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红丝带：我们在哪里被“嵌住”了？
2006年9月，在北京的一次防艾会议上，有人送给我一枚用丝带编制的红丝带。我想到银庄正在寻求生产自救的门路，便说，如果村里人编制红丝带……？送我红丝带的肖先生，是全球企业抗艾滋病结核和疟疾联合会的主席，他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说，编了给我，每年开会都需要，一个2元。
一个偶然的机会，却引发了一连串并非偶然的故事
我把这枚红丝带带到银庄村，栗卫华、栗可昆两个大男人开始琢磨它的编制方法。栗卫华不知从哪里拆下一截丝带，栗可昆拿去试着编结。半个小时后可昆短信发给我：成功了！看他们真的感兴趣，我开始联系那家企业联合会和一些大学生社团，希望赶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搞活动能销出去一些。因为不知道销路如何，参加的人也不可能太多。结果，那家企业联合会并没有要多少，倒是郑州财院、北京师大、上海复旦、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些学生社团热情很高，借助世界艾滋病日搞宣传活动义卖了一些，武汉会议上，村民自己义卖一些。经济收入没有多少，倒是社会影响不小。那一年世界艾滋病日期间，北京、上海、香港几家学生社团同时进行的“红丝带连接你我他”义卖活动，有声有色轰轰烈烈，北京、上海都有媒体跟进，报道河南农民艾滋病人走上大学讲坛，校园义卖红丝带，宣导生产自救要有尊严地活着，社会反响强烈。
一天白集镇党委张书记到村里来，碰上村民们在编制红丝带，说，好事！让乡干部每个人都买了戴身上，10块钱一个献爱心！栗卫华、栗华中他们听了十分高兴，说政府支持俺！很多年了，他们很少受到政府方面正面肯定和表扬。这次他们倍受鼓舞，于是合计着是不是可以找找县市领导取得支持，由村里艾滋病病人自己出面搞宣传义卖活动。
他们在电话里很兴奋地告诉我他们的计划，说，我们不能光依靠外界替俺们销售，俺们自己也应该想办法！我觉得他们的想法不错，但是提醒他们要谨慎行事，见了领导好好说，要求不可过分，一切谈妥了，有把握了，再根据可能的销量购进原料编制，“可不能赔了本，村民们都不容易，赔不起了。”很快他们又很高兴地打来电话，说市里领导很支持：市委秘书长亲自接见他们。乡里也很支持，让村里写了个计划书，还给县里打了报告。看来事情进行得很顺利。那一年“世界艾滋病日”，我请村民刘桂枝和我一起应邀赴京到北师大做演讲，村支书栗卫华还特意让她带上计划书和盖着镇政府大红印章的报告给我看。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和义卖活动中，刘桂枝也很高兴地告诉人们：政府支持俺搞生产自救！
镇里书记和民政所找院里来了
2007年1月的一天，研究所所长转交给我一份“关于红丝带有关情况说明”，说人家下边镇里书记和民政所长找到院里来了，扛了一麻袋红丝带来院里告状，直接找到院党委书记。“这不是”，他指着桌上一个红丝带，“他们都拿了很多，一把把抓，我只拿了一个。”今天人家民政所还打电话问院里怎么解决，想让院里把钱拿出来。竟然发生这样的情况，我没有想到。便简单解释事情的原委。所长说，你就搞你的科研，书记很烦，说科研人员做调研不要参与下面的事情惹麻烦！
我找出先前刘桂枝带给我的那份 “镇政府关于我镇部分艾滋病患者编织红丝带的情况报告”与这份“情况说明”作比照，除了无用的套话废话之外，二者的叙事和态度完全不同。前一份“情况报告”说——
