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群访：下大雪跪省政府
刘桂枝的丈夫参加的那次上访，银庄人称之为“下大雪跪省政府”，都是栗庄人。他们说：“我们闹哩大！群体上访直接上郑州！”那是2001年农历十一月，银庄人第一次上访省城，共7人，栗可运、栗中才、栗五营、栗长春、栗华中、栗长山、栗满堂。其中4人已经死亡。“上访目的就两个，第一要药救命。第二叫上级领导知道俺们这里艾滋病情况。”说起这次上访，栗庄人情绪很激动，其中有愤慨有悲伤，还有自豪感成就感：给大家要回来药了！
为了避开麻烦，一个时期我走访村民只能在夜间，村主任栗卫华事先帮我约定好，村民也很配合。这天夜访栗满堂，请他讲述这次上访的经历。
栗满堂说——
这事头一天我还不知道，挑头的是栗可运。他后来死在白集镇卫生院，死了在医院扔几天。他老婆受刺激，神经了，现在话都说不好。那天晚上都11点了，栗可运他们6个人来家找我。说，明儿早一起去郑州，“你要不想在家坐着等死，就一起去。”第二天一早我们7个人一起坐车上郑州了。
——为什么要上郑州？
去要药救命。听说北京有免费药下发，想去要求给俺村发药。
——听谁说的？
刘子亮。他消息灵通。
头一回上郑州，都摸不着地方。走了一个半小时才走到省政府。进门得要出入证，接待室不给俺开，俺说俺是艾滋病来反映问题来要药的，那女的不相信，俺把证明拿出来，她吓哭了，关着门走了，说去找人接待。等了好大一会，才来一个人，说你们这事应当找信访局。他把我们领到信访局门口，就不见他人了，溜了。
到信访局，栗可运先往里进，一进去，就被信访局的人拖出来了，我们几个人一起上前，拖栗可运的人也溜了。又出来人问事由，我们就又说一遍，说反映艾滋病的问题。一听说我们是艾滋病，没人敢惹我们了。我们说，我们那里的艾滋病人不能得到治疗，没有药吃，能不能从省里、北京解决问题？我们不想等死。他们说：这事应由卫生厅解决。告诉我们到卫生厅的乘车路线。
我们到了卫生厅，门口也有一个接待室，一个女的接待哩，很热情。她说上级己经很关注艾滋病了，省里文件都有了，你们说的情况，是地方的问题。她联系了疾控处接待我们。我们见了疾控处处长，是一个南阳人，我们要求给药治病，延长生命。他开始有些不耐烦，说：这事我咋说？全世界都治不好，也不可能延长你们的生命。我们一起坐下慢慢跟他说，打动他。我们说，我们也是人，也有家庭，不想让家庭毁灭，家里有老人有孩子，他们离不了我们……。他后来说，一定想尽办法治疗。我们就要求到郑州六院治疗。他说那不是随便能去的，你们只有回地方去治疗。我们说回去治不了，没有药，就到六院治疗，这是我们唯一的要求。他不同意，说这事他做不了主，得上级部门说话。
我们又返回信访局，那里闹轰轰哩。一个姓李的，四五十岁吧，领我们到屋里，我们又说我们的要求，说：在家也是等死，想去郑州六院治疗。他也没答复，说他没有这个权力。
我们只好又去省政府，要求见领导，想找最高一级领导解决问题。这一回，防暴警察去了两车，全副武装。
这时候突然变天，下雪了，我们都没带棉衣。天下着大雪，我们站省政府门口，武警不让进，可运、中才、五营硬要过去，他们拉着不让过，我们就跪下哭诉。这时正好是上班时间，领导的小车要经过，武警上来两人架一个把我们拉走了，说：不能在上班时间拦车！他们把我们架到墙跟前，脸朝里站着，栗中才发病躺倒在地上，警察都不敢动了。中才病毒到眼睛了，已经瞎一只了，发病特别疼，后来给打了一针杜冷丁。我们才慢慢跟人家说明村里发生艾滋病的情况，说我们不是闹事，是来要药救命哩！防暴队的人听了很同情我们，说我们的枪不是对付你们的，是对付犯罪分子的。把我们领屋里，说别冻着了，还买水给我们喝。还说帮我们出面要求解决问题，他们打电话到周口，说你们那的艾滋病人来这反映情况，你们把他们接回去治疗。两天以后乡里才知道我们上访。就是那一年，一个栗庄死了20多人，全银庄死了50多。
