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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被“嵌住”的 04. 一场被取消的学术报告

(2020-01-21 07:50:02) 下一个

四    一场被取消的学术报告

  那次一回到院里,便被院长找去谈话。没有想到谈那么久。整整4个小时,话头一打开便无法收住。从给省委省政府的报告说起,到艾滋病村的现实情况、艾滋病人的生存处境、到我的田野工作经历、到省调查组进村调查情况及其旗帜鲜明的表态、到一夜之间情况逆转有人制造事端我不能离开村庄的原因……。开始只是陈述事实,有问有答,后来彼此都有许多感慨。最后,院长说:“院里准备举办学术论坛,每两周一次。你能不能讲一次,把你对艾滋病课题的调查,做一次学术报告?”

  ——怎么讲?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度?问。

  答:畅所欲言,放开讲!研究无禁区,只在我们学术圈子里讲。

 

报告题目:用脚做田野,用心写文章——我的艾滋病课题研究

  这是我跟院领导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我当时体会到“沟通”的快感。我想,沟通,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是很重要的。人和人之间,特别是人心和人心之间,应当是共通的,许多隔膜屏障造成的不了解或者是误解,就是因为缺少沟通。

  果然院里第一场学术报告会安排我来讲。科研处通知我的时候,我人在村里。他们要我尽快赶回,拟定报告题纲。我提交的报告题目是:用脚做田野,用心写文章——我的艾滋病课题研究。待我赶回院里,报告会的海报已经张贴出来了。我跟院长谈了我准备报告的内容和形式:我的田野方法、河南农村艾滋病现状,以图片为主,不谈观点只谈事实。院长依然说,放开讲,学术研究无禁区。“没有限制,敞开讲,研究无禁区,学者要有自己的观点立场!”又说,准备邀请一些院外人士参加,问我希望邀请谁?我说,省委组织部。我最希望省委组织部来参加,更高级别的领导更好,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他们了解我究竟在做什么,希望把我的了解传达给他们,希望我的研究能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我希望沟通。院长又说,我个人还可以邀请一些我认为合适的学界同人参加,以扩大社科院学术论坛的影响。

  科研处跟我具体讨论报告内容。说是院里很重视这次论坛,想转变院里学风,有些人搞研究关起门不接触实际,有些人连门也不关直接从网上下载,还是一些专家……。“安排这次报告,就是要转变院里学术空气。以后要形成制度,每两周搞一次。”科研处要我尽快把讲稿拿出来,以便准备讲评。我的这次报告是不需要“讲稿”的,想了想,便把一篇已经在互联网上流传的研究报告《河南省艾滋病流行特点、社会影响及相关政策效应研究》交给了科研处。那是我提交给全国社会学年会的一篇论文,后来不知怎么被放在了网上,有人告诉我的时候,早已经流传开了。交给科研处的时候,我特意告诉,这不是“讲稿”,只是请讲评者先感知一下河南艾滋病的基本情况,以图片为主的课件,随后送上。既然院里这么重视这次学术报告,我要认真准备,在90分钟的报告时间内,传达出尽可能多的信息。

 

 “我知道的比你多,但是敏感问题,不能说”

  开讲的前一天,科研处又找我讨论报告内容,我带上准备好的课件到科研处。这次是科研处长出面谈。

  处长说,我在下面两年哩,知道的比你多。(这位处长曾作为河南省“三个代表”工作队在一个县驻村,兼职副县长。)我知道光是城关俩村,艾滋病就多得很。谁都知道,但是敏感问题,不能说。艾滋病的家庭成本肯定比社会成本高。(问: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艾滋病治病主要还是靠自己,最后倾家荡产,社会(当指政府救助)付出还是少部分。你说的都是真的,河南艾滋病起源于血浆经济,但是不能这么说。你去采访一下就走了,我们下去,马那比……,他给你倒杯水你喝不喝?当然后来听人说喝水不传染。我们下去发被子,进到村里,小媳妇在你身上摸一把,几天恶心得吃不下饭。捞住县委书记的手,你握不握?你是肯定不会在村里待,采访了就走了,不挨他们。你不知道,艾滋病人又可怜又可恨。当然主要还是可怜。发给他们的药不吃都卖了。艾滋病人卖药,你不知道吧?马那比,爹妈都是艾滋病,闺女还嫁人,不是哄哩(骗人)是咋?得了艾滋病还出来打工,搞装修,给你家装修你都不知道,不是害人哩?!

