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计划生育与艾滋疫情：河南究竟有多少人卖血感染艾滋病？
关于河南艾滋病事件，人们很容易提出的问题是：河南省有多少人参与卖血，有多少人感染艾滋病，又有多少人死于艾滋病？这也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
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对疫情的刻意隐瞒，卫生部副部长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陇徳向新闻界坦陈：“疫情漏报瞒报情况严重，由于资讯失真，给国家制定行为干预、患者医疗 、经费投入、药物生产等相关政策造成很大困难。”
而计划生育时代人口统计的严重失真对疫情判断的严重干扰，计划生育国策本身对河南艾滋病事件的直接影响，才是更为根本的原因。人口统计、计划生育、河南农民卖血，看似三个单独的问题，在中国的某个时期，却是直接相关密不可分的问题。厘清这三个问题的内在关联，才可能正确判断河南艾滋病疫情的严重程度，同时认清背后更深层次的体制制度逻辑。
人口统计与疫情数据
2006年9月一次关于中国艾滋病社会政策的国际研讨会上，一位艾滋病领域的权威人士质疑我的发言夸大了河南艾滋病疫情，他说：“没有死多少人嘛，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数字表明，这几年没有发生大的人口波动。我相信官方的统计数据，你拿出你的数据来！”
这位专家，他不知道单凭官方人口统计数字根本不足以对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做出判断。
户籍所长“捏”出来的数字：人口统计与计划生育国策
多年来农村户口登记非常混乱，人口统计数据不能反映实际人口的真实状况，很重要原因在于计划生育国策。由于计划生育超生而隐瞒未报的 “黑户”，使大批死亡的艾滋病人数，都能 “捏进去”。
白集镇负责户籍管理的副所长说：每年上报统计部门的人口数字都是按千分之二以内的增长率“捏”出来的，实际上人口准确数谁也说不了。艾滋病高发村死得多生得多，现在计划生育不管他们，像银庄艾滋病村每年死二三十人、三五十人，都能“捏”进去。电脑统计表里的数是本地掌控资料，高于上报的报表里的数，但是电脑里的数也不准确。正常情况下，2000－3000人口的大村每年自然死亡人口7－8人，1000－2000人口的小村每年自然死亡人口4－5人。2000年－2004年是艾滋病疫情死亡高峰期，“银庄村主任2004年一次销户口一百多人。这事我记得很清楚，每页10人，共十几页。就那，驻村工作队进村重新统计人口，村里还又多出一百多口人，因为之前计划生育超生都不报户口。”
而从派出所那几年人口统计表上看，银庄村人口，2003年546户2500人，2004年547户2508人，2005年565户2517人，变化不大，的确“没有发生大的人口波动”。这是本地自己掌控的数据，上报的数据比这还要低。“再死人，还能捏进去。”这位户籍所长说。（田野手记20061030）
村民刘桂枝：照顾俺是“隐瞒不上报户”
田野调查常常会有想象不到的发现，比如：“隐瞒不上报户”。“隐瞒不上报户”是当地有关计划生育的一个特殊的专用术语。而且是“通行通用”的术语。
村民刘桂枝连生三个女孩，自己对生男孩已经死心，感到应当“打住”了。而村支书栗可领却找到她说，为了分摊乡里规定的计划生育罚款任务，村里“照顾”她为“隐瞒不上报户”，可以再生一胎。于是刘桂枝交钱“买别人的结扎指标”，自己被允许“合法”办了“假结扎”，又生了老四东东，是个儿子。刘桂枝说：“计划生育抓得紧。到最后的时候，村里可以罚的就冇俺6户人家，根本完不成不上边计划生育罚款任务了！俺村按指标任务都得罚几万元，收入就没恁些，你扒房子卖血也找不够。卖血100cc才10元钱，500cc最多能落40元。”实在完成不了，又开始摊一遍，小孩子13岁以下的，再罚一遍，正怀着孕的就开始罚，“超生罚款先出点！”一个小孩，一个胎子150元。一家拿个300元、500元的。一家一户挨着挨着的罚，拿罢“解脱证”的，就那也得再拿点。俺家那一回一下拿2400元，4个小孩。
