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在一个开放的更大的视野中审视艾滋悲剧
我无意“抹黑”，不想与任何人为敌。我一直在想，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是谁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河南、中国、包括世界，遭遇这场无以计数的人丧失生命的艾滋病大灾难，是偶然，还是必然？
艾滋病是“血液”衍生出的“故事”。事实上，关于血液的故事，无论正剧闹剧还是悲喜剧，古今中外一直都在上演，特别是最近的一百年里，血液的研究和应用有如一场波澜壮阔的战争。现在让我们在一个开放的更大的视野中，以历史的全人类的视角，在世界范围内，透过关于血液、关于艾滋病的故事，探讨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发生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中国河南的艾滋病事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而许多资料都表明，在欧洲、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区，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我们后来在中国看到的似曾相识的故事——
一个由不法购买商和贫苦的卖血者构成的新阶层开始参与这一活动。专家曾警告有可能造成隐患。然而这些警告对商业界的企业家没有起到一点阻止作用。公司为了满足对原料血浆日益增加的需求，开始收集各种人的血浆，许多企业存在伦理道德问题。
一个医生发现了一名静静地躺着，嘴和眼睛仍张着的老年献血者。医生问那位老人：“今天我们怎么样，西尼？”但是西尼已经死了。在尸体被抬走后，医生说，这些年中这位老人已经献了近50万毫升的血液。
成千上万名不幸的卖血者，其中包括失业者，一无所有者和吸毒者，他们经常在破烂不堪的贫民区的血液采集中心外面，排长队来卖每公升17.6美元的血浆。
西方大部分被剥夺公民权的献血者是犯人，他们成了血浆衍生物产品，其中主要是γ球蛋白的重要来源。肝炎发病率在几个监狱中猛增……“他们就象苍蝇一样从这儿消失掉”。
在美国有关商业血液、血浆以及血制品生产系统缺乏管理和失控的悲剧故事一再发生。很明显美国的血液产品是不安全的。这些血液已被病毒污染，而这些病毒通过输血和感染的血浆传播，每年正在杀死成千上万的人。媒体很快就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在1970年，《纽约时报》断言，血液和血浆工业正在玩一种游戏，即用可以传播肝炎的血制品来进行一场“输血轮盘赌”。NBC电视新闻的流行节目“每日新闻”，展现了“征购血浆流水线”。无家可归的人们在洛杉矶贫民窟的街头排队出卖血浆。观众也看到了受害者的面容，其中不仅有那些被迫出卖自己血浆的穷人，也有那些不知情而无辜地感染了肝炎的输过血的病人。
……
此外，西方有大量文章揭露了法国臭名昭著的“血液污染事件”，受害者把这一事件看做一种背叛。医生和相关部门的高级官员们，曾被认为体现了法国输血传统中所有高贵的方面，诸如利他主义、救死扶伤，医学、商业和科学技术，在这个金钱驱使的年代里，他们都成了犬儒哲学和利己主义的象征。
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世界上一个又一个地方公布了类似事件：
在美国，病人们递交了数千份民事诉讼状来起诉医生、制药公司，甚至他们自己的组织，因为这些医生和机构为了商业利益，出卖了病人的健康。
在英国，感染了艾滋病的血友病人们，谴责国家输血服务机构对于已经出现的病毒威胁反应迟钝。
在日本，病人指控政府和制药公司隐瞒了血液制品被污染的真相，结果导致国家一些非常著名的医生被关进了监狱。
在加拿大，血液污染丑闻传播得非常广泛，以致政府在全国举行了一系列的听证会，愤怒与耻辱震撼了整个国家。
在全球爆发的血液丑闻中，激烈地回荡着失去信任与被背叛的呼喊。（道格拉斯.斯塔尔《血：一种神奇液体的传奇史诗》，2001）
但是，在许多国家，自有纠偏机制。比如法国污血案后，法国卫生部长引咎辞职并痛心疾首宣誓：从此再不在这个位置上任职，他犯下的罪过使他失去了资格。
——以上，就是关于血液和疾病的故事。它并不局限在中国，也并不局限在医学界开始将它用于输血的20世纪。这些故事作为医学史以及文明史的一条线索，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古代。在全球范围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它以非常戏剧化的方式，周期性地发生着，从思想启蒙时期的首次血液实验，一直到未来的某一天可能淘汰输血的基因工程实验室。
关于血液，关于人类与疾病，有三本书值得关注。