  这位“在下面两年”的科研处长对“下面社会”的认知和对艾滋病的无知令我惊讶。

  处长只顾自己一路说下去,不容他人插言。然后对我说:刘老师,你看报告内容咋改改?

  ——我已经准备好了课件,我们先看看再说?我说。

  处长并不听我的,继续侃下去:我知道的比你清楚,但是不管说。我在的县,有一两千艾滋病,只报五百,剩下的不管了。高露洁(当指高耀洁)说实话遭打压。政府修路、建学校、解决水问题,派几十人下去跟他们同吃同住。政府投入很大,当然这都是前期隐瞒付出的代价。那个高露洁,就很遭人恨。当然有人恨有人不恨。要说她给老百姓办好事了,救了很多人,少数人恨多数人不恨,当官的恨老百姓不恨。

  换个题目,讲南街村吧!处长突然话锋一转,说,南街村不是咱俩一块改的稿子,后来就通过了?

  我笑说,那是你自己改的,不是咱俩。

  处长说,不改就考虑取消论坛,要顾及大局,如果你不改,我得跟院长说说取消还是延期……,海报都贴出去了,顾及影响还是要讲一讲吧,要不然你讲讲南街吧!题目不用改副标题改改。《南街社会》书都出版了,证明没有问题了。

  ——先看看我的课件再说?我又说。

“只看事实,不讲观点,请相信我,尽管院长说我们学术界内部,放开讲,没有禁区,但是我还是有分寸的。我一向的原则:不讲假话,只讲真话;真话可以不讲,假话一句不讲。”我耐心跟他说。

  但是处长还是不看我的课件,也不听我说。

  他说:要讲就讲南街村。

  我拒绝了:南街村没有做准备,怎么讲呢?要讲以后可以讲。现在要讲就是艾滋病。

  处长说:你先不要走开。讲与不讲,如何讲,听候领导研究的结果。

  从科研处出来,发现贴在门口的海报已经不见了。我便知道已经有了结果。直到过了下班时间,科研处长才找我。说:刘老师,不要再搞艾滋病了,换个题目,到我那个县去咱们合作搞研究,提供食宿。

  我笑望着他,没有说话。我以前是找他说过,想到他任职的县做一些调查,但一直未能成行。

  处长言归正传:院领导研究决定,这是论坛第一次报告会,要讲主旋律。换别人讲,你以后再讲。好不好?

  我笑说:好。

  他说,这是你自己同意的啊!

  我依然笑说:我可以不同意吗?

  那一年,当沈丘县的县委书记升任开封市副市长走马上任时,我们社科院从处所长中提拔的唯一一名副厅级干部,是这位科研处长。

 

“你是资深学者,要注意影响”

  如果不是研究所所长告诉,我还不知道那次院里派去银庄“接我”的就是他,还搞不清事情的缘由。

  所长说:省委组织部屡次电话院里,开始是通知院人事处,后来是直接下命令赶快把人领回来!每次都不是县乡基层的意思,是周口市组织部的意思。我还跑去村里一趟接你,和人事处的人一起。当地组织部门反映,说你要领着村民去北京上访!他们最害怕不稳定。镇里书记镇长都不跟我们进村,说肯定找不着你,看出来镇上与群众很对立。当地政府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到处都是这样。现在艾滋病人犯罪是个大问题,他们就是报复社会,不要被他们利用。你是资深学者,要注意影响,不然我们院里也没法支持你。你的调查还没有搞完吗?要搞到什么时候?不要再惹麻烦。河南“七君子”的事你知道吗?省里点名批评了,要影响改变国家政策呢!幸亏跟咱院没有关系。一出事,省里马上找社科院书记谈话。书记很紧张,首先想到你。院领导专门开会,分析你做事的性格,……就担心从你这里出问题!省里说了,“十七大”前一定要保持稳定,不能出任何乱子!你最近跟村里接触注意点,最好不要接触!书记开处所长会专门说到这件事。你只顾自己我行我素,再这样下去对你很不利,影响很不好!这一年多你没有搞科研,这次论坛,你的学术分量不够,搞研究不见得光说凄惨吧?你更多的关注艾滋病人的生存,而不是研究了。领导认为不适合在学术会议上讲。

  ——什么是研究?研究该怎么搞?诚心诚意问他。

  “人家说你在村里又开会又拍照取证。”答非所问。

  ——那是我的研究方法啊,有什么问题吗?

