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全球基金、武汉会议与银庄
我有时会想，假如没有我偶然争取到这项关于河南艾滋病社会学研究的国家课题，为做这项课题偶然走进了银庄，银庄人也许永远不会与全球基金有交集。
全球基金，全称为“全球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于2002年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宣导下设立。旨在为抗击世界上最具灾难性的三大疾病增加资源，并将这些资源送往最需要援助的国家和地区。全球基金从2004年第三轮开始进入中国，成为中国在艾滋病领域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但是在河南，全球基金被说成是国外势力，甚至是国外反华势力，尽管中国第一年（2004，第三轮）申请到的全球基金项目主要就是覆盖河南。
2005年12月，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请朋友帮助推荐银庄村主任栗卫华参加了全球基金在北京举办的“社区基层小组能力建设培训”班。培训班目的是资助民间草根组织做项目，从而使他们参与到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来。这是银庄人第一次走出去参加会议，并在培训班的帮助下填写了项目申请书。但是地方政府拒绝为申请书盖章，因此银庄未能获得项目资助。他们对卫华说：胡闹！外国的钱不能花！那是收买人心的，不能用！
不止银庄，许多基层社区遭遇这种情况，在中国，全球基金项目的执行遇阻。正是因此，促使武汉会议的召开。
武汉会议的正式名称为“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防治工作非政府组织会议”，因为在武汉召开而得名。《武汉会议通知》写道：确保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以及公民社会更加全面地参与中国的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防治工作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为此，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以及其他全球基金中国国家协调委员会成员在2006年12月7日－10日在湖北武汉召开非政府组织会议。
银庄人参加武汉会议，也很偶然。我在互联网上偶然发现武汉会议消息时，已经过了会议报名期。我立即电话联系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办公室，为银庄力争参会机会。我电话中告诉项目办艾滋病重点村银庄的情况，说明这些人正是全球基金项目的最重要的目标人群，最应当参加会议。项目办答应向上汇报，并很快给予答复：参会可以解决食宿，但是路费需要自理。于是一边继续与会议方协商争取解决银庄人参会路费问题，一边知会村里栗卫华、栗可昆，为参加会议做准备。他们参会热情很高，“自己掏路费也去！”会议规定，每个民间组织只能参会一人，于是便以5个民间组织的名义为希望参会的5人（栗卫华、栗可昆、栗华中、刘桂枝、栗可峰）报名。会议方很认真，一一电话联系核实后，报名5人全获批准。于是银庄有5人作为正式代表参加武汉会议，我则作为观察员与会。会议结束时，还补发了5位银庄会议代表的参会路费。当时感觉国际机构办事就是不一样，不但效率高还通情理。
武汉会议，对于参会的银庄代表是一次从未有过的全新的人生经历。
会议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新奇：大会报告、分组讨论、举手表决、填写征询意见书，还包括入住的宾馆、会议用餐。特别是，在会议上他们作为草根组织代表的“主角”地位和所享有的权利，使他们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被重视、被尊重。分组讨论时，他们因为“第一次参会”受到格外的关照和优待，主持人热情鼓励他们发言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们认真听取每一场会议发言，认真填写会议发放的表格。举手表决时，他们不像其他代表们那样果决地高高的伸出手臂，而是犹疑四顾着慢慢地慢慢地举起自己的手来，好像有些胆怯有些不好意思。他们跟过去从来不认识也不知道的“上层领导”，比如中国艾滋病协会会长罗玫、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何景林博士，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国家协调员雷诺舟博士，交谈、合影。刘桂枝热情大方地把银庄村民自己编织的红丝带佩戴在外国人雷诺舟胸前。