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与省公安厅驻村工作的同志多次深入到艾滋病高发村，……走村串户，……积极动员艾滋病人编治（织）红丝带。目前大部分患者积极回应，热情高涨，已编织红丝带40000余个。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宣传日，为广泛宣传艾滋病知识，动员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关心支援艾滋病救治、救助工作。我们认为应对艾滋病人的这一做法予以肯定、鼓励和支持，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后一份“情况说明”中，“走村串户”的人变成了“刘老师”——
刘老师到我们镇银庄行政村搞课题研究以来，非常关心、关爱艾滋病人。经常走村串户与艾滋病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现在她已成为我们的贴心人和艾滋病人心中的女神、救世主。今年世界艾滋病宣传日前夕，她广泛动员银庄艾滋病人编织红丝带并承诺：“你们放心编，编多少我销多少，每个5-10元。”可当艾滋病人把红丝带编织好后，她却推辞，不见她的身影。
第一份“报告”贪天之功。第二份“说明”嫁祸于人。文中颠倒是非造谣胡扯，反话正说挑拨陷害。真正见识了什么叫做“用心险恶”。
仅仅两个月时间，白集镇政府如此迥然的变化，背后一定有故事。我当即打电话问卫华情况。那边态度却很平静，说：红丝带卖完了，“眼下人大选举，他们怕闹事，剩下的乡里解决了，给3万多元。”看来栗卫华他们不知道镇里来我们院里的事情。既然问题解决了，我们院也没有再说什么，我也就搁置一边，事情算过去了。息事宁人，是我这些年面对这类“复杂”事情最简单的处理方法，否则陷进去纠缠不清会没完没了。
之后我来到村里，才知道这件事情不仅没有过去，还牵出一连串其他的事情，事情复杂到超出我的想象力，只好借用一句说书人语：“花开几朵各表一枝”， 由此牵扯出的其他旁枝错节一律略过，只将这一段红丝带的故事讲完。
市委秘书长承诺包销，要求县里乡里出证明
栗华中是村里感染者自救小组的组长，讲述他们“出去卖红丝带的事儿”——俺们先找市政府，他们承诺包销。在市政府门口见到把大门的门卫，人家态度不赖，他说他姓丁。俺们跟丁门卫说明情况，他很同情。进里头找出来一个秘书长，我们又跟秘书长说了。他们说四五万个红丝带，没多少，不叫我们自己跑了，说你们身体不好不用跑了，他们能包销。秘书长叫我们回县里乡里开个证明，证明我们真的是艾滋病人。
其实没有编够4万个，满共一两万个红丝带。回来出证明，乡里很顺，陈镇长说这是好事，市委愿意要咋不中啊！出了证明，打印好盖上公章。拿住乡里证明找县里。县里推，说熊主任有病了住院了不在家。今天找不在家明天找还不在家。俺们又去了市里说县里不给出证明。秘书长说叫他出个证明都不管给出？光有乡里证明不中，说市里再往县里打电话！俺几个人又折回来找县里。证明还是开不出来。一拉扯20多天，这些产品堆到手里咋弄？俺又到市里，市里说，晚了。一直等你们开了证明过来你们不来，现在紧锣密鼓考核哩，省里组织部来考核，都准备往上走走哩，关键时刻，你们这事顾不了管了。
状告县里不作为
要不是他们说可以包销，我们也不会又投资编那么多！这时候找这个这个推，找那个那个推。市委、市政府、市公安局都去了，县里市里来回跑，雇车花了1000多元，折腾五六天。眼看12月1号快到了，再晚红丝带就卖不出去了！最后没法了，写材料信访，告县里不作为，不出证明耽误了我们的商机，要求包赔损失。一告他，这熊主任见面了，说，保证给你们处理好，离12月1日不是还有几天嘛，不晚，放心吧！交给恁乡里了，回去找你们乡里领导一说都齐了！算是乡里解决了。
当时听到从栗华中口中说出“不作为”“商机”这些字眼，我心中暗自为他们高兴。他们外出参加会议，接触接受了新观念新概念，“脑洞大开”。
栗华中拿出他们的“信访材料”，谋篇布局措辞用语比起早期的“上访信”，水平明显提高——
情况反映
反映人：沈丘县白集镇银庄行政村218名艾滋病毒携带者编织者签名附后
反映请求：要求沈丘县人民政府赔偿反映人经济损失。