栗满堂最后说，现在已经看淡了，不再上访不再找了。社会不公平的事太多了，……过去找也没有过分要求，不过是为自己延长生命多活几天，为着想把几个孩子养大，有自己的还有别人的。上访也真不易，那回住没花钱。我们黑了住马路边上，白天上紫荆山百货楼。住高架桥底下？不是，桥下冷，没墙根暖和，晚上坐墙根根。这样冻了3天。回来都病好长时间，要不栗中才几个会死么？年把几个月，陆陆续续就死了4个人。
听得出，栗满堂对上访已经很灰心。他曾经因为上访被抓捕过。
村里人说，栗满堂后来做了派出所的“奸细”。
栗满堂和他的妻子王丽都卖血感染了艾滋病。他们自己有3个孩子，还收养了王丽姐姐家的3个孩子。王丽的姐姐姐夫都卖血感染艾滋病已经死亡。王丽说，姐家村更穷，不是重点村，艾滋病受歧视，孩子在那没法活。说起当年卖血的乱象、最初发现感染艾滋病时的惊恐、发病时的痛苦，因为上访、做炮被打压抓捕，王丽失声痛哭。（田野手记20070704）
2014年，王丽发病死亡。
关于那次上访，时任村支书栗可昆说——
那回上郑州上访是在村里商量好走的。那时候滩头村有几十人发了本子（艾滋病医疗本），领上药了。栗庄人吃不上药，栗中才病重，也吃不上药。好些人发病都没有药。他们哭着找我，说家里一分钱也没了，看病看不起，得想办法要药。栗可运、栗中才、栗五营三个人跟我商量：“不上省里要不回来药。”我说去吧，不去也没有别的法，谁都不要让知道。这三个人都死了，他们是第一批上访的头儿。当时瞒着县里乡里，去了七八个人。第三天乡里找我，说把他们几个叫回来。我说我叫不回来。他们叫我跟他们一起去郑州找人。一起去的人有洪副镇长，他负责文卫，李学广，是镇卫生院长，住在工业大学宾馆。当天到省委没找着人。
第二天他们给了我100元，让我自己坐计程车去找人。我一大早6点钟找到南阳路上，我知道长山家的（妻）在那里扫大街。她说他们找过她一趟，打听地点路线，去省政府了。我找着他们，打电话给李学广。李学广说叫他们来住工大宾馆，好一块打钱（付费），好商量。他们几个不去，怕“下套”抓他们。洪镇长、李学广就去省政府接待室找他们几个，接待室里的人对他俩很不客气，吵他俩，叫他俩出去！
他们打电话给县里，县防暴警察去了几车人，车停在工大宾馆院里。等栗可运几个人跟着他们来到工大宾馆时候，见防暴警察的车停那哩！又不敢进了，怕抓他们。最后说“破上了”（豁出去了），才到宾馆商谈。那次县公安局副局长卢克也去了。在工大宾馆里关上门谈，怕人家听见是艾滋病。五营大哭，边哭边说，娘啊，不能活啊……。在场的卢克他们都眼里含泪，坐那也不敢动了，场面很感人。后来镇上徐副书记去了，问有啥要求有啥条件？就说要药治病，都答应了，还报路费，一人给250元。怕他们拿了钱再上北京，要我一定跟他们一起回村。让他们坐公安的车一块回，他们不坐，怕把他们拉公安局关起来。让他们单独走，政府方面也不放心，防暴队去三四辆车，警察戴着头盔手套，怕传染么！开车把人送到车站，又买车票看着人上了车。我跟艾滋病人一起上客车，他们小车跟在后面，一直到周口市。从周口市到县里又觅昌河车花20元，吃顿饭。回来后，可运把钱分给大家。 以后就拨药（发放药品）了。
“卧底”与“奸细”
在银庄第一次知道了当今乡间社会的“卧底”与“奸细”。从中可见官方民间社会人际关系之一斑， 看到当下执政逻辑对村庄传统秩序的破坏。
那天栗可峰跟我说：派出所长于安杰把我介绍给县国保大队长鲁峰当卧底哩。
——嗯？直接就说你给他当卧底？
那还用直接说？我在卫生院输水，碰见他俩都在那。于安杰给我们互相做了介绍，说以后有啥事给鲁大队长汇报。鲁峰说，村里有情况给我反映反映。
