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想到，这件事竟会成为我人生最后岁月中的“事业”。
2004年，我放下所有正在进行和准备开始的研究课题，投入河南艾滋病事件研究。也许偶然，也许必然。只是感到这件事应当有人去做，而且是件大事。只是没有想到由自己去做，而且至今欲罢不能。当时，事件正值“现在进行时”，感觉应当及时“抓住”，留下现场资料。我们对当代历史的记录，常常是追忆，比如土改、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知青……，而记忆，往往有误差有遗漏，现场记录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岂料，这“一抓”，真的成了自己去做。2004—2019，我的生命划过15年光景。担当着完全担当不起的担当，我羞愧难当。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河南农民卖血而大规模感染艾滋病事件曾震惊世界，但究竟多少人感染，多少人死亡，多少人得到救治、侥幸存活？没有人知道真实的数字。官方强大的宣传机器迅速转移了国际舆论的关注，一场由政府——从中央卫生部关于各地县建血站的决策到地方当局号召动员农民“献血”——而引发的“卖血致富”运动导致的一场大悲剧很快淡出了舆论视线。无数因贫穷受欺蒙而卖血的农民在病痛中死去，但没有任何人对这场悲剧负责，那些不甘冤屈死去的上访者也终究敌不过维稳机器的碾压。
关于河南艾滋病的叙述，在现实中流传着几种不同的版本：一种来自坊间的对艾滋病的恐惧；一种是应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对于艾滋病问题的不同姿态和策略；还有一种是适用于国际社会以及各类NGO的介入与干预。
这里记述的，主要是河南农民艾滋病人群自己讲述的一段历史。河南农民艾滋病人群是本书书写的主角，他们是这一事件的主体，也是这场灾难的最大受害者，对于这段历史，他们应当最有话语权。本书虽然出自笔者之手，却是当事者本人“发声”，依据民间的经验和观点来提供事实，以补充修正以往人们对中国艾滋病事件的认知，也照亮河南农民艾滋病人群自己。它是直接来自田野的故事。秉笔直书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历史，直书艾滋血祸对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性危害，为在这场灾难中受难和死去的艾滋病病人立文正名。这几乎完全是一种立足于民间和底层现实的自下而上的视角，保持了一种“在地”的真实。
写作这本《中国艾滋》，可以说是勉为其难不得已而为之。却又是心甘情愿义不容辞。
我因为职业的缘故涉足河南艾滋病领域，也在这个研究项目上退休。
2004年我申报国家社科规划自选课题《社会学视角下的河南艾滋病村、艾滋病人群及相关政策研究》侥幸获批，虽然这项课题至今不予结项，可它给了我进入艾滋病疫区现场的机会 。2004年至2010年，正值事件进行中，整整6年，我在河南艾滋病重灾区做田野研究，尽可能走到了我能够走到的地方，走访市县乡各级卫生防疫部门及相关机构，最终选择艾滋病村庄作为研究重点，进行深入个案调查。这使我置身现场亲历事件，与事件中人一起，共同见证了这场人间悲剧，并写作完成调查报告，记录艾滋疫情的爆发蔓延及严重后果，分析这场悲剧的起始缘由与体制制度性根源。那是一段很特殊的人生经验，生离死别惊心动魄。我无数次往返于这些村庄，亲眼目睹不幸的人们一个个死去，跟乡亲们一起埋葬他们死去的亲人。那是一段真正的生死之交。这种生死之交使我跟河南农民艾滋病人群有了一种很特别的关系，中国乡土式的，无法割舍的，亲情一样的关系。这种关系保持至今，因此又有了“艾滋后时代”的写作。但所有这些写作和研究报告，都无法在中国公开发表。
时至今日，许多人都以为，河南艾滋病事件已经过去了，艾滋病人得到了救助，由艾滋病引发的社会性的恐慌动荡似乎业已平息。而事实是，官方一直竭尽所能封锁消息，地方当局公然警告我说上面宣传部有指令，艾滋病的事不准宣传、不准报道、不准调查、不准研究！河南艾滋病事件，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悲剧，真相从来没有真正公开过。社会民众对艾滋病和艾滋病人的认知一直存在误区，国际社会瞽目塞耳难察就里，卖血感染艾滋病的农民成了最遭鄙视歧视被污名被妖魔化的一群，揭露真相的人受到打击。而在当年的艾滋病重灾区，“艾滋病”正在转换成为各级官僚创造“政绩”的“资源”，艾滋病村成为“扶贫攻坚”新形势下，“挣项目”“套国家钱”的贪腐黑洞。
有人就是害怕真相，他们封杀言论强迫知道真相的人闭口。而我们不可以自我封杀，我必须说话，揭示真相昭告天下。唯有直面真相廓清认知，才可能悲剧不再重演。河南艾滋病事件，作为历史留给后人审视，也要尽可能真实全面，尽可能有足够多的“史料”，足够多的证人证词证据。
