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文心
语言、文化、思想、艺术
每一款苹果新手机推出，即便价格不菲，人们仍然趋之若鹜地升级。原因之一，或许在于新款手机往往比旧款拥有更多像素。像素越多，图像越清晰，而人们总是偏爱清晰。
人有两种常见的毛病，叫近视眼和老花眼（本人两种毛病皆有，深以为苦）。有近视眼或老花眼的人，看东西常常模糊一团。虽然从生理学、物理学上都可以得到解释，但我们不妨姑且称之为“眼素太低”。眼素太低的人，通常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自己患有此病。这多半是因为存在对比：近视者看远物模糊，走近则逐渐清晰；老花者看近物模糊，放远一些反而清楚。正因为有了对比，人才知道自己“有病”。
然而，人还有一种更隐蔽、也更麻烦的毛病，叫作“脑素太低”。脑素低的人，思想事物时往往一团模糊。胡适在《差不多先生传》中，正谈到这种毛病：
他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省？”
他说是陕西。
先生说：“错了。是山西，不是陕西。”
他说：“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
胡适说，“差不多先生”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我倒觉得，这种说法未免过于妄自菲薄了。“差不多先生”并非中国人的专利，而是全世界人的代表。
事实上，可以说一句：“人之初，脑素本低。”正因为如此，人需要受教育——不仅是学校教育，更是家庭与社会环境中潜移默化的教育。当家庭、社会、学校未能给予个人适当的“脑素”训练与滋养时，个人便长期停留在“脑素未发展”的状态，也就成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差不多先生”。比如说，有人写文章，动不动就是“中国人如何如何，外国人如何如何”，这样的作者十有八九脑素很低。所谓“外国”，是指中国之外的所有国家，而这些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异，天差地别，远甚于山西与陕西之间的区别。而在他“脑”里，这“外国”却是无分别的模糊一团。
问题在于，当下的社会教育环境实在令人忧心。从前发表文章、出版书籍，多有编辑审稿把关，脑素太低的文字较难流通，因而社会影响有限。自从自媒体兴起，情形大为不同：低脑素的文章、视频、书籍铺天盖地而来。自媒体已成为社会环境中极为强势的一部分，其影响力恐怕早已超过家庭和许多传统社会机制。低脑素的自媒体迎合并塑造低脑素的个人与家庭，而这些低脑素的个体，又不断再生产出更多低脑素的内容，如此循环往复，且“人气”旺盛。长此以往，社会整体的脑素水准，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需要强调的是，“低脑素”这一毛病，与一个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关，与性别、贫富、地域也无关，更与其挥舞何种旗帜无必然联系。爱挥舞“爱国”旗帜者之中，固然不乏低脑素者；高举“反封建”“民主”旗帜的，也并不意味着脑素自然就高。口号与旗帜，往往正是一些诱人的“坑”，使人安于一种低脑素的人生，正所谓“井底之蛙”。
脑素低的人，往往并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因为他看不见对比。而要看出脑素高低的对比，本身就需要一定的脑素。从单细胞生物进化到人类，需要几十万年；从一个低脑素的幼儿，成长为具备一定分辨力的成人，也往往需要数十年的持续发展。
所谓“脑素”，在传统中文中其实早有对应的概念，即“识”。中国旧有“德、识、才、学”之说，正说明古人已意识到“识”与“才”“学”不同，更与“德”有别。
在西方文化中，与“识”最为接近的概念，是 intellect。可惜在近代汉译过程中，“intellectual”被译为“知识分子”，这一译法并不尽达其意。“intellectual”本意是“关乎 intellect 的人”，或“拥有并热爱 intellect 的人”。一旦“intellect”被等同为“知识”，便不可避免地与 knowledge 混为一谈，而 knowledge 在中文中恰恰对应“学”。如此一来，便混淆了“识”与“学”的区别。从此，莘莘学子往往只知“求学”，而不知“求识”。
倘若当初将 intellect 译为“智性”，将 intellectual 译为“智识分子”，这一概念在中文语境中或许不会如此陌生。事实上，“智识分子”这一译法并非从未出现，只是在与“知识分子”这一译法的竞争中败下阵来，终被淘汰，真可谓"劣币驱逐良币"。
希望这篇“脑素论”，能引起一些人对 intellect——亦即“识”——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