当时一方面是严格控制出生人口的计划生育国策，“该扎不扎株连九家，该流不流扒房牵牛”是很概括的口号也是很典型的做法。另一方面计划生育罚款已经成为县乡财政的重要收入，每年的计划生育罚款指标作为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一级一级分派下去，最终落实到每一个最基层的村庄。必须有人“超生”才能完成罚款指标任务，才能有计划生育罚款“财政收入”。“按胎数推，一个庄（行政村）一年拨几万元计划生育罚款任务，一个小村（一个自然村）一年也得一两万，至少也得8000元，一万多。”村民组长栗松才说。
“隐瞒不上报户”便是在这一情势下应运而生的“新概念”：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名义下，“动员”超生。至此，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进入一个悖论的怪圈：效果完全背离目的，也使当地的人口统计成了一笔难以说清的糊涂账。
2004年，“村里多年不添户口了，叫添户口，没艾滋病的户，报一个户口交50元，有艾滋病的户不交钱。”刘桂枝4个孩子都上了户口。刘桂枝夫妻都因卖血感染艾滋病，丈夫已于2003年去世，户口没有注销。2004年，注销丈夫户口，添上以往超生未报的3个孩子的户口。这个当年7口之家的户口名簿上登记人口只有4人：夫妻二人，婆婆、一个女儿。2004年重新登记户口后，户口名簿上人口数变成6人。经过这场艾滋病死亡灾祸，这个艾滋病家庭的人口，单从统计数字上看，没有减少，反而从4口人增加到6口人，增加了50%。
像刘桂枝家庭这种情况在当地非常普遍。我历时数年田野调查中访谈过的许多艾滋病家庭，不少人已经死去，当时都没有注销户口。而一旦重新登记人口，那些超生的“黑孩子”大都会使这些家庭的人口数字增加。
“ 土政策”：白集镇人民政府关于计划生育罚款的文件
一些围绕计划生育五花八门的“土政策”，除了“隐瞒不上报户”，还有“超生集中罚款”、办“终结证”、“解脱证”等等，造成那些年村庄人口统计数字的极大混乱。只有深入基层一线，才会看清种种社会乱象。
一份计划生育罚款文件
仅以白集镇银庄为例。白集镇人民政府1997年签发一份《关于97年度开展计划外生育“乡征县管 财政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这份文件规定，罚款征收年限为1990年7月1日——1997年12月31日，即对共8年间的“超生对象”，“依法”征收600元至1000元以上的罚款。超生对象按照通知单或处罚决定书下达金额“完成任务”后，持处罚决定书、身份证、结扎证、罚款单据到计生办办理“解脱手续”。1997年1月以后的“新超生户”，另加征计划外怀孕费1800—2700元。对瞒报、漏报，弄虚作假户一经查出核实，将视为（19）97年新生，按规定，走政策上限给予处罚。“对软磨硬抗，无视《河南省计划生育条例》，拒不交罚款的户要按照法律程式，依法起诉，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于是在这个时间段内，白集镇银庄村出生的孩子，在户口簿上的出生时间几乎全部登记在1990年之前，并出现不少“双胞胎”，许多户口索性不报。据银庄村支书说，“这个村庄那些年的实际人口从来没有低于过2700人，过去计划生育统计数字’捏’在2200多人。”大约500人的“黑户”，与村里艾滋病感染人数大致相当，已经死亡的近200人，还有当时尚存活的300多人感染者，完全可以“捏在”其中。村会计说2000年以前，因为计划生育罚款，出生人口不申报，特别是女孩不报。2001年至2003年艾滋病人口生生死死根本无人过问。2004年工作队进驻，按人头发放棉衣等救济物品，重新统计人数（2492人），之后人口数不断上升，越来越多。至今还是有不少漏报户，“现在说不罚了，谁知道往后罚不罚哩？”新婚、外出打工生孩子，到底多少新增人口谁知道？一些出嫁的女儿户口未迁走，因为工作队发东西按户口人数，在艾滋病村还可以享受一些优惠政策。在银庄，你会发现中国的计划生育国策是多么失败。在这里“独生子女”是不存在的，一对夫妇至少两个孩子，一般三个四个，多的五个六个，直到最后一个男孩出生打住。银庄村孩子最多的一户是小印庄银建文家，13个孩子，这是一对再婚夫妇，双方各自有4个孩子，再婚后又生5个，村里流传一则笑谈：妻子对丈夫说：恁哩孩子和咱哩孩子欺负俺哩孩子！据说现在根据新的“二胎”国策，又出台了新的罚款规定，不能按时生出第二胎的，要出钱买二胎怀孕指标，让别人“代生”完成任务。就像过去出钱办“假结扎”，买别人的“流产”指标。此是后话，不谈。
