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我被分配到哀牢山的一个小县城的卫生局工作，我们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哀牢山里走村串寨发放小儿麻痹糖果疫苗，预防小儿麻痹症。
我后来才知道小儿麻痹糖丸疫苗，即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是一种用于预防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的疫苗，采用减毒活病毒制成，以糖丸形式口服，方便儿童接种。它通过刺激人体免疫系统产生抗体，预防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该疫苗是犹如黄豆大小的冰冻丸粒，彩色的，很好看，放在嘴里阴凉阴凉，甜蜜蜜，好吃。我们都尝试过好几粒，当时根本不知道它是活性疫苗，吃多了会有副作用。
我们这些刚由插队知青上调而来人员由一位防疫站的老职工带领，分别搭着顺路的卡车奔赴各个公社。到了公社之后，再分配到各个村寨去分发疫苗，要亲自将糖丸放进孩子的嘴里。
我们提着一个热水瓶式样的大口保温壶，一粒粒圆型的冰冻小儿麻痹疫苗就放在里面。温度高了，疫苗会死，所以我们必须快速分发出去，保证孩子们能服用有效的疫苗。
哀牢山里的村寨分布在群山峻岭之中。我所去的者竜公社（现在称为者竜乡）的农民大多数居住在山坳里， 因为那里没有大片的平坝，几个土房挤在一起形成一个小村落，另一些土房则三三两两分布在溪水旁的坡地上。我们分发疫苗的最大困难是找不到小孩。我们不可能一家一户地去送，我们需要村长或村领导们将所有符合接受疫苗的孩子们集中到村寨的打谷场，那样我们才能亲自将疫苗送进孩子的口里，看着他们吞下。因而，我们工作的成败就在于能否得到当地领导的支持。
有些与我们一起抽调到卫生局的云南知青有亲友在公社的医务所、小卖部或公社食堂工作。他们能找到有关人脉，让他们的亲友与公社领导打个招呼，事情就好办多了。只要书记主任一发话，村长就听从了。村长很容易将村里的孩童们召集起来。防疫人员一进村，孩子们就蜂拥而上，糖果一下发完，任务完成。其实糖果是很好吃的。
遗憾的是，许多公社和村领导们根本不重视这种预防工作，主要是他们不理解小儿麻痹症是怎么回事，尽管我们好说歹说，可常常不奏效。
白天我们爬山越岭下村寨，疫苗常常发放不出去。晚饭后，我们五六个原是知青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发呆，那时既无电脑，又无电视，也没有书报可读，总觉得百无聊赖 。我们只能拨弄着火柴，看着火苗舞动。
不知怎么开始的，同伴们要我讲故事。说实在的，我自幼在西方文学书堆里泡大，看的多为封资修的东西，都是在文革中被批判的书籍。在同伴们的忽悠下，看着飘弋不定、啪啪作响的火焰，周围一片寂静，昏昏暗暗，连人的脸盘都看不清。在这朦胧的情景下，在同伴们的提议下，我被拖回到小说的情节之中。我讲我喜欢的小说，自我陶醉在自己讲的故事里。周围黑压压，阴深深，除了跳跃的火苗把人们的眼脸扫描一下，我几乎看不见人们的任何表情。
我讲了《茶花女》一书中玛格里特对爱情的执着和饱受的委屈；讲了《红与黑》中的于连用尽了他的聪明才智挤进上流社会的坎坷经历；讲了《德伯家的苔丝》里男女间的不平等遭遇；讲了《牛氓》所历尽的千难困苦以及他在革命和神父父亲之间的艰难抉择，等等。我记得我每晚都会讲一些故事，实际上这不是让别人高兴，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否与我共鸣，他们是否象我一样小资。我讲故事是消磨我的时光，驱逐我的寂寞，催眠我的灵魂。我常被小说跌宕起伏的故事吸引，所以很自然地讲起了那些感动过我自己的故事。
