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體字之我見到（3）

繁简字的争议在汉语言中只是个小涟漪，或者可是说是汉语言文化发展史中的小部份。汉语言文字从诞生日起就因推广使用而产生变化，之所以这样说，如甲骨文的刻录者会有一个传承，例如得教自己的徒弟，那怕是秘传，否则就失传了。

历史上以行政方式对汉语言文字进行改革的，印象中仅有两次：一为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二就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简体字推广了。官方是皇家的事，例如历代科举规定用正偕，民间则隶书草书等各式其式的并用。这不仅仅是在字体上，行文也是如此。试以写信为例，在开始时往往是“启者”然后空一格再续写下去。当代的变化是“某某”，或许在前面加上“敬爱的”“亲爱的”之类的字词，再续写是下一行的事了。空一格再续下去的事，现在也继续在用，往往用在墓碑中，不空出来就近乎对死者的不敬。

汉语言文字在行文中讲究“切题”，也就是说所写的东西得与题目有关，否则就算是“离题”了。记得读小学时有一次作文，老师的评阅说离题，给的分数是一百分的一分，更刻薄的说写的字算是工整，要不然连一分也没有了，那警钟至今难忘。行文要写得好，还讲究“起﹑承﹑转﹑合”，作文的基本功是我读小学时的老师就有教。当代高考中偶用繁体字会不会被扣分，这我不知道。

幸而汉语言文字改革只是规定了“字”，并没有规定句式的组合，否则所写的几乎都得有个红色的交叉。例如这一段的“幸而汉语言文字改革”只好写成“幸运的是汉语言文字改革”，倘若都得这这样写，不但千篇一律，看多了会不会有点“堵”。即如俗话说“千古文章一大抄”，沿用思路可以，但得变着法子写出来，即使阅者是明晓得的，也只能说“绝”才是好文章。

偶然写“简体字之我见到”，除了是看早期澳洲华人报纸有感外，在“小红书”中也偶见有人将自己所见而不识不懂的字上传求助，后面随之的评论中不少人将整个版面崇新写了下来，并将该字的读音和字解都附上，这我写的第二个原因。不难看出，在国内还是有不少人繁简字通识，一些古﹑僻﹑涩﹑难字对他们不起作用。

无论是文字统一或汉字简化，其目的也是让更多的人能在听﹑读﹑讲﹑写四方面能力有所普及和提高。但将字简到连当代人都接受不了，这也是后来的两批简化字进行不下去的原因。第一次公布的简体字表能让社会接受，之不过其中大多字早已在社会上流行，甚而是在共存的情况下的。

看到有关汉语言文字改革的文章，有的说是由西方传教士将汉语言拉丁化开始，不但有“扯蛋”的感觉，要上升到民族情感的话，又有西方文化侵略一说了。汉语言拉丁化最早大概在1602年后不久，澳门被葡萄牙占用之后，满清规定传教士须略识中文，所以西方的传教士先在澳门学一段时间中文再转入内地传教。到后来在厦门有专门培训华人传教者的教会书院，西方的传教者干脆将圣经用拉丁文注音来教授，所以当年的圣经有中英文两种版本。这些历史在网上不难查到，不一一引用了。至于当年在宫廷御用的西方人有没有另外一套，不很清楚。

现在流行的有两大类：一个是在汉字下面注音，方便学的人晓得如何正确读藉这个字。而这种方法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类似英文的注音流行于国内，一个是以类似汉字部首笔划的注音流行在1949年前及现在的台湾。另一类是四角电码，以4个亚拉伯数字代表不同的汉字，现在收发电报时是否还在用就不知道。

前苏联文字中原有37个拉丁字母组成，后来为了教育普及而在1917年将37个字改成33个，并且在1921到1932年间于少数民族强制推行，甚而到1936到1940年间直接改为斯拉夫字母化（或者这也是前苏联民族冲突和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是俄语已然与俄国革命前彻底脱离。

苏联为了推行他的世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1921年在莫斯科办了一间“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来自73个国家共1025人，中共的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23人是第一批入该校的人（北京晨报驻莫斯科记者瞿秋白为翻译）。1925年为了专门培养中国人而单独成立中山大学，学生中包括来自中国及欧洲支部的，例如聂荣臻﹑葉挺﹑朱德﹑邓小平等。同时也包括国民党方面的子女，例如蒋经国；也有来自新疆内蒙等少数民族的人。