计划生育时代不实的人口统计，形成造假连环效应。在白集镇，许多孩子户口名簿上登记的年龄不实，比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老教师诸恒昌的孙子，7.15案件中牛俊方的外甥。直接原因就是这份《关于（19）97年度开展计划外生育“乡征县管财政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长达数页，洋洋两千余言，主旨“加大力度，强化措施”，“升温加压，大造声势”罚款。现在，年龄“造假效应”日渐显示出来，眼下会影响艾滋孤儿享受政府补助金的年限，以后还会影响到他们的升学和就业。到时候又会有无数的“谎言”被制造出来。在这个五花八门的“造假”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行贿受贿腐败之风。一个谎要无数个谎补漏，一环套一环。这也是后话，不谈。
可以说银庄的人口数字从来没有“清楚”过。人口统计的混乱不实，直接干扰艾滋疫情数据统计。所以，官方人口统计数据，根本不能反映艾滋病疫情真实情况。
河南农民卖血与计划生育罚款
田野调查还表明，计划生育罚款是农民卖血的重要原因之一。许多当年的献血员，卖血起因是为了交计划生育罚款。
上蔡县张宇村驻村工作队员说：“有的妇女，一手抱着孩子还烧着锅，那一支胳膊伸着抽血，这边抽罢接过来钱，就手交罚款，计生办人站门外等着哩！”
银庄村老党员栗可栋专门找到我说：农村农民负担太重，是村民卖血的背景。银庄村民诸建财说：“在农业税、统筹提留、计划生育罚款中，计划生育罚款最厉害！”“计生罚款高峰与卖血高峰相对应。”诸建财两儿两女，超生3胎，罚了14年，有一年因为交不起罚款，家里的粮食、被子都被乡里拉走了，结果罚了1万多，“刚好是一年卖血的钱。”
栗海军的妻子说：“为啥想着去卖血？还不是因为有俺闺女罚款么！计划生育一下罚570多，真急得没办法了，他们说，先借，人家卖血，你们也去卖，卖了不就还了。” “金领家还不赖，卖血的钱借给俺交的。那以后俺就也去卖血了。我抱着俺小闺女，孩子还吃着妈（吃着奶）哩，去卖血。金领两口都已经不在了，卖血死罢了。”
连光棍汉老歪栗铁印卖血也与计划生育罚款有关：“老父亲瘫痪床上急等用钱，计划生育罚款都急得嗷嗷叫，借钱都借不来，除了卖血！”
银庄的牛俊营和文楼的马深义，都因为“超生”罚款，携妻带子历经多年“计划生育大逃亡生涯”。还有些人家，缴不起计生罚款，被计生大队用推土机勜倒了房子 ，从此再不回来。
刘桂枝被“照顾”为“隐瞒不上报户”，是村里为了完成乡里规定的计划生育罚款指标。她说：“俺村按指标任务都得罚几万元，收入就没恁些，你扒房子卖血也找不够。卖血100Cc才10元钱，500Cc最多能落40元。实在完成不了，又开始摊一遍，一家一户挨着挨着的罚，俺家那一回一下拿2300还是2400元，4个小孩。”计划生育罚款成为县乡财政的重要收入，必须动员“超生”才能完成罚款指标任务，才能有计划生育罚款“财政收入”。而刘桂枝的4个孩子3个黑户。
以上类似实例，不胜枚举。白集镇人民政府《关于97年度开展计划外生育“乡征县管财政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这份中国最基层政权关于计划生育罚款的文件，可看做是对那一时期计划生育、卖血、人口统计，三者之间逻辑关系的注释，也可从中对“堡垒内部”恶吏恶法做真实的一瞥。
更难以估量的，是参与卖血的人数
2016年夏天，栗可昆打电话给我，说：有一种可以根治丙肝的药，据说是印度生产，艾滋病圈内有人可以通过海关走私进来，比官方市价便宜很多，村里很多丙肝感染者需要，“当年凡是卖过血的人，即便没有感染艾滋病，也100%感染丙肝！”问我这事管不管干，这药是否可以买？听上去就像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的情节一样。
——真的有效？真的可以根治丙肝？
我想治病救人应当是好事情啊，便问栗可昆。
栗可昆说：真的有效。疗程3个月，我已经服用过了，检查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丙肝已经根治。
——你怎么会有丙肝？你也……卖过血？我很吃惊。
栗可昆说：“咋没卖过啊，当时都卖！人家卖血回来有钱买肉包饺子，案板剁得咚咚响，门口当街吃饭，人家吃饺子你吃面条，小孩子巴巴望着，人家说，给，拨给小孩俩尝尝！你说你卖不卖！？”
栗可昆过去从来没有说过他自己卖过血。他只是说，卖过血的人只要没有感染艾滋病毒，一般都不愿意承认卖过血，不是啥光彩事。
