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局微觀
微觀世局, 遊走政經
1868年1月3号，日本明治天皇颁布了《王政复古》的诏书，明治维新正式开始。明治维新政府推翻了德川幕府，在形式上拥立年轻、尚不成熟的明治天皇，实质上却是一个由萨摩藩，长州藩、土佐藩、佐贺藩等旧雄藩势力所组成的联合政权。但无论日本谁执政，都无法避免面对日本是个四面环海的岛国，国土面积不大，自然资源匮乏。再加上日本人口众多，大家都挤在有限的土地上，日子过得可不轻松。更要命的是，日本还经常遭受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的袭击，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到了明治时期，日本开始大力发展工业。工业发展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可是日本本土实在是太贫瘠了。这就好比想开一家大工厂，却发现自家后院连块铁矿石都找不到，那滋味肯定不好受。面对这种困境，日本的统治者们可不甘心坐以待毙。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外部世界，尤其是近在咫尺的亚洲大陆。
不过日本谋求在亚洲大陆立足是唐朝就开始了。朝鲜半岛，东亚地区自古以来的火药桶。如果从现在，时间向前追溯，从明朝抗倭援朝到中日甲午战争，中日之间的较量始终围绕朝鲜半岛展开。日本企图将朝鲜半岛作为跳板进攻中国，而中国一直将朝鲜看做自己的附属国，不允许其他域外势力染指朝鲜半岛。中日地缘战略利益的矛盾注定两国冲突不会停止，唐朝与日本的白江口之战作为两国第一次战略博弈，也是以朝鲜半岛为爆发点。
当时的朝鲜半岛共有三个国家，分别是高句丽、新罗和百济。其中高句丽位于半岛中北部，是三国中面积最大、实力最强的国家，新罗和百济分别位于半岛东南和西南，实力上半斤八两。
隋末唐初，高句丽实力壮大，不断侵袭中国东北边境，隋炀帝杨广、唐太宗李世民均调遣大军攻打高句丽。从李世民到李治，唐朝在与高句丽的战争中，不断拉拢半岛上与其为敌的新罗，新罗也乐于傍上唐朝这个强大的靠山。而百济这边也没闲着，公元645年，倭国（日本）国内实行大化革新，开始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国力的增长使日本有了向外拓展的意图。百济在地理上与倭国较近，经过几次眉来眼去，百济成为倭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代表。由于高句丽与唐朝作对，于是联合百济对付新罗。
655年，两国联军攻打新罗，连夺三十余城，几近亡国的新罗紧急向唐朝求救，唐朝经调解无果后，李治于660年派遣大将苏定方率兵出征百济。此时的唐朝军力处于巅峰时期，小小的百济哪是唐朝的对手，大唐军队以摧枯拉朽般将其横扫，史书记载:“平其国王部、三十七郡、三百城，户七十六万”。
可怜的百济就此灭亡，而在此期间百济虽向倭国求助，但因倭国内发生内乱，革新派大臣被反革新势力清算灭族，致使倭国无暇他顾，只能眼睁睁看着丧失了在朝鲜的仅有的一点威信。
661年，苏定方攻打高句丽，遇到大雪酷寒，唐军主力不得不班师回国，只有刘仁轨带领少量军队留下继续坚守在百济。百济虽然灭亡，但以盘踞在白江口一带的百济王子扶余丰等残余势力一直寻找机会复国，眼看大唐主力回国，扶余丰自认为唐军守备力量空虚。于是再次写信向倭国求救，此时倭国朝廷已趋向稳定，为恢复往昔威信，决定举全国之力出兵朝鲜，至此白江口之战正式拉开序幕。
鏖战白江口，一场实力悬殊的无情碾压。倭国经过近两年的战争准备，于公元663年八月征调全国80%的兵力，包括海陆军4万人，战舰1000余艘，浩浩荡荡驶离日本本岛，杀向白江口。而唐朝这边并没有举国动员，仅靠驻守在新罗的刘仁轨率1.3万人，战舰170艘率先进驻白江口，迎战倭军。
从表面上看，唐朝与倭国规模相差悬殊，从军队数量看，倭国是唐军近四倍，从战舰数量看，倭国则是唐朝近十倍。但当时的唐朝如日中天，史称“唐朝对外的威力，以高宗时为极盛”。
从微观上，即白江口之战的双方实力对比则集中体现在海军军事技术和战术层面。当时唐朝有很多造船基地，能造各种大小船只，尤其是“俞大娘航船”、南海船，船长十余丈，这在当时都是巨无霸般的存在。在白江口的唐朝军舰很多都是高数丈的楼船，无一不是艨艟巨舰，体型巨大，船体坚固，设计精良，而倭国都是舢板小船，双方的战舰吨位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据称有四百多艘木船被唐军连发火箭，顺风投火，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