会下，河南代表“开小会”，要为河南争取类别选举代表名额。那些“资深代表”鼓动说：“一定要说，要求大会增加河南名额，不说没有机会了，大家要齐心协力，河南代表要团结！”对这些争取权利的激烈发言，银庄代表一头雾水只是听着，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太不可思议，尚且不能完全理解无法做出自己的判断。他们只是在会议的间隙，将自制的红丝带摆出来义卖，宣传倡导自己的理念：生产自救，要有尊严地活着！参会代表纷纷给予了支持。他们正在经历着的这一切，使他们感到陌生新奇、惊讶惊喜、不习惯。每次会议结束后，他们还会聚集在房间里继续讨论，也会有其他地方的代表参加进来，交流各地疫情以及政策落实情况，大家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一天会后栗华中被通知参加艾滋病感染者专门会议，回来神秘兮兮，人很兴奋，急着有话给我说：“这是艾滋病人保密会，不叫给外旁人说……”我笑着打断他：“既然是保密，你就不要说。”当时这样说时，我并未在意。孰料那竟是武汉会议最戏剧化一幕的幕后策划——
在武汉会议的最后一天，所有议程完成后，会议主持人罗玫宣布大会圆满结束。这时台下一声呐喊，来自不同地区的艾滋病感染者代表突然聚集一起，呼啸着涌上前台，全场皆惊。
这张照片模糊不清，匆忙中我只来得及拍下最先冲上主席台的几个人的一瞬间，随后便在“不准拍照！”的吼声中收起了相机。当时气氛紧张极了，台下所有人都像被使了定身魔法动弹不得。
台上，银庄村的感染者代表站在一群人的最后面。MSM（同性恋）代表孟林冲在最前边，他显然是这群人的总领，他拿过主持人手中的话筒，言辞激烈地表达对会议的不满，认为感染者在大会受到不公平对待，权益受到了损害。然后台上每个艾滋病感染者代表，都情绪激动地讲述了他们的艰难处境，他们的愿望和诉求。话筒最后传到了银庄感染者代表栗华中手中，这显然使他惊惶无措，他紧张无助地手握话筒眼睛盯向台下的我，半晌无语，静场。突然，栗华中哭喊道：“俺那，俺那死多少人啊……！都没人管俺们哪！”气氛推向高潮，台上人一下拥抱在一起，台下人无不动容。走下台后的栗华中依然不能平静，他抱着我痛哭失声，仿佛心中有一百年的怨愤委屈翻江倒海滚滚而下。
会议结束后，一位河南籍的武汉大学女同学自告奋勇带领我们这些“老乡”参观游览武大校园。几个人兴致勃勃走在美丽的大学校园，惊叹不已。在武汉大学的学生餐厅里用餐；在大学运动场，驻足观看大学生们踢足球、打篮球；登上山顶图书馆，栗卫华鼓起勇气走进去，坐在大学阅览室里“感受感受”，激动又拘谨，满脸通红；华中欢快得像一个孩子，他攀着一株花繁叶茂的不知名的树，要我给他拍照，说，我这一辈子是不说了，不知道我的孩子能不能出一个大学生？
最后，在武汉大学凌波门外美丽的凌波湖畔合影。照片上每个人的表情都庄严宁静。以后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心中都会涌起一种异样的感动。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完全不同的生命经验。此时此刻，这些来自河南艾滋病村庄的农民，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武汉会议之后，河南参会民间机构和个人受到安全部门盘查，据说有上级“内部明文电传”指令。“非政府组织”对于现时的中国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在某些人看来，“非政府”就等同于“反政府”。
关于这场著名的“武汉会议”，全球基金作了如下报道：2006年12月，上百家国内艾滋病相关的草根组织和100个国际组织的观察员汇集到武汉选举大会的现场。此次会议上，中国CCM在总结成立三年来的经验得失基础上进行改革，由原来的54个代表按类别瘦身为23个，包括6名召集人和17名类别组代表。其中，6名召集人分别为主席、副主席及艾滋病、结核病、疟疾、药品和卫生产品4个工作队组长；17名类别组代表则由5名政府部门代表、6名非政府部门代表、1名感染者代表、1名私有/公有企业代表和4名国际组织代表构成。
事实上，这场“选举改革”持续到2007年3月。就是在这场激烈的选战中，产生了包括以“草根”名义选举出来的两个新的类别代表——以社区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和一个感染者（个人）类别代表——的CCM工作委员会。有人认为，“进入CCM，意味着草根组织在全球基金专案的申报和监管中，第一次真正拥有了话语权。”
从此在对专案的参与机制中，开始了草根组织、全球基金和中国政府部门的三方博弈，也开始了中国艾滋病领域民间机构内部争纷角逐的“权力之战”。
银庄草根组织代表参加了2007年2月在西安召开的“关于中国全球基金专案非政府组织类别代表选举培训和社区意见征询会”。另外两场内容相同的会议在北京、昆明召开。三场会议都是为“激烈的选战”做准备。有人说西安会议是3个培训中办得最有特色的，以至于用“实在，实在，实在，实在太棒了”的措词来形容。然而银庄参会代表不这么认为。他们对会议的反应很漠然冷淡，当时银庄正在经历“7.15”案件的磨难苦痛，他们在会议上反映村里情况希望得到援助援手，没有得到期望中的回应，而他们也根本对会议的选举宗旨无从理解也没有兴趣。
之后，银庄的草根组织又参加过北京、郑州、沈阳、驻马店、哈尔滨等地举办的各种会议和培训班。但是，他们越来越失去了参会的兴趣和热情。这些来自最底层的农民感染者感到，每次的参会，他们不过只是“充数”而已。他们感到自己没有从中得到帮助，会议所讲的一切，离他们很遥远，项目很难拿到，他们的作用只是在选举时充做选民。他们说，“只拿我们说事，不为我们办事”，这不是在“搊”（chou,向上推举）我们，是在“摔”我们。
