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的梦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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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观看国产犯罪题材电视剧时，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编剧和导演在处理反派角色时，常常采用一种"道德模糊"的手法。这些角色既非纯粹的恶人，也非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而是游走在善恶边缘的复杂人物，让观众陷入一种微妙的情绪——对坏人恨不起来，反而有一种赞叹和欣赏情愫。这种处理方式让故事叙述呈现出独特的魅力，也引发了不少思考。
刚刚完结的《棋士》就是典型例子。王宝强饰演的崔业本是一位围棋大家，获奖无数，在少年宫教书，生活虽不富裕却也安稳。如果不是孩子突患重病，他或许会一直过着平淡的日子。但命运弄人，孩子的病让他不得不铤而走险。从传统道德角度看，崔业是罪犯，是"坏人"；但剧情的处理却让观众无法简单评判。他行骗的动机纯粹是为了筹钱救子，甚至目标也经过"筛选"：比如从真坏人王红羽那里骗走300万时，观众并不觉得他卑劣，反而惊叹于他精密的设计。尽管王红羽是明显的受害者，但崔业的"取之有道"让人难以反感。他甚至在计划中明确表示：只要孩子得救，他都愿意事后投案自首。这种复杂的人物塑造，让观众在道德判断上陷入了两难。
剧中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厂长的儿子夏生。这个角色跟着哥哥参与了银行抢劫，但他本质单纯，甚至在游戏厅与女孩夏雨产生了真挚的感情。他对夏雨的付出纯粹而炽热，甚至愿为她付出一切。最终他被同一团伙的耿新贵害死，这一结局不仅没有让观众拍手称快，反而因他与夏雨的悲剧离别而心生惋惜。
这种善恶模糊的处理手法在近年犯罪剧中并不少见，比如《大河之水》中的赵明达，本是儒雅的大学教授，却因女儿患怪病需巨额医疗费，被迫加入偷税集团。他设计的骗局精妙绝伦，甚至直言：为了女儿，我可以赴汤蹈火。可惜的是，他在最后一刻选择逃跑，未能像崔业那样坚守"自首"的承诺，这让他的“好坏人”形象蒙上一层阴影。
《黄雀》中秦岚扮演的黎小莲亦是如此。她本是一名医务人员，但因弟弟瘫痪在床，不得不在黑帮胁迫下走上犯罪道路。尽管行为违法，她对弟弟的照护与牵挂却让观众动容。这些角色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有迫不得已的犯罪动机，都保留着基本的人性光辉，都让观众在谴责其犯罪行为的同时，又对其处境产生同情，甚至共鸣。
这种叙事手法为故事增添了独特的魅力。人物不再是非黑即白的符号，而是被命运逼迫的普通人；观众的情绪也不再单一，而是在道德判断上陷入无奈的纠结，剧情也因此更具张力。善恶界限模糊后，结局往往更具冲击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因家人患病而犯罪"成为标配套路时，观众难免审美疲劳。比如热播剧《乌云之上》中的李洪涛扮演的资深退休警察赵文斌，是警方内鬼，而其犯罪动机又是"女儿需要换肾"，需要大笔医疗费用。这种重复的设定难免让人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
不过，作为观众，我们或许不必过分苛责这种创作倾向。毕竟，现实中的善恶本就难以一刀切，而影视作品的魅力，恰恰在于呈现这种复杂性。当我们在屏幕前为这些"好坏人"唏嘘不已时，也许正是创作者最想达到的效果——让我们在娱乐之余，对人性的复杂多一份思考。
2025.4.8 于美国佛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