公元662年8月17日，唐朝的水军与日本的水军同时抵达白江口，两军立即投入了战斗。当天，双方战船交织在一起，箭矢如雨，射出的火箭映红了海面。在三个回合的较量中，仍未分出胜负。
直到18日，双方发生第四次大战，由于日军高估了自己的兵力优势，轻视了唐朝军队的作战实力，盲目拼杀。唐朝军队统帅看到日军毫无次序地直冲过来，立即变换船队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日军围困起来，使日军船只相互碰撞，400余艘战船相继被毁，士兵大多数溺亡。
此役，日军损失上千或溺死，或被斩杀，尽皆沉于白江口水底。海军大败，百济陆军也抗不住唐、罗联军的进攻。扶余丰逃亡高句丽，周留城内拒守的百济王室扶余忠胜、扶余忠志兄弟率城内守军、士女以及未被杀死的倭军兵将，“一时并降”。
陆战方面，倭军同样挡不住唐军的凌厉攻势，当时倭军所用的刀还是汉朝时期的制作技术。而唐军已使用精炼强悍的双柄陌刀，倭国弓箭也是竹弓，威力较弱，士兵披的甲大部分是皮甲，防护能力很差。从战术上看，本就实力羸弱的倭军骑兵尚未掌握长矛冲锋和马上冲阵的要领，只会阵地前对射和挥舞军刀进行小群战斗。这与驰骋在草原，打败强大突厥的唐朝骑兵相比，如同孩童与青壮年的格斗，最终的结果也是显而易见，倭军在陆战中几乎全军覆没。至此这场持续仅几天的白江口之战以唐朝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白江口海战胜利后，唐朝军队继续攻打高句丽，日军再也不敢支援了。668年，唐朝与新罗联军攻陷平壤，留下大将薛仁贵等2万多士兵镇守，这个存在了705年的高句丽就此灭亡。
这场战争对于唐朝来说，规模虽然不大，历数整个大唐对外战争，白江口之战都是排不上号的，不过这场战争的结果却影响未来东北亚的地缘战略格局。白江口之战后，倭国军力大损，其势力全部退出朝鲜半岛，百济王子扶余丰逃亡高句丽，百济正式宣告灭亡。朝鲜半岛三足鼎立局面被打破，唐朝趁此机会于668年派遣大将李绩一举踏平高句丽，完成了隋炀帝、唐太宗未竟之事业，收复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七千户。同时设置安东都护府，留薛仁贵等二万余兵马镇守平壤，存在705年的高句丽最终被纳入唐朝势力范围。
对于倭国而言，影响也极其深远，668年，天智天皇继位，意识到与唐朝的巨大差距，开始恢复与大唐的交往，承认大唐的东亚霸主地位，并派遣一批又一批的遣唐使来华学习政治制度、农业生产技术、语言文化。
公元669年，倭国决定把对外国号改为日本，意为日出之国，但直到701年，武则天执政时期，大唐才正式承认日本这个国号，而倭国改名的原因很可能是为了抵消其在白江口之战的影响。但倭国内心早已被大唐的强盛和赫赫武力所折服，使得日本在此后近一千年不敢再起干戈，直到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明朝才与日本在朝鲜半岛再次兵戎相见。
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令日本看见英国比中国更强大。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带着军舰来到了日本神奈川港口，逼着日本签了《日美和好条约》。日本更是开始亲身感受到欧美的强大。而明治维新政府发现依靠大英，则有机会实现日本千年以来的梦想 – 立足亚洲大陆。
福泽谕吉为日本的殖民扩张提供了理论基础。福泽谕吉，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
他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对于日本人来说，福泽谕吉可谓是鞠躬尽瘁，一生致力于教书育人，思想启蒙。但对于中国来说，福泽谕吉极其鄙视，认为日本是文明，中国是野蛮。在这样一系列思想簇拥下，福泽谕吉成为了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福泽谕吉的思想总结起来就是八个字，“脱亚入欧，侵占中国”。他的主要主张：
（一）鼓吹日本主宰东亚的“东洋盟主论”
在明治政府大搞维新运动之际，为了支持日本明治政府的对外侵略扩张，福泽谕吉一方面宣扬西方的民权主张，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在日本，人民无需有独立思考和评议政府的自由，更不可有保留抗议政府暴政的权利，而只应有拥护明治政府的 “国民职责”，以求“官民调和”之后达成“一国独立”。这就是他后来所概括的“内安外竞”论的渊源，亦即“国权扩张论”的渊源。
