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抗战时期
放暑假了, 有一天,我和二哥正在吃西瓜, 突然听到父亲讲: 日本兵在芦沟桥打起来了。(这就是七七事变,中日战争的开始)我和二哥都愣住了, 一声不吭地听着父亲讲话; 又俏俏地听到收音机里的宣传:“要抗战到底!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等”。 母亲主动的拿出一只金介指去捐献了, 次日还在《馀姚日报》上以头版头条的消息登载“赵夫人为国捐献金介指一只”; 我可怎么办呢? 心里不断地在犹豫,又等了几天, 听到收音机里讲, 要开展一分钱运动, 即动员小学生把吃另食的钱节省下来, 每天捐一分钱, 支持抗战; 我的劲头来了, 从那天起, 我就 每天到中国银行去交一分钱, 心想我支持国家,一定要打败日本。
开学了, 学校照常上课, 我已是三年级的学生了, 当然是要去的; 上音乐课时, 音乐老师教大家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这是我唱的第一首抗战歌曲; 在校听到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位同学讲: “火车站要搬家了, 他们把钢轨都拆下来, 准备带走。” 我出于好奇心, 放学后, 就和这位同学一起去火车站, 看到有不少工人把枕木抬在一旁, 把钢轨抬到远处的一个坑里, 准备埋起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回家后, 不等我开口, 就听母
亲讲:“房东要搬到乡下去住了”, 我们怎么办? 正在犹豫着, 等到父亲回来, 他一进门就说:“要逃难了, 你们赶紧把东西整理整理吧!” 接着我就把看到的事情讲了出来, 父亲讲:“拆毁轨道是为了防止日本鬼子直趋而入”。 好吧! 这一下可明白了, 准备逃难, 大家赶紧整理东西 , 母亲把我和二哥的内衣衣袋里都装满了钞票, 并用针线缝得牢牢地。
一两天后, 父亲说:“因为上海已被日本鬼子占领, 我们回家的路被堵, 现在只有和于书记官合伙包一辆军用大卡车, 绕道而行”。 原来选择的这条路线是乘汽车到金华(于的家乡)后,转乘火车到南昌, 再转车到九江, 然后坐船回到淮安;我们五人(父母亲、二哥、我和俞三)就这样的跟随着上了车; 在车上我是因晕车而吐得一塌糊涂, 就睡在母亲的怀里, 什么也管不了; 浙东因是丘陵地带, 山多, 故公路是随着该地区的地型绕行, 当车行到永康至东阳的一个半山中间, 转弯时突然翻倒了, 那时我感到一条腿特别痛, 就大喊“救命”, 因为翻车后, 人与行里都翻到一处, 一时脱不了身, 还要等大人们一点一点的理顺, 才能把我拖出车来, 出来一看, 原来是母亲带来的一热水瓶开水倒在我的腿上了; 在这半山中, 好容易等来了一辆客车, 父亲叫俞三陪同我们(母亲、二哥、我和于的家属)一起挤上车去, 他和于书记官二人留守着看管行李, 我们到了东阳后, 母亲在车站包了一辆车, 把留守的人和行里都接了过来; 然后, 又乘车到了金华, 于书记官要回家了, 他在分别前,给了父亲一个地址, 并说:“你往后如有困难, 就来这里找我, 我们再在一起渡难关吧!” 父亲感激不尽, 就按照原定的路线, 经过南昌, 到了九江; 住在靠长江边的一个大旅社里, 想等船回老家; 谁会想到南京又被日本鬼子占领了,而我们要坐船, 南京是必经之路, 怎么走得了呢? 等等看吧!
等了好几天, 传来消息说:“日本鬼子在南京是见人就杀, 根本不能过去”。(这就是南京大屠杀的消息)怎么办呢? 这时就想到于书记官给的那个地址了, 即按原路返回, 找到了于的住处, 是在金华城外的一个小集镇上, 有一处宽敞而豪华的庄园, 在那里住得也很舒畅; 但过了几天, 又听说金华也很危险, 于说:“只有上北山才安全”,于是, 我们和于家人一起准备上金华北山。
从于家上北山有四十里山路, 怎么走呢? 经研究, 顾一些挑夫挑行里, 用一把椅子绑两根竹竿当骄子用,可以抬着母亲走, 父亲、二哥、俞三都是跟随步行, 而我嘛! 于想出一个办法, 叫我坐在一只箩筐里, 另配一件行里, 叫一名挑夫挑着上山; 安排好了, 一起上金华北山。 走一路那挑夫是不断地要换肩, 因此, 我是被他换得一时在他的左边, 一时又在他的右边; 开始还好, 等到上到半山时, 他把我放到靠高山的一边, 我感到很好, 但他一换肩, 我就换到了悬空的地方, 看下去是很深很深的山谷, 好怕人呀! 于是, 我就坐不住了,并要喊叫起来; 这个挑夫就吓唬我说:“你再喊再动, 我就把你摔下山去”。 把我吓坏了, 出了一身冷汗, 而紧闭着眼睛听天由命吧!