2008年在哈尔滨举办的一次项目培训班，5位收到会议通知的银庄代表有3位没有参会，当时正值农忙麦收，主要是他们已经没有了原先的热情和兴趣。而会议组织方也根本拒绝考虑“农忙”的因素，2位银庄的参会者也依然没有争取到项目。他们说：“谁拿项目都是事先安排好哩，锅里没下咱的米！”尽管全球基金宗旨强调要注重支援草根组织参与，也关注到这些项目省主要成员是农民，但多数情况下，这些最草根的农民感染者被排除在“项目计划”之外。
他们也根本被排除在“权力”之外。以草根名义拥有话语权的代表们并没有代表社会最底层的草根农民感染者发出声音争取利益，圈子内部争权夺利的吵吵闹闹也与他们毫不相干。此“草根”非彼“草根”。后来事情的演进使参会的银庄艾滋病病人代表栗华中们越来越失望。
2013年11月，全球基金在郑州召开会议，培训如何写项目报告书。早年是培训如何写项目申请书。这次银庄前来参会的只有栗可昆一人。他提前一天来到郑州，带着他的报告书到我家，要我帮助修改。他很奇怪我怎么会不知道要开这次会议？我也有点奇怪，我没有接到会议通知。这才意识到，我是越来越少被邀请参加会议了，常常被圈里朋友问起：开会怎么没有见到你？可能因为“敏感”？多年以田野工作的方法做河南艾滋病事件的研究，面对这么大一个悲剧性事件，很难无动于衷。原本只是一个“局外”的听者，不知不觉中，什么时候走进了故事，变成了“局内”的故事中人。价值的判断与情感倾向，在各种复杂的关系中发生着影响。河南艾滋病原本是一个敏感的课题，于是研究者也变得“敏感”起来，被贴上各种可疑的敏感标签。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即使研究者尽力单纯化自己的角色，也依然会被“敏感”地解读。
这次会议，有一个很具体的目的：要写出做项目的“最佳实践”典型，最终会结集出版一本书。栗可昆一向低调，在这种公众会议的场合他甚至自卑常常是沉默。而这一次，他希望自己的项目报告能够被选中，在那本书中发表。对栗可昆的报告书，我没有代笔，只是提了一些建议。这些年他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事情：开办艾滋孤儿院收养了三十多名孤儿、争取外来资源帮助村民开展生产自救、帮助一些慈善机构寻找救助目标人群、协助一些基金会组织发放救助物资和资金、在当地开展艾滋孤儿助学助养活动……等等，并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他总是说，“我们一直在往前走。”这时候他很自信，充满信心。
我到会上去了一下，虽然没有受到邀请，我还是想看看现在这个领域里的情况。那天上午是专家老师们评议修改学员们提交的项目报告。我去时进行到第四组，一共八组。这四组中，只有一组是关于河南农村艾滋病的报告，报告发言人是西华县的。另外三组都是MSM（同性恋）。问了一下之前发言的四组，主要也是有关MSM，还有性工作者。听到介绍如何在洗浴中心千辛万苦千方百计将艾滋病感染者“忽悠”出来做检测，我想到的是河南农村大批感染者已经耐药，要求检测而不可得，人们为了检测上访北京遭受打压。
见到了全国艾滋病协会会长罗玫和全球基金的李慧，她们是这次会议的负责人。大家互相都认识，我带了一本《血殇》，拿给她们看，问她们是否知道？罗玫犹豫一下说好像从网上看到过。李慧则根本不知道。旁边一位也是会务组的人说，知道！知道！我还没有来得及问他怎么知道，就听他说，“不就是高耀洁写的艾滋病的书嘛！”他还是不知道！而我以为人家会知道。我把他们当做为着同一事业同一目标共同努力奋斗的伙伴。却越来越莫名其妙地感到我们中间横着一道隔膜。罗玫像以往一样谨慎警惕，她问：你怎么知道我来了？而李慧问我：你是我们会议的学员吗？
会议中间休息时，栗可昆来到近前，我介绍罗玫李慧她们认识。我很想告诉她们，这个“最佳实践者”就站在你们面前。但是我打住没有说，因为我想到，如果她们知道我和栗可昆之间的关联，还会选他来参会吗？我想到我身上被贴了标签。
栗可昆的报告没有被选中出版，甚至根本就没有给他机会发言宣读他的报告。栗可昆做的、写的，都不在那个“套路”中。
栗可昆并没有想象中的失望失落。他说，选上咋着不选上又咋着？咱该干啥干啥该咋干咋干！我很欣赏他的豁达大度。
事实上，全球基金进入中国的8年，虽然在艾滋病领域催生了一大批没有合法身份的草根组织，包括银庄最初的草根组织也因全球基金而诞生，但是，底层农民草根组织并没有得到全球基金实质意义上的支持，全球基金用于支援资助中国抗击艾滋病的项目资金很多，但是很难下沉到底层。在这个层面上，“外面”的力量一直没有“走进来”，农民艾滋病感染者也很难“走出去”。很多情况下，底层草根组织只是上层少数大的NGO寡头消费采撷的物件。但是，全球基金对中国抗击艾滋的行动所产生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全球基金引进资源“做项目”，同时带来全球观念在地化，包括对人权、民主等政治观念的输出渗透，牵动着中国社会中制度环境、秩序环境、组织环境、政治环境的变化。
这一切对小小的艾滋病村银庄和银庄人，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栗可昆栗华中们参加武汉会议的经历，被尊重被重视以及参与过程中对自身力量的发现，在他们日后的行动中都发生着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