  “你改变不了现实,谁也改变不了。不要对政府有批判攻击。”

  ——怎么是攻击政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是院里宣导的学风吗?我真的给搞糊涂了。

  所长突然很生气:“总之,以后你少参与这些事,我是很烦这种除了学术之外的事!哪个领导也不喜欢这种事!现在谁愿意多事啊!不要参与进去,你没有能力改变世界。谁也不是救世主,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光你的事给院里所里找了多少麻烦!”

  这位所长比较年轻,刚刚上任不久,原本大家相处不错。他态度的陡然转变,让我意外。突然感到很累。

  ——我一直以为我们是以诚相处的……。待他发作完毕,才慢慢递过一句话。

  他大约也感到有些过分了,缓和道:我不会像有些人圆滑,我是有啥说啥。其实我一直很尊重你的,你优点很多,缺点也很突出,优点缺点都很突出……

  ——优点不必说了,缺点说来听听?我说。

  缺点嘛,就是太投入,顾及社会问题太少。(不懂所云,也许是说我不懂政治?)要更多把握住科研,不要管研究之外的事情。

   ——什么是研究之外的事情?再次真心实意地问。

  “可是你现在的文章格调太灰暗……”又是答非所问。

  ——其实艾滋病村庄也并非没有希望,只是人们对艾滋病和艾滋病人群了解太少。我说。

  “艾滋病本身就是悲剧,光明不可能。”他说。

  知道左右不是,便不再说话。沉默听他讲:“你研究南街村的方法就很好嘛,学术界评价很高。上次学术会上崔大华老师对《南街社会》评价很高。国家课题审查通过,也出版了,证明没有政治问题。院里5个一等奖,崔老师等都推荐你。我们小组力争,说出版两年了不也没发现什么问题?还有一个是书记的。但是大组评选有人说当时被宣传部审查过,票数就没有书记的高,评了二等。你的话很对,社科研究要客观求实,要有对社会的敏感。你应当继承南街研究的传统。你的南街村就做得不错嘛,希望在所里给年轻人带个好头做个榜样 。”

  面对这么一个新任所长,我保持无言的和颜悦色。感谢他的直爽不圆滑。这本总是被拿来做比较的《南街社会》,也并非像他们说的那么“好”。他们也未必真的认为它“好”。说它“好”,只是为了证明我现在做艾滋病的“不好”。证明《南街社会》“好”的根据,就是它“审查通过了,也出版了。”学术品格的优劣没有学术界自身的标准,而只凭非学术部门的认定。这是学术界的悲哀。我的关于南街村的研究,当初也遭人非议,能够争取到国家课题的立项,能够出版,对于我所在的河南省和河南省社科院都是意外。出版的当年,科研处要我申报省级科技进步奖,说是院长的意思,原本也是好意。最终评奖结果通知下来,院里不少人获奖,长长一串名单,包括一些一般性调研文章,都是二等奖,《南街社会》名列最后,是唯一的一个三等奖,没有一等奖。科研处的人很不好意思。说,对不起啊,刘老师,还不如不要你申报呢!我倒无所谓。我对这些年的各种评奖没有兴趣,那一次更是感到很滑稽。其实院里除了令人尊敬的崔老师,至今也未必有人认真读过这本书。我自己心里有数,实事求是地讲,它并非尽如人意,只是因为它的真实,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美国学界曾经计划翻译出版,翻译的人业已选定,我们双方也见了面。后来据说国家领导换届学术政策发生变化,翻译计划搁浅。其实出版后的《南街社会》也引起多方争议和批评,包括我永远难以释怀的南街村。惟可欣慰的是,这是一部用“心”完成的著作,我以我真实的文字存留了一个真实的村庄个案版本,一段变革时代极具中国特色的乡村历史;我一直认为,南街村的意义和价值并不在于闹热一时的风云风光,也绝不会因“炒作”的结束而结束。从这个意义上,我以我真实的文字使这个村庄不朽,并以此回报南街村。

  而现在,对于河南艾滋病村庄的观察研究,使我感到自己比做南街的时候更加触到了社会的深处。我沉到了社会最底层,探到了社会的底,社会底层故事也更加触动我心。我自忖,这本关于艾滋病事件的著作,应当比南街村写得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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