一本是《血：一种神奇液体的传奇史诗》（道格拉斯.斯塔尔，罗卫芳等译，海南出版，2001），一个美国人讲述的血液故事。作者将血液的历史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从古代至20世纪初期，血液的概念由神秘性转变为生物学性质。第二个时代，血液从科学探索对象，转变为一种战略性物资，在20世纪最初的数十年间，医学科学家开始掌握这种资源，发明了大规模收集、贮存和分离血浆的技术。二战时期这些先进的技术使得盟国的实力远远超过了血液相关技术处于原始状态的德、意、日轴心国。第三个时代，血液与金钱紧密结合，这种曾经挽救过众多生命的液体，已成为世界贸易中心一大商品，利欲驱使下，这种从人体分离出去的神秘液体，又吞噬着无数人的性命。书中详尽描述了这一过程。每一个时代都反映出那个时期的时代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决定性地改变了血液的文化意义，也为战后全球的血液工业铺平了道路。20世纪70年代是血制品迅速发展的时期，与血液有关的肝炎的发病率也猛增，导致成千上万的血友病人和接受输血的病人死亡。
约翰.巴里的《大流感》（钟扬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则详尽记述了历史上那场令世人瞠目胆寒的大流感。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7月28日─1918年11月11日）末期，血液历史的第二阶段初始。大流感始于美国，并随美国军队登陆法国而扩散开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大战结束于这场瘟疫，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1000万人死亡只有这场瘟疫中死亡人数的1／2甚至只有1／10。1917年，美国参加对德作战。而当时美国正在发生一场医学革命，他们建立了一个人才体系，第一代科学家组成了一个核心团队，正是这批科学家抗击了1918年大流感。从疾病爆发那一天起，所有这些科学家就在实验室狂热地工作，没有一个人停下来，他们为此付出心血乃至生命。开始几乎对这场疾病一无所知，慢慢地一个知识体系开始形成；他们投入到构建和完善知识体系的工作中去，最终，从流感爆发中获取的科学知识，孕育了未来的医学；从根本上转变了美国医学，医学的教育、研究、技术以及执业都经由科学筛选而得以促进。他们的研究发现产生了巨大影响，余音至今久久回荡，“盘尼西林”、白喉抗毒素、肺炎疫苗都产生于那场大流感，他们研制出的疫苗和抗毒素、发展出的技术至今沿用。科学家们现实中的作为远远超出了实验室内的研究，他们改变了美国医学的特性，并使美国医学水平赶上并超过当时处于领先地位的欧洲。
还有一本《枪炮、病菌与钢铁》（贾雷德.戴蒙德，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作者是一位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强调客观的自然的环境对于人类社会演进的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揭示了事实上有助于形成历史最广泛模式的环境因素，其突出价值和重要性在于，以震撼人心的力量摧毁了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人类史理论。这本书因此荣获1998年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书奖，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作品。全书通过对人类生活有史以来一以贯之的完整的叙述，娓娓道来，记录人类社会的命运，解释现代世界及其诸多不平等之所以形成的原因，是一部真正关于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也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史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书中写到，19世纪80年代初，当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修经萨斯喀彻温时，该省以前很少接触过白人及其病菌的印第安人死于肺结核的人数每年竟达到惊人的9%。印第安人原来的人口2000万左右，据估计哥伦布来到新大陆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主要杀手是旧大陆来到病菌，他们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因此没有免疫能力，也没有遗传抵抗能力。天花、麻疹、流感、斑疹伤寒，紧随其后的还有白喉、疟疾、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瘟疫、肺结核和黄热病。贾雷德.戴蒙德认为，单凭武器、技术等优势，不能完全说明开始时那么少的欧洲移民如何能够取代美洲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那么多的土著，文字同武器，病菌和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并驾齐驱，成为一种现代征服手段，也造就了现代世界的不平等。
这些煌煌大书记述探讨并反思着人类社会与冥冥之中一种自然力的对决与较量。
事实上，疾病一直与人类历史如影随形并直接影响人类历史的发展。黑死病（腺鼠疫）在1346年到1352年间杀死了欧洲四分之一的人口，在有些城市死亡人数高达70%。（贾雷德.戴蒙德，2006）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流行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杀死2100万人的流行性感冒，——最新研究资料表明那场大流感死亡5000万—1亿人！号称“世纪瘟疫”的艾滋病，比起1918—1919年横扫全球的大流感，只能算小巫见大巫。