我清楚地记得，大家最感兴趣的是《月亮宝石》（The Moonstone），那是是英国作家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写的小说。月亮宝石是一颗巨大的黄色钻石，镶嵌在印度神像的额头上，传说带有诅咒，受到三位婆罗门的守护。后来，英国军官杀害了守护者，偷走宝石，带回英国。宝石的诅咒随之而来。
《月亮宝石》里的婆罗门信徒为了追回他们神圣的钻石，竭尽全力，生死度外，他们的咒语及其灵验，令人毛骨悚然。
那天，我讲到关键时刻，嘎然停止，我说我要出去一下。同伴们紧张地交换着自己对故事结局的揣测，我独自向那简陋的会议室的侧门走去。忽然见到零星火光，凭经验就知道有人在吸水筒烟。走进一看，原来是公社党委书记。我愣了一下，仍然走了过去与书记打个招呼。
他深深吸了一口烟，抬起头来对我说：“你很会讲故事。”
“你都听啦？书记。”我很惊讶。我不能理解他这位哀牢山里的公社党委书记也会对这些封资修的东西感兴趣。
他没有回答，只是微微一笑。那笑容我一直不会忘记，因为那不是唯一的一次，在以后的日子里，他见了我时总是那样和善地微笑着。那种微笑在他的日常工作中是见不到的。他是转业军人。据说，在农村当党委书记的要有威风，要有权势的显摆。当然这书记也不例外，一脸严肃。当地的百姓都对他顺从恭敬。
所以，他那一反常态的笑容，令我印象深刻。只是，他悄悄偷听我讲故事之事，我没有与其他人说起。
晚上的故事会继续着，我时而回头看望，水烟筒的火星仍在闪烁。
疫苗发放很不顺利。我们翻山越岭，汗流浃背，腰酸背痛，结果还是完不成任务。晚饭时大家怨声连天。我顿地站了起来，叫了一个同伴一起跟我去找党委书记。他们傻眼了，嘟哝着“你算老几？书记会听你的？”“不要去啦，我们可不想听他来斥责我们。”这些知青工作人员瞎嚷着。我没理会，拖了另一个女生就走了出去，向书记办公室走去。
公社书记一个人在那里。我知道他除了吃饭睡觉的那几个小时之外，他一直耗在办公室。
我们敲了一下敞开的门后径直冲进他的办公室。我们两人进去时，他没有笑容。我快言快语地把我们的困难说了，我说我们太需要他的指令了。
他几乎没有正视我们，简单地应答了一声“知道了。”
我与我同去的女知青工作人员搞不清楚他这“知道了”是什么意思，看他一脸的严肃和古板，根本不好意思再说什么，只能乖乖离去。
第二天我们这些知青工作人员照常打起精神向深山走去。我们毕竟都是新上任的工作人员，经过下乡插队的磨练，分外珍惜这份工作，尽管工作既辛苦又不顺利。
到了村寨，打谷场了挤满了老老小小，孩子们在自家老人陪同下早早在那里等我们，据说是在等我们发给孩子吃了能健康成长的灵丹妙药。我们顿时兴奋无比，很快就把保温壶里的疫苗发完，下午就回到了公社所在地。
不久，去其他村寨的人们也回来了。我们这伙年轻人七嘴八舌地谈论起当天的“奇迹”。那位与我同去找党委书记的同伴得意洋洋地表彰起自己前晚去向书记请求帮忙的壮举，似乎今日的成果都是她的功劳。我一言不语，我知道昨夜与书记的对话虽然不超过一分钟，但这一切都是党委书记下令的结果。
后来，我随不同的医疗队去过者竜公社好多次。每次党委书记都会给我微笑，喜欢与我聊天，以致同行的医生们都觉得奇怪，因为这书记是不苟言笑的人。医生们常拿他对我的微笑开玩笑，有事总让我去找书记。我自然也乐意去，请书记帮这帮那。凡请他帮忙的事，他都给我们安排得很地道，不愧是个当过指挥官的人。
在一次与书记偶遇时，他问我：“还给伙伴们讲故事吗？”
“讲！”我笑答道。
50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想再去者竜，一直没去成。我不知道这位书记还安好吗？他是我在深山里工作时给过我很大帮助的人，我谢谢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