在北山, 住了不到一个月, 父亲与浙江省高等法院联系上了, 说丽水县缺法官, 于是父亲就到了丽水地方法院当推事, 我和二哥也就进了学校, 在这里, 又遇到的困难是言语不通, 虽然我仍是上三年级, 但因听不懂话而又要当木头, 感到很没趣; 但时间不长, 很快得知五叔带领住在淮安的全家人到了上海(仅祖父一人留守在淮安), 在上海由五叔安排在英租界里的三马路(汉口路)32号, 是一座高大洋房四层楼中的一个单元(原是一个单位的办公室), 内有五个大房间加一个卫生间, 分配给五婶、四婶、大嫂、和母亲各一间, 另一间作为厨房和媬姆居住。
在1938年的夏天, 按照五叔的安排,我们就到了上海, 母亲见到大哥, 就抱着他大哭, 又见到了大嫂, 怎么大嫂头上裹了一条约三寸宽的布条? 母亲忙问: “毓娴你是不舒服吧”! 五婶在一旁答到:“大少奶奶在做月子, 生的是一个女孩(赵家萱)”,啊! 我多高兴呀! 我不仅可以大声的喊大嫂, 而且还有侄女了。 接着, 找到在四马路(福州路)与四川路的交叉口附近, 有一所流亡学校,即苏州中学并带有附属小学, 于是, 大哥、二哥、三哥、五弟和我都可以在同一个学校读书了, 这个学校, 仅有几个教室; 因此, 每个班级, 每天只能上两三节课, 教室是轮流着用的; 所以空闲的时间很多, 在该校我仍是上三年级, 感到功课很轻松, 老师的话, 也全能听得懂, 而且我的成绩在班级中还能名列前矛呢!
一切都安排妥当后, 父亲一人就回到原处去上班了, 母亲经常带我到大马路(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购物,和到八仙桥的黄金大戏院看京剧; 星期天,我和二哥总喜欢去看一角钱的早场电影等; 我和二哥经常是吵吵闹闹地, 两个要强的孩子在一起,谁也不肯让谁; 但是有一次, 我们两人不仅是吵, 而且还动起手来了, 他用放在桌上一只已经干透了的佛手, 扔在我的头上, 把我的上额扎了一个洞, 当时是鲜血直流, 我就放声大哭, 泪水和血水淌满了衣襟; 母亲看了, 气得不断地用手打他, 大嫂说:赶紧到药房去买“七厘散”, 不仅能止血, 而且还不留巴痕。 从那以后二哥总是让着我,就不再跟我吵了。
那时在上海的马路上, 看到一些警察在指挥交通和维持秩序等, 他们都是印度的黑种人, 头上都裹着不同颜色的纱巾, 大家都叫这些警察是“红头阿三”, 啊! 这里是英租界呀! 中国人的地盘, 给外国人管理。 住在这里的中国居民, 都要听从英国人的指挥; 为了不受日本人的欺负, 我们只得靠洋人来保护, 想起来, 真是可恨而又可耻!
到了冬天, 祖父也来到上海了, 原因是: 他在清光绪年间曾留日三年学法制, 回国后又在湖北省做过县官, 因而日本鬼子要他在淮安当维持会会长, 他因不愿当汉奸, 就把家园托付给两个可靠的佣人, 然后逃了出来。 (关于祖父的生事已被淮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刊登在《淮安文史》中。) 他到上海后, 考虑到方便起见, 五叔就调整了一下住房; 把大嫂的房间给祖父、大哥、二哥三人居住, 而大嫂和家萱住到母亲和我住的房间里来。
又过了一年的秋天, 我已上到四年级了, 父亲再来到上海, 说他已到浙江省义乌县当推事了, 那里比较平稳, 要接母亲和我前往, 将二哥留在上海同大哥一起读书; 因此, 我和母亲又随父亲回到了浙江。 到了义乌之后, 住在一个四合院内而与房东合住一处, 我就把带来的四年级课本在家自习了一遍, 那时我还经常和二哥通信, 互相交流各自的生活情况; 寒假后由一个法警带我到义乌县稠城镇中心小学去插入春季班的五年级, 这里的语言, 和上海话近似, 能听得懂, 功课也能跟得上, 一切都很顺利。
这时, 已是1940年了, 因为日本鬼子经常用空袭来干扰, 我们在校的时候,听到空袭警报, 老师就拿了一块小黑板, 带着学生到附近一个小山坡上 的树林里, 把黑板挂在树上, 继续上课; 若紧急警报发出, 就意味着敌机即将来临, 老师就叫大家扒在地上, 以防飞机轰炸时受伤; 星期天, 在家里听到空袭警报时, 我就拿一把剪刀、一个篮子, 和父母亲一起逃到田野处, 他俩找一个低凹处坐着, 而我就到田梗上去挖荠菜, 当飞机飞到头顶时, 我就扒在田梗旁边躲避它, 警报解除后, 我还能带回一篮子荠菜, 可以美食一餐呢! 因此, 我是一点也不害怕, 而且还认为很好玩! 可是有一个星期天, 发生空袭警报了, 我们仍旧按照原来的规矩办理, 到经常躲避的地方去; 这次可不同了, 飞机来后, 在头顶上转来转去, 那几架飞机飞得很低, 就连飞机上的人, 在下面都能看得到, 飞机飞过头顶时, 发出一阵可怕的声音, 我们只有扒在田梗边, 一动也不敢动; 这些飞机转了好几圈后, 丢下了几十颗炸弹, 那炸弹的响声几乎是把耳朵都要炸聋, 飞机走后, 抬头一看, 只见一片火光, 盖满了半个天; 原来是火车站的一批军用物资(汽油)全部被炸而烧光了。 为什么日本鬼子的飞机会知道这里有汽油呢? 分明是有汉奸作怪, 真可恨!以后,日本鬼子的飞机经常来干扰, 有时还要丢几颗炸弹; 我们是真的害怕了,吃尽了逃警报的苦头。 父亲他们的单位就定在晚上上班办事, 而白天都在逃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