那场流感1918年3月11日最早出现在美国堪萨斯州的芬斯顿（Funston）军营，之后几乎传遍了整个美国的军营。9月，流感出现在波士顿，这是最严重的一个阶段的开始。10月，美国国内流感的死亡率达到了创纪录的5%。11月战争结束。战争中军队大规模的调动为流感的传播火上浇油，大流感肆虐横行全球18个月，突然神袐消失，而其病株从来都没有被真正地辨认。1918年的大流感也波及中国，自广州直至东北，由上海至四川，蔓延广泛，北平警察患病过半，哈尔滨40%人被感染，学校停课，商店歇业。
如今世界人口已超过60亿。至2005年——艾滋病发现后24年间，全球艾滋病死亡总人数为2300万，约有39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
而1918年世界总人口18亿，是当今人口的28%。最新统计，1918-1919年大流感死亡5000万—1亿人。高于历年艾滋病死亡人数总和，更超出中世纪黑死病死亡人数。大流感持续1年多，但2/3的人在24周之内死去，其中大半是在更短的时间，1918年9月中旬到12月上旬期间死亡。也就是说，大流感一年之内杀死的人比中世纪黑死病在一个世纪内杀死的还多，24周内的死亡人数比艾滋病24年内死亡的还多。且近半死亡者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当时8%—10%年轻人因流感丧命。可以想见大流感疫情，比之“世纪瘟疫”艾滋病之更加惨烈。
的确，血液加工的工业化程度，反映了人类掌控支配血液的程度；同时，经过历史残酷的洗礼，血液也将达到其隐喻的另一个水平：血液本身的力量、创造性以及人道。在一个开放的更大的视野中，还开启出另一个新视角：艾滋病、大流感、黑死病，人类历史上经历过的种种疾病瘟疫的浩劫，都包含着某种自然力神秘暴戾的未知因素对人类的攻击，反映了人类社会和自然力的对决和冲突。
正如贾雷德在书中所指出的：“我们的疾病的许多’症状’，实际上不过是某种非常聪明的病菌在改变我们的身体或行为以便使我们帮助传播病菌时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方式而已。”而长期以来，人类的“现代文明”的进步，更多的是取决于尝试控制自然的能力和程度，而非调整自身去顺应适应自然。人对自然的态度，常常是侵略性的，而且肆无忌惮大胆妄为：改变河流的方向，在地质断层上大兴土木修建水库，如今还操纵改变物种的基因。 已经发生的包括艾滋病等流行性疾病在内的一切由自然力强加给人类的灾难，迫使我们不得不反思人类的“现代文明”概念，反思能够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的人类，应当如何直面已经愤怒的自然。
面对历史，面对已经开放的世界，面对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这一切，我们应当做怎样的省思？河南、中国、世界，遭遇这场无以计数的人丧失生命的艾滋病大灾难，是偶然，还是必然？必须认识到：河南农村艾滋病人群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他们单独的存在，他们的病痛贫困也并不只是他们个人的苦难，而与整个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从根本上说，与每一个个体人的生存利益密切相关。在一个开放的更大的视野中，河南艾滋病事件的悲剧，不仅仅是发生在中国的悲剧，还是医学科学的、社会政治的、人类历史的悲剧。
一场大的流行病突发事件最能考察考验一个国家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也最能考察考验这个国家的医学科学家，因为他们也同样在执行权力。与1918年大流感中的美国医学科学界相比，在艾滋病这场灾难性事件中，我们国家拥有政治权力的决策者做出了怎样的决策？我们国家的医学科学家们是否也可以引领决策，或者怎样影响了决策？我们的医疗卫生体系、医学科学家们和医疗队伍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那些政治家和科学家们，从中获得了什么经验和教训？我们对未来还将会不断发生的新的疾病流行有多少准备？
在中国，这些问题，不单关系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医学科学革命，也直接挑战当下的政治体制改革，挑战人们某些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所以这场艾滋病事件告诉人们的，并不只是一个关于死亡和绝望的悲剧故事，还是人类面对死亡时对生命意义的悟省认知；也不只是一个人类应当如何与疾病做斗争的故事，还是一个关于科学和探索，关于社会公平与正义，关于人们应该怎样改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治理人类社会，以敬畏谦卑之心珍爱保护自然环境应对客观世界的故事。它折射出有关医学科学、社会政治和人类文明文化的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