这时电话中栗可昆又说：栗昭吃了效果也很好，村医现身说法，村里感染丙肝的人都想买。
——栗昭也卖过血！？我更是大吃一惊！
这两个人，栗可昆当过兵见过世面被村民推举当过村支书，后来开办“希望家园”，与各种慈善机构基金会广泛联系，是村里公认最有见识最有威望的人。栗昭是村医，是第一个警觉村里艾滋病疫情并向防疫部门报告的人，是村里最有文化最懂科学的人。如果这两个人都卖血，那真的是“没有不卖的”了。
银庄有多少人参与卖血？时任村主任栗卫华，前任村支书栗可昆，介绍村里疫情时说到卖血人数，有时说800多，有时说1000多。我写作中谨慎采用800多人。究竟多少？800多、1000多，对于一个2000多人的村庄，都是很惊人的数字。
银庄村疫情调查
通过对艾滋病村银庄疫情数据分析，可以看到整个河南艾滋疫情之一斑。
银庄2004年即时疫情是：全村人口2492人（工作队报告），既往卖血人员达1000多人（村主任访谈），几乎所有青壮年都卖过血，检测HIV呈阳性者302人，占全村总人口的12.5％（工作队报告），这其中不包括已经死亡的“未确证”人数150多人（村主任访谈）。我在村里做调查期间，还不断出现“新增感染者”。栗庄160户，只有三五户没有卖过血，卖血户数达98％；全村人数720人，检测HIV阳性129人，“未确证”死亡六七十人，共计将近200人，艾滋病感染人数约占全村人口的28％。大普查统计滩头村卖血人员180人，HIV阳性126人，感染率为70％。之后又出现夫妻间性感染，已经确证2例。莫庄卷入卖血较晚，但是更穷卖血更疯狂之后艾滋病发病集中凶猛，疫情同样严重。小印庄是4个自然村中经济情况较好一些的，疫情最轻，不完全统计卖血人数也有59人，HIV阳性18人，死亡7人。以上是2004年对银庄田野调查的疫情数据。
2007年夏季，我对银庄疫情数字进行核实，方法是问卷调查和座谈会。有银庄全村人的通力配合，在银庄进行了逐门逐户的问卷调查。问卷回收后，我又邀请4个自然村的“明白人”和村支书、村会计一起召开座谈会，对照名单，对这次问卷调查的疫情统计数据逐一核实。
注：调查时间，20070607-20070801，村庄户数和人口数字由行政村会计提供，疫情数字逐户核实。
数据是动态变化的。感染者中有人不断死去，也有新增感染者出现。2007年统计，银庄感染人数417人，其中现存感染者217人，已经死亡200人。全村感染率为15.68%，病死率47.96%。感染者死亡近半（2007）。
当年究竟有多少人参与卖血？很难查实；感染人数是动态变化的，也很难准确把握；能够落到实处的只有即时死亡人数。
2012年初回访银庄，我在栗可昆和村委会帮助下对银庄村即时疫情数据进行统计，截止到2011年底，感染人数增加了7人，他们是外出打工没有参加当年“大检查”的献血员，直到发病才发现感染了艾滋病，其中4人已经死亡，回村后死亡3人，1人死在打工地山东威海。
2011年对银庄疫情数据的最终刷新统计：全村人数2667人，感染者人数424人，感染率15.90%；死亡人数245人，病死率57.78%。感染者死亡已经过半。
至2019年，跟踪调查银庄村艾滋病死亡人数增加至273人，病死率64.15%。我把小永强的姥姥栗庄村民刘凤英、被遣送回村的滩头村村民栗海军等29人的名字，补充进死亡名单，他们都是我曾经见到过的鲜活的生命，他们一些人的故事出现在这本书中。也许需要说明一下，名单中已经有一名同名的栗海军，是栗庄人，栗庄的栗海军和他的兄弟栗海民，于2002年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之内相继死亡，都是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
“拿出你的数据来！”那位权威专家说。这就是我给出的数据。一个河南省艾滋病村庄个案2004年至2019年的疫情数据。
至于整个河南省艾滋病疫情数据，中国艾滋病疫情数据，那不是我一己之力可以查清楚的。那是只有官方政府才可能做到的事情，也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国务院项目投资1000多万元建起的周口市疾控中心大楼，2003年“非典”后建成，高大得显得空旷。周口市卫生官员说，周口市疾控中心有全国最齐全的关于艾滋病疫情的档案资料，对所有重大事件有详细记录。但是，严格保密。希望有朝一日档案解密，整个河南乃至中国艾滋病疫情数据会公布于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