1878年他写了《通俗国权论》，强调国际竞争的强权规则，认为名目甚美的亲善条约、万国公约，只是国交之仪式，而国交之实质乃是凭借实力去争夺权利；贫弱小国决无可能靠条约公法来维护其国权独立，只有实力强大才能确保国权独立，并能兼收国权扩张之利。他甚至极为偏执地写下了这样的格言：“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箱弹药。”他告诫民权派不要只谈民权而忘记国权，必须先把国权装在心里，并且努力追求国权之扩张。
在1885年以前，福泽谕吉还积极宣扬日本的“东洋盟主论”。他曾在《时事小言》中断言：“方今东洋列国，为文明之中心且与西洋诸国抵抗而为他之魁者，非日本国而谁也?保护亚细亚东方，乃我责任也。”他建议日本政府积极采取行动，充当东洋文明的“指导者”，对落后的邻国朝鲜“以武力保护之，以文明引导之”。1882年，他写了《论朝鲜交际》，宣称“日本已进入文明，朝鲜还是半开化”的落后国家，“因此我日本对朝鲜国的关系，应是当年美国对日本的那种关系了”。福泽谕吉还把中国清朝政府视为日本“引导”朝鲜进入“文明”的最大障碍。主张日本应以武力制衡中国，加紧对朝鲜的思想渗透。他派亲信弟子牛场卓藏等人赴朝鲜积极 “以文明引导之”，支持金玉均等亲日的朝鲜独立党人。由于朝鲜先后发生了“壬午兵变”( 1882年)和 “甲申政变”( 1884年) ，朝鲜的亲日势力被亲中国清朝政府的势力压倒，致使福泽谕吉的“东洋盟主论”在朝鲜落空。但是，他的“东洋盟主论”则为不久以后在日本出现的“兴亚论”提供了思想渊源。
（二）谋求日本征服东亚的“脱亚入欧论”
1885年3月16日，痛感其“东洋盟主论”失败的福泽谕吉又地写出了《脱亚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先用溢美之词标榜“日本优秀论”，然后又用蔑视的语气咒骂中国和朝鲜两个邻国是“野蛮”国家，是日本的“恶友”，叫嚣“我日本国土虽位于亚细亚东边，但其国民精神已脱离亚洲的痼陋，移向西洋文明”。他还说：“为今日之谋，我国不能再犹豫地等待邻国开明，以共兴亚洲了。毋宁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这明显就是主张日本要像西方列强那样去侵略征服东亚邻国。
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一出，即为日本政府提供了可以对外大肆侵略扩张的“理论”根据，迎合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侵略需要。1894年，日本悍然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侵邻谋霸的特别重大行动。
（三）他傲称日本为“文明国家”，蔑视中国为“野蛮国家”
福泽谕吉认为日本已是西洋化的文明国家，他对此有优越感，并因此而肆意蔑视中国。1884年，他写了《有支那色彩的东西应该摒弃》一文，蔑视中国“不究其(西洋文明)主义而单采用其器”，所以“没有进步的希望”。不如“我日本人一旦开国，人心为之一新，脱掉数百年的旧套，而追求新文明”。因此，“必须防止邻国(指中国)的弊风污染我(指日本)文明”，所以，必须摒弃支那色彩的一切东西。他在《脱亚论》一文中还宣称：“我日本国土虽位居亚细亚的东边，但其国民的精神已脱去亚细亚的痼陋，移向西洋文明”；支那却仍然“恋恋于古风旧习”而“不知国家改进之道”。他蔑视中国为还未“脱去亚细亚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的“野蛮国家”，是“对我日本没有丝毫的帮助”的“亚细亚东方的恶友”。因此，他建议：“不必因为他们(指中国和朝鲜)是邻国就特别客气，而以西洋人的方式处理即可。”其言外之意，就是鼓动日本要学习西方列强那样武力侵略中国，以攫取其所需要的各种利益。
福泽谕吉设想，日本要实现“与西洋文明共进退”，即称霸东亚的强国夙愿，不能坐等国际时机来参与列强对“支那分割”，而是要直接发动对华战争，才是日本“扩张国权”的最好选择。
1884年，他列出一张《支那帝国分割之图》，把中国的东北地区、山东、河南、湖南、江西、福建、台湾等地分别标注为俄罗斯、德国、法国、日本各国的分割地。同年12月，他又写出《战争一旦发动就应有必胜之信念》一文，声称“如果打胜的话，则我日本的国威不仅可以炫耀于东方，也会令远方的欧美各国所敬畏。取消制外法权不必说，作为（与西洋列强）万事平等的文明富强国，会永远被东方奉为盟主。”他还鼓动说：“为了实现这一希望，我们的身家性命不足贵，愿直接进军北京决一死战；我们的财产也不足爱，愿全部充作军费。举日本全国之力即可达到目的。此次朝鲜事变若果真引发日支两国的战争，则我辈可以断言：日本必然胜利。”
