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益徽与联益堂 (4)

实际上联益堂的家底也只余下75英镑了,真的每个老人津贴2英镑的话,也津贴不了几个.保皇会方面还指望着将这75英镑刮走,以填补日常的开支(见刘汝兴资料).

由于多次向联益堂索取75英镑未能得手, 1901年7月7日(农历5月22日)　晚联益堂在衿布街永利栈开会时刘汝兴在室内正式向其它值理提出安昌退出联益堂,而永利栈店外的会场外吴济川当众宣布李益徽九大罪,内外同步进行.(“续华人议事录”:东华新报1901年7月17日第3页)

随后刘汝兴联同欧阳庆﹑黄文照以华商名义向时为联益堂轮值的新兴栈赵湘基要求交出在联益堂登记的商号记录簿,并以此联络其会员召开大会,名义上是更改联益堂章程及用联益堂众商号的名义要求轮船公司再次首肯给老人船位(而非联益堂津贴).

未经联益堂各值理而交出在联益堂登记的商号记录簿,赵湘基自然是不干的.于是乎刘汝兴以“本埠华商”的名义发帖在东华新报报馆开会(7月18日),到场者42商号;东华新报报导声称“联益堂”值理8家中仅来2家,而在公布的名单中仅得“安昌”和“义益”两家,而安昌是十天前已退出了的.( “华商集议”: 东华新报1901年7月24日第3页)

会议中的议题包括:

1. 刘汝兴提议要求三家轮船公司在有4位付全资船票时加一位半价穷人或老人位(免得联益堂资助2英镑).会议中透露了三家轮船公司与联益堂的协议是10位付全资船票时加一位半价穷人或老人位.

2. 吴济川则提议联益堂应改定例为“每逢三阅月请齐盖印各铺户聚集一次稽查数目”.(以往惯例是每次轮值结束,当班值理将数部交出,全体值理核对无误则转下一任值理.数目亏损,前值理填补后才正式由后任值理接掌.

3. 洪华记则声称“上两月予往船行取一穷人位,该公司卖联益堂之值理不能设施善法….但恐各店怀有私心云云”.

会后42家商号联签发信给三家轮船公司,而后来是没有回音的.

东华新报再在1901年7月24日第3页以“续华商集议”为题,公布要求更改联益堂章程14则,其中包括开会要设立主席﹑每六个月召集堂内人员查阅数目及商各事﹑董值理年年公选且不受工金等等.

这42家商号中有多少是有在联益堂签簿的,恐怕很难知道了(或许联益堂的商号签证簿仍在,亦只能在从见天日时才晓得).按联益堂早年的定规,凡在联益堂登记的商号在托运金箱时,船公司运费中的7.5%佣金是可以取回2%.

真正来说,联益堂分裂是迫在眉睫了.

刘汝兴等人的一系列操作,对联益堂各值理的伤害不很大,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尽管有10英镑的入息,但也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另外此时正是澳洲立国之年,许多华人还在观望阶段,除非特别则没有回国.

直接受伤害的是李益徽及他兄弟合伙的安益利.商场上讲究的是商誉,假如交易方同在雪梨还好处理,毕竟是非曲折有多种渠道作参考.但远离雪梨的就不大好说了,尤其是仅得单方面信息更易误解.

在李益徽告东华新报诽谤一案中,李益徽请来两个证人:

1. 在鸟卡士埠的仲廉,与李益徽交易十余年,每年交易约200 – 300英镑.在看东华新报后信以为真,故停止交易.

2. 江高见埠的唐宜,合伙耕园为业,每年与李益徽交易约400 – 500英镑.见东华新报后亦与李益徽绝交.

这两例俱见广益华报1902年4月26日第2页的“再续报馆被控”,这仅是到案作供的,其它有多少没有报导.即使按毛利7%算,损失超过百镑,尚未考虑长远影响.

即使如此,李益徽仍未发作,直至挨打就新旧一起算.

1901年10月26日晚,因一些杂货在报海关时出了点问题而被拘留在码头,联益堂有值理要求开华商大会来解决各商号在报关时手续统一事.

是晚各商号意见纷纷,有说照足价报,有说少报来填补货物毁损.但并非雪梨商户的陈寿却也到场(连刘汝兴的证词中亦说陈寿“非是行商”, 不应到场(广益华报1901年11月23日第6页“三续殴打值理”).但陈寿却是“手执大杖,在场中不停来往”(梅光达证词,见东华新报1901年11月13日第3页“殴案详审”).

至于陈寿突袭李益徽时的情况,各人证词不一,无法还原.东华新报则称“陈寿一时之愤,咎不容易辞;李补立心之诈,罪有应得”(东华新报1902年2月5日第3页“致广益华报”).