我们均系沈丘县白集镇银庄行政村艾滋病毒携带者，共218人。多年来，上级领导对我们这些病人进行了必要的救助和帮助，生活上给了一定程度上的照顾，为了缓解政府经济上的压力，改善病人及家属的生活状况，我们全体艾滋病人自发组织起来，编织红丝带，以拓宽致富门路，我们的行动得到周口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并受到镇党委、政府的许可。但由于我们这些人是社会上的特殊人群，周口市领导要求我们开具镇、县两级政府的证明，以证明我们的身份以及基本情况，帮助我们解决红丝带的销路。镇党委政府了解情况后，积极参与并支持我们的工作，为我们开具了证明，并与县信访部门领导数次到县政府反映情况，让县政府为我们开具证明，但县政府一直拖延推托不办。因县政府的不作为，及对我们艾滋病人的歧视，延误了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宣传日前的销售商机，导致我们编织的产品不能销售，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四万余元，使我们这些困难户雪上加霜。为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我们要求上级领导及有关部门追究沈丘县政府的不作为行为，赔偿我们的损失。
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栗可昆说：问问他卖到社科院是咋回事？事情得澄清。刘老师帮村里找个致富门路哩，你拦着还去告人家，算咋回事？不能冤枉人！
刘桂枝说：事情得说清。不是刘老师这二年想办法找项目帮助咱，这二年你乡里镇上安生得了么？人都没钱生活没钱吃药了不找你闹么？叫你说，这两年村里有人给你乡里闹了没有？他都不懂得好歹！红丝带，他这一压，又弄不成事了。乡里不搂事，还横事。
县里不可能出证明，这就是个圈套
村中长者栗可顶一语道破个中原委。他说——
这个证明县里不可能写出来！你们还不明白这就是个圈套吗？
工作队长陆处长和镇上张书记都找我了，要我给大家做做工作，说这是一场误会。他们说，原来刘教授给卫华说让他编1万个红丝带，这1万个处理了。刘教授不知道他们跑市里去了，见个秘书长啊啥哩，叫他们回去叫乡里县里写个证明，也不知道市里给县里打电话咋说的，反正县里不可能给你们出证明，问题交给了县里，县里又拿回来交给了乡里，张书记很生气说这事叫“乡里消化”还不能出事，最后压给民政所出了这个钱。这个事就是这样的。陆处长和张书记都说，主要是没有跟刘老师沟通，要是沟通了不会有这事。这事不怨刘教授，她不知道他们多编恁些，也不知道他们去找市里，要是知道肯定不会支持他们这样做。
——这些事我都知道啊，很支持他们呀，为什么不支持？倒是他们市里当领导的，怎么可以这么做事？！我说。
栗可顶说，张书记还说，让给刘老师好好解释解释，民政所长卢学斌去省里告刘老师他不知道，卢学斌回来他已经狠狠熊罢他了。镇上民政所长卢学斌也几次托人捎话，说上社科院告你刘老师不是他的主意，想找你好好说说。”
我跟可顶大哥说：事情明明白白，不用解释也不用说。
镇民政所是“最有油水”的单位，许多政策性救助资源从民政所“过手”，克扣贪污，地方政府心知肚明，因此，遇到这种“财务”问题，理所当然“压给”民政所买单。
又过了一年，2008年8月，最初送给我一枚红丝带的“全球企业抗艾滋病结核和疟疾联合会”，电话联系我，说他们的一家会员企业为世界艾滋病日搞活动，需要购买红丝带，问上次给他们的红丝带是从哪里购买的？我把银庄的联系方法告诉他们，请他们直接联系。
“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抗击艾滋”是我们国家政府提出的重要行动策略，而行动起来的“各界力量”怎么就那么难以“行动”呢？在哪里被“嵌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