（三）以“文明”作幌子，极力鼓吹武力侵华的殖民主义理论
福泽谕吉大肆宣扬“文明战胜野蛮”的“文明进化论”，叫嚣“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他以“文明”作幌子，为日本武力侵华制造理论根据。早在1875年，福泽谕吉就在其《文明论概略》一书里，认定日本已成为西洋各国那样“文明开化”的国家了，而此时的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则还是“半开化”的“野蛮”国家。因此，日本对中国采取侵略行动，也和西洋各国侵华一样属于“文明”的战争。
1894年7月25日发生了日本军舰偷袭中国清政府运兵船的丰岛海战。福泽谕吉就此写了《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一文，宣称这次“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因为“战争虽然发生在日清两国之间，而如果要问其根源，实在是努力于文明开化之进步的一方，与妨碍其进步的一方的战争，而绝不是两国之争”。这已经毫无疑义， 福泽谕吉就是要把“文明”变成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托词。
仔细分析福泽谕吉的理论，诸君不难发现，福泽谕吉的理论没有脱离日本种姓制度的框架。只不过以前被大唐与大明打服以后，维持中国代表文明。但欧美崛起后，变成以欧美代表文明而已。而福泽谕吉的理论是日本尽快在欧美帮助下，脱亚入欧，成为所谓欧美“文明”体系的高种姓。然后，代表这个欧美“文明”体系，改造与领导亚洲这些低种姓野蛮民族。
二战之后，美国出于牵制中国与苏联的需要，延续日本萨长联盟为核心的明治维新体系。因此，福泽谕吉的理论依然主导现在的日本政府。而福泽谕吉的头像还在10000日元的钞票上。只要福泽谕吉的头像还在日本钞票上，日本依然以殖民统治亚洲为目标。
细究起来，日本“天皇”这个名称本身就是要独立于中国朝贡体系而设的。中国古代史学者西岛定生认为，古代“天皇”制的日本，为了维系其自身的向心力，向国内显示其统治地位的权威性，有必要制造一个假像：日本国对朝鲜半岛诸王朝（新罗等）具有支配地位，而与中国历代王朝则是处于对等关系。公元720年的日本首部史书《日本书纪》，就把朝鲜半岛诸国描述为效忠天皇的国家（神功皇后征讨新罗、三韩朝贡）。朝鲜史专家吉野诚指出，类似这样虚构和创作的假像对于维系国内统治不可或缺。古代日本在天皇统治开始，就借着对朝鲜.中国和日本的定位，来彰显天皇对国内统治的权威性。
1946年8月14日，昭和天皇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的一周年，天皇邀请前任首相铃木贯太郎、现任首相吉田茂等人召开茶话会，会后，天皇侍从长稻田周一记录了昭和天皇的发言。这个发言充分代表了日本的心态：
“输掉了战争实在抱歉。但是，这并不是日本第一次战败。过去向朝鲜派兵，在白村江战役中一败涂地，最后从朝鲜半岛撤兵。之后推行新政，成了日本文化发展的重大转机。（诸君）考虑到这点，自然会领悟这次战败后，日本应走的道路吧！”
所谓“白村江之战“”，是前文提到的，663年倭国（日本）军大败于唐帝国和新罗联军的一次战役。昭和天皇就战败的责任向身边有关人员致歉的同时，却提出一千三百年前的白村江之战，这点很值得关注。
追根溯源，“日本”这个国号是702年日本恢复派遣自669年以来长期陷入中断的“遣唐使（朝贡使）”时，不再自称“倭”而使用“日本”这一说法后确立的。日本的《日本书纪》等史书，煞有介事地将日本和唐朝之间的关系描述为对等关系，当然这是虚构的。
如此可见，尽管日本与唐朝的关系实际上并非对等，但天皇和他的官员却一直以“唐为邻、新罗为藩“”这样的对外意识为前提进行统治。不仅如此，日本长期向唐朝派遣朝贡使（遣唐使），却不愿进入唐朝的册封体制，它所持的理由也值得注意。这是因为，一旦日本进入了唐朝册封体制，就不得不与同样受中国册封的朝鲜（新罗）处于同等地位，如此一来，日本支配新罗这个虚构的故事就会土崩瓦解。研究日本古代史的石母田正认为，从根本上讲，日本制造出“天皇”这个称号的动机，就是为了要模仿中华帝国，制造出一个“东夷的小帝国”。既然仿照唐朝的皇帝号称“天皇“”，就必须有朝贡的国家才对，如果要在周边诸国里面找到这样的国家，只能是朝鲜半岛的新罗。所谓“天皇”，“这一称号本质上只有在支配他国的前提下才能成立，天皇之所以为天皇，朝鲜的从属是不可或缺的”。
日本每次变身都非常华丽，但日本还是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