学界每每有人夸我有眼光抓住了一个“世界级”研究课题，我都赶紧解释我哪里会有那么高的学术水平根本谈不上“有眼光”；每逢朋友们谈起当年艾滋病田野调查，我也都说做这件事不需要勇气。这都是真话。我只是凭着职业的本能跟着“心”走。许多年过去了，这件事情真的愈来愈凸显出其本身的学术的历史政治的“世界级”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如果一切重新来过，我不知道有没有勇气在这条路上再次走过。政治的风险官方的压力自不必说；最难以让人承受的是面对绝境中生命的无望挣扎；最无奈的是，这一切好像陷入一个黑洞般的轮回，看不到光亮没有尽头。似乎一切无法改变。那时候，村民把我藏在村外一处小小院落，四周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地里布满坟墓，坟墓里是暴毙的年轻生命。夜晚风声呜咽般穿过，更衬出四周的死寂，而当时，竟然没有想到害怕，顾不上。但是，每次从疫区回来，都仿佛跨越阴阳生死两界，仿佛重生。
事至此时至此，写作记述河南艾滋病事件，必须再次跨越生死从这条路上走过。而且必须抓紧，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岁月匆匆，我已步入古稀之年。这件事我来做。别无选择。
《中国艾滋》将以真实故事和照片，揭示这场悲剧事件的真相——
河南农民感染艾滋病的原因，不是性乱吸毒，也不是采血器具消毒不严格或者共用针头，而是血站单采血浆回输红血球；全面封锁消息刻意隐瞒疫情，使一场原本可控的公共卫生事件演变成一场人道灾难；以发展经济为由，由政府动员农民卖血，导致艾滋病长时间大面积传播，殃及成千上万上百万人的生活生命，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特例。这场灾难，自始至终，无人负责。
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学术专著”，它面对大众读者，没有专门的“理论推导提升”，而是专注于事件描述，目的是向世人揭示真相，观点分析融于记事之中。全书五章，每章十节，章节内容的安排，内含着事件发展以及对事件思考的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对事件记述的时间跨度，上限至对上个世纪末“全民卖血运动”的追述，下限至2019年5月对银庄村艾滋病死亡人数的最新统计。
在这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亲眼目睹一个个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河南农民发病然后死亡。又亲身经历诸多人和事的变化，这些变化常常是始料未及的。当年初入疫区，我结识的第一个艾滋病村农民栗卫华，是一个淳朴实诚的年轻人，他刚刚受命于危难上任村主任，一心为村里办事，深得村民拥戴，对我课题调研帮助支持也最大，十多年后，他作为村支书站在了村民的“对立面”，成了村里新一轮上访告状的对象。同样担任过村支书的栗可昆，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草根力量的带头人，他说，好好一个卫华，从里面过一道出来就变“坏人”了，这个体制，成了制造坏人的机器。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以贪腐罪被判刑入狱的派出所长于安杰，出狱后竟然翻了这么一个“案情很清楚，大家都知道” 的铁板钉钉的贪腐案，官复原职。希望做一个片子感动全世界的栗华中、当过民办教师的老楚、甚至“上过中央电视台跟濮存昕照过相”的刘子亮，他们都是艾滋病感染者，他们都努力奋争过，想堂堂正正活人，但是终究很难走出那个“命”，难逃厄运，后来都利用“艾滋病”这一“身份优势”走上“替人讨债”这条道，被归入被打击的“社会黑恶势力”，可悲可叹。其中老楚也已经病逝。
在河南艾滋病事件这场灾难中，受害最深重人数最众多的，是河南贫困地区的农民。他们先是被动员利用，然后被污名打压：他们被动员起来走上“献血”的光荣之路，在这条道路上出卖自己的鲜血换取“资金”上交农业税、村提留、计划生育罚款，也盖房子娶妻生子，然后带着妻子孩子一起卖血；然后他们又被不告知原由的禁止“献血”，被指控非法违法，被扣押被罚款，被打击被歧视鄙视；然后发病死亡，还被嗤之为愚昧无知；他们以求生的呐喊揭开中国艾滋病帷幕，但很快遭遇打压，最终几近无声。《中国艾滋》一步步展示出他们这种必然的悲剧的命运，揭示何以这一巨大的社会不公不义得不着合理变化的体制性根源。
艾滋病，这场被称作“世纪瘟疫”的灾难，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大灾难，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大事件。这是一个大悲剧大历史，应当属于全人类的记忆。就像犹太人记忆大屠杀，美国人记忆“9.11”，世界人民记忆二战、记忆奥斯维辛。记忆这些灾难和痛苦的历史，是为了历史不再悲剧。
作者
2019年春季于郑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