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 年代初，文革期间，卫生局长把我派去哀牢山深处的一个公社调查农村医疗的情况。我一个人从县城来到公社，要住上几天。
白天，我与当地少数民族赤脚医生去村寨走访病人，晚上回到公社所在地。我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因为那儿的农民家都是家徒四壁，自家温饱都有困难，所以没有地方可以让我留宿，因而我们每天只在公社附近巡回。只是，即便是近处，从一个村寨到另一个村寨往往要在哀牢山里翻越几个小时。
当地人一日吃两餐。一早出工到10点左右就回家吃上午饭，饭后继续出工，到下午6点左右收工回家吃晚饭。晚饭后村里的男人们喜欢聚在公社会议室里吸水筒烟，聊天。青年人会在篮球场附近打情骂俏，孩子们在球场上嬉闹。老人与妇女通常晚饭后不会出门。
平时，我在公社卫生所与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吃饭，然后回到我的住宿地。我住在会议室边上的小房间，两条板凳上放两条木板就是一张床了。好在床上有蚊帐，略能保护一些隐私，因为小房间的门没有锁，人们时常进进出出说找什么人。
整个公社所在地是没有厕所的，据说以前有过一个树丫子搭的厕所，早就塌了，再也没有修建过。当地老乡说，周围都是树林子，那就是最大的厕所了。
相比爬山之艰辛，我更恨没有厕所的地方。大概因为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田径队成员，从小就坚持锻炼身体，于是培养了躯体的灵活和个性的坚毅。只是，万事阴阳相存，利弊皆有。正因为我能爬山，有时在险情中救了自己的命，或避免了自己受伤；弊处是卫生局长挑选我跟着他、或跟着医疗队在哀牢山里长年不停地跋涉，而其他“笨的连路都不会走”的知青医护人员就可以舒舒服服地留在县城里，过着慢节奏的日子。
无论是我随局长下乡，还是随医疗队去巡回，通常只有我一个女生。我永远不知道自己在野地里上厕所时是否会有饿狗窜过来吃屎；我也无法预测是否有毒蛇过来咬我一口。
卫生局长是一位13岁就参军的革命老干部，那时已经50多岁了，没什么文化，为人憨厚。每次我躲进树丛，我会让局长在外围帮我堵住饿狗，或用树枝弄出噪音来吓唬毒蛇。
与医疗队的医生们下乡时，那些同样是大城市分配来哀牢山的男性大医生们，往往说我小资情调太重，胆子太小，不愿陪我外出上厕所。于是我一人独行，在恐惧焦虑笼罩之下解决生理需求。
平时晚饭后，通常有一个多小时的空挡是寂静的。我在食堂吃饭，半小时就吃完。回到公社办公室和会议室，空无一人，老乡们还在家里吃饭呢。我一个人在篮球场上溜达，看着夕阳落下，看着天色发暗，看着那姿态各异的云儿，自由飘逸。
那天，我晚饭后来到篮球场，那儿已经有小孩在玩耍了。会议室里挤满了人，好些人蹲在会议室外抽着水筒烟。
我问老乡晚上有什么事吗？他们告诉我要开大会。
那天很特别的是有人在篮球场上拉上电线，支上几个电灯，球场不再是昏暗一片。
球场上的人越来越多，男人女人，老的少的，背孩子，抽烟的，人们彼此聊天，大家似乎很开心，乡里乡外的人们难得见面，脸上都堆着笑容。孩子们打闹着，在人群里穿梭，整个球场人满为患。听说周围好几个大队的老乡赶了好几十里地来参加大会。
乡亲们说的是彝族语言，我一句不懂。因为语言不通，我一直没搞清楚他们要开什么大会。
天黑后，一个手持大喇叭的人开始说话，在汉语中夹杂着彝族话。再过一会儿，一个说普通话的人用手持高音喇叭带领大家喊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XXX！” “打倒反革命分子XXX！”
整个篮球上上的男女老少呼应着：“打倒反革命分子XXX！”
因球场人多，那时我在会议室的角落里坐着。听到口号声，我想看看那位当中学老师的反革命分子是怎样的人。
我挤到人群里，因为没有抬高的主席台，会议主持者和被批斗的人都站在平地上，我看不清他们的脸面。
我使劲向前挤，终于在人群的缝隙中看到那个低着头，胸前挂着大牌子的反革命分子了：他是个戴眼镜的瘦弱的汉族年轻人。
大喇叭里的普通话喊声再次清晰地注入我耳膜：“反革命分子XXX偷听敌台，被判死刑！”
听敌台被处于死刑？
我惊呆了。
文革前我在家里经常听《美国之音》的短波，那不是敌台吗？
我这人说话常常是口无遮拦，我记不清我在讲封资修的故事时是否暴露过自己听过敌台？
“听敌台就枪毙！” 我感到一阵凉气从头灌到脚。
篮球场上“枪毙反革命分子XXX”的叫喊声越老越高，震聋发瞆。
大会是怎样结束的，我已经记不清了，但那份恐惧一直盘踞在我心里。
事后我问老乡，那位当中学老师的反革命分子偷听敌台后怎样啦？
“枪毙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