓知青”死了。
我心中浮起一阵悲凉,感到难言的忧伤。这不完全是对他这个人的哀悼,因为我与他根本不熟,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话,而是那年代所经受的愚昧,专横的控制,仍残留在心。宋姓知青的死,引起阵阵刺痛。
“宋姓知青”之所以令我们这些与他不同大队、不同村寨的知青都记住了他,是因为一场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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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我不怕蛇。上中学时,文革开始,学校停课。我们被安排去郊区农村学农。在水稻田里,我们看见水蛇出没。不知哪位同学说,蛇皮很漂亮,可以收藏,高级的蛇皮可以做皮包、皮鞋。只是,我们这些女中的学生,大多数是见了蛇就惊呀尖叫,没几个人有胆量去抓蛇。不过,我就是那几个特有胆量的人之一,我敢抓蛇。老乡告诉我们说,抓蛇要抓蛇尾,拎起蛇尾抖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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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牢山的傣家人住的不是竹楼,而是土房。上层住人,底层是仓库或猪圈、牛棚。2018年所看到的土方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生产队分配给我们知青住的地方也是用土坯盖的在打谷场边上的仓库。那仓库中间有半堵土墙,把仓库隔成两间房,我弟和JM住一间,我们四个女生住另一间。我们集体户的六个知青在土房前留影五十年后我们知青住的土房仍在土房子没有窗户,据说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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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离开上海赴云南插队的那天,红旗招展,锣鼓震天。我们在热烈的欢送声和阵阵的锣鼓声中来到学校集合,乘坐专用的公共汽车去火车站,再由一辆专列送我们几百位上海知青去云南省府昆明。
出发前不久,我们临时得到通知,我们将从上海的非正规客运站桃浦火车站上车赴云南。桃浦离市区较远,许多家长都没办法为自己的子女送行。我哥为了送我和我弟弟,召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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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4月21日是我难忘的日子,那天我离开上海赴云南哀牢山插队落户。我的命运从此扭转。
2018年,哀牢山的坝区
1968年,毛泽东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于是,全国所有的中学生都被安排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学校早已停课,学生们由学校安排去各地农村。
当下的哲学名人常教导年轻人要学会作出最佳选择。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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