——有工资报酬吗？问他。
不定啥时候给拿盒烟，给100块钱，有时候给手机上输100块钱电话费。那回林山要到县城闹事，我就反映给他们，说村里人要上访。这都事先给卫华、林山他们说好的，对咱自己人有利，把咱的人有啥要求给他先“递个话”，对咱不利的话不说。每回反映事情，就给拿盒烟、100块钱。拿过四五回。那回武汉开会回来（见第四章之五《全球基金、武汉会议与尹庄》），13号，问我开会情况，问都谁去了。其实他啥都知道，谁谁代表啥组织，他都知道，说网上清清楚楚。
——那你是双料间谍了？
可以这样说。得对咱有利。不管让他知道的，绝对不能让他知道。
——你从派出所于安杰那里拿过钱吗？
八月十五，派出所打电话让我过去，给我500元。说，这是所长的意思，跟俺（派出所工作人员）一样的过节补助。
——那你也是于安杰的卧底了？
不是。他的卧底是老五和满堂。实际上这500块钱算是还我的炮钱，还不够哩！那回跟栗一交十多户一车拉走的。他们乱罚款乱抓人，村民告了，他们害怕了，这是堵我嘴哩！（田野手记20080706）
村里人知道栗可峰当卧底的人不多，但都知道老五和满堂是派出所的“奸细”。当地习惯按照弟兄排行称呼人，栗老五、诸老五、牛老五……，但是如果单称“老五”，都知道是指栗庄栗老五。栗老五脑瓜子聪明点子多，关系多能办事，名气大。
2017年重返银庄，人们告诉我，我离开银庄的时间里，2010年以后，“替人讨债”一度成为银庄人的“营生”，像卖血、做炮一样。讨债大多以老五为首，债主老板找老五下单，老五组织艾滋病人去讨债，老五拿单子提成落大头，大单子能挣几十万，“分一点零头给参加讨债的艾滋病人，按天算钱，一人一天五十或者一百元”。老五也替政府办事，比如利用艾滋病人赶跑拆迁“钉子户”，“艾滋病人谁都怕”。前一阵子“打黑”，栗华中这些参加讨债的人躲起来了，害怕被抓。老五不用怕，他黑白两道通吃混成了“场面人”，现在有钱有势有关系，买了房搬到县城去住了，还有了新欢，跟小美离婚了。听说华中因为替人讨债躲起来了，我很难过。我想到他说过要换一种活法，要堂堂正正活人。“讨债”，毕竟不是什么正经职业，被归入要打击的“社会黑恶势力”。跟我说这事的朋友说，很多艾滋病人后来都利用“艾滋病”这一“身份优势”走上“替人讨债”这条道，当过民办教师的老楚，甚至“上过中央电视台跟濮存昕照过相”的刘子亮，也在替人讨债。他们都努力奋争过，但是终究很难走出那个“命”，难逃厄运，好像掉进一个走不出的陷阱，想堂堂正正活人而不得，只能做奴才，或者刁民。真是可叹可悲。
知情者说，栗可峰跟老五满堂他们不一样。满堂跟老五也不完全一样，他们有时候合作，有时候单干各干各，有时候也有矛盾。栗可峰绝对跟村里人是“一势”。国保大队鲁峰负责上访的事，谁没事想上访哩？都是实在没法了才走这条路，真遇着没法的事了，栗可峰“带给鲁峰话”，说不行就上访。鲁峰就说不要上访，我给你反映反映，有时也能起点作用。他们就害怕老百姓上访。
也有人说，是官刁似民（官比民刁），“造假打假”，乡里、派出所叫村里人自己斗。 啥内奸？是他们的方法手段。这边叫你举报有奖，那边给被举报的人说，某某举报你走炮哩，你说我们管不管？我们也不想得罪你。挑着两边有仇气。村里也的确有人太奸滑，心术不正。村里人不一心，人家上面啥情况一点摸不着，村里啥情况人家一清二楚，他在暗处，你在明处，有一点动静人家就知道了。人心不齐，咋会不收拾你？（田野手记20080708，20170625）
中国乡土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真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