陈寿在该案被判有罪,罚银英镑及其它如堂费等接近30英镑;如没能力缴罚,入狱4个月(广益华报1901年12月7日第6页“六续殴打值理”) .

倘若东华新报不是在该案之前及审理过程中的报导连续攻击李益徽的话,李益徽不至于 “屡嘱状师不计钱财,总须详细办理” (广益华报1902年6月7日第5页“东华输案”).

关于李益徽与东华新报之间的官司,这里就不重复了,可参阅“刘汝兴 Thomas Yee Hing Lau”部份.

在陈售殴打李益徽案的庭审期间, 合和号欧阳庆被律师追问出曾冒用亚昌的入籍纸由香港返回雪梨(广益华报1901年11月23日第5页“二续殴打值理”).

合和号欧阳庆(有时也称欧阳万庆),曾在维记主人逝世而不再担任联益堂值理时被安昌推上担任短期值理,最终因其它值理有意见及轮船公司反对再也没有出现在联益堂名单之上.同时也因合和值理的除名而导致值理空位,未能有合适商号,安益利则连任两期值理,这也成为吴济川攻击你益徽最利害的一条.

按联益堂成立之初,凡值理意见不一时,以无记名投票决定;有大事要决定则召集会员,亦是无记名投票决定.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方式,亦称“投筒”.

维记是东莞代表, 合和号亦为东莞人司理;当合和号不宜为值理时,为何不选择“投筒”方式决定? 维记主人逝世而不再担任联益堂值理时,刚好是该成为轮值值理,是时间不允许?还是值理间临时推举的值理或许与在日后的召集会员“投筒”结果有别时造成尴尬的考虑?

两次官司的庭审,除中西报纸连篇累赘报导外,坊间议论亦纷纷.华人中违法的事坦露无遗.东华新报如此说:

“礼拜开门沽货及无牌而卖酒，此实我华人犯之居多。该报引洋人言，其实责我华人之不守法耳。不知礼拜日沽货，因我华人习俗不能除，而华商相就之，出于不得已也。卖洋烟烧酒，非华人欲犯之，恨无从取牌照耳。…. 试问华人之事，能久秘密而不露乎﹖该晚数十人之中难免有疎言者，亦难保无作弊者也。譬如诸庇厘时滨埠攻讦回头纸﹑美利滨埠攻讦入籍纸﹑西省攻讦认人子纸﹑磨厘埠攻讦华妇瞒身税及过界捉新客事﹑各埠捉私酒事，此非西人为之，而我华人自为之耳。更有极奇者，如本埠月前茂和报穷事，攻及数字证人如何回端口﹑如何带妻，数年之事，一一洞之”。(东华新报1902年1月4日第3页“续录来稿照登”)

当回顾这一段历史,是否需要重新审视澳洲“白澳政策”的诞生及延续的因果?

另外在两次官司的庭审期间,本应是义益号为联益堂轮值值理,但仍由广兴昌连值.其间原因大抵防“欲观数目而不可得，欲观规矩而不能”(东华新报1902年1月1日第3页“来稿照登”),化名为“余司直”的在抱怨了.

1903年8月李益徽在参加梅光达葬礼后不久就乘船回国,此行是计划已久的事,只是因为的官司而一直拖了下来.( (广益华报1903年8月29日第5页“饯行大礼 益徽回乡”)

在李益徽回乡后,联益堂值理在10月聚会清理账目,将所有现存现金全部分捐各慈善机构(见 “刘汝兴”[三]的“联益堂告白”图片).随后联益堂重组经营,直至1917年华人筹建中澳邮船公司加入客运竞争为止停办.

至于安益利本身, 其弟李慎徽和另一同乡李锦堂年纪也逐渐大了,是需考虑接班人的时候,故而提前将儿子李源信(亦称“李元顺”,Yinson Lee)从香港召回,先行挂职,然后逐步将权力转移.

李源信出生于1884年，长大后被李益徽送回香山学习中文。之后在香港孖士打(Johnson Stokes & Master)学法律，之后在中外合资的磨坊公司管理员工。李源信在香港完婚，其妻是檀香山一个姓程商人的女儿。他的大女儿李金猷出生于香港，次女李金容则在雪梨出生。（广益华报1912年1月27日第17页“少年志慧”）

李源信接掌安益利后，生意大并不如前，主要原因是省内其它埠及北领地砵打运（Darwin）的华商陆续转来雪梨，雪梨以外地区的需求缩少并新华商陆续占领客源。大环境如是，李源信很难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