十月革命前后在苏联远东有10万左右的中国劳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专门设立了一个“中国问题研究所”来研究中国文字的拉丁化，主要参加者有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箫三等及苏联汉学家郭质生等人主要拟定人瞿秋白在郭质生协助下于1929年写出“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1930年瞿秋白回合，续后吴玉章﹑林伯渠移居海参威。之后由列宁格勒的的“中文拉丁化委员会”继续进行，1931年全苏新字母中央委员会正式批准“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这一方案要注意的是这一条：“必须清除政治上有害﹑思想上不正确的词语，清除偏僻的土语，有机地输入国际上革命的﹑政治的﹑科学的﹑技术的词汇”，汉语言进入了近现代“全新”的篇章，而其第一条中“必须创造一种通俗而接近大众的﹑适应现代科学要求的﹑国际化的拼音文字”的含义只不过是如何与苏联接轨。1932年国内有人简单地作了报导。

国共双方与苏俄的关系或许可以这样来描述：国民党植根于本土，与苏俄是互为利用的利益关系，能否长期则得看价值了。共产党则是苏俄直接培养成长，只不过长大之后要脱离掌控﹑求自立。所以在许多方面国民党亦在仿效之中，也包括世界语在中国的推行者如方善境的注意，并将“中国拉丁化字母”及世界语并行推广。于是乎各类拉丁文课本成系列出现在市场，甚至在上海及香港作尝试，陕甘宁边区则在1942年开始实施并延续到解放初期及于部份城市推行。1938年3月国民党中宣部的电文是这样说的：“….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在纯学术之立场，加以研究，或成为社会运动之一种工具，未尝不可”。

当年的“工人识字班用的拉丁化课本”有一段话摘录如下，看看有几人能读得出来：“Ba sin Wenz nianxui ixou,iao shchang yng sin Wenz kanshu siesin.Gang kaish siedi shxou, shui ie mianbuliao iou cowu.Dansh bu iao xaipa, iao buduandi sie, buduandi yng, iding manmandi xui shuliankilaidi。”（注：我将中文部份放在文的最后，阅者自行对比）。假如将汉语言文化进行成这样，早就玩完了。倒不是说它没有用，现在是用在识字读音的汉字注音上。

民国时期的两大运动影响至今，一个是“白话文运动”，另外一个是“国语运动”，都是汉语言文化的。另一个是“新文化运动”针对日常生活的。“白话文运动”针对的是八股文，鼓吹汉语言文字口语化，影响的是到现在我们在写作上已基本接近日常的口语。“国语运动”就不必多说了，负面的是各种地方语言濒临解体。

实际上，在大环境的影响下有不少人对如何让更多人快速识字上作各种不同的尝试，例如王云五。他所创的四角号码来辨认汉字，后来则扩展到计算机所用的五笔输入法。

1957年的反右，几乎打断了知识分子的脊梁。但繁简字在民间依然通用，所以影响还不算大。

恐怖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教育完全停止。到重办大学时招的是被推荐的工农兵学生，走后门而进的比例是多少至今应没有统计过，真正的文化水平是甚么，上层心里到后来才有数，否则就没有恢复高考的事了。近10年的断裂，无论师资及学生的水准都无法跟上。1968年下乡的那一批知青，曾读高中和家庭成份较好的都被安排到城乡镇的中小学去教书。我小学时的右派语文老师干脆直接从教小学转到教高三的语文。也就是说当年的政治环境造就了后来繁简字脱节，现在能在繁简字间自动在脑海交替的，大多是自学成材的人。

没有必要在所谓的繁简字优劣的争议中去，“青菜萝卜，各有所好”而已。

事实上汉语言文字中许多已经消失，没有多少人会用得到，尤其那些繁到见之头痛的字。例如前文所引用垃圾的古字，我只能对着才能写，或者会写得歪歪斜斜连自己都不敢相信是自己的字。至于古字中的“圾”在计算机中根本打不出来，大概字库中已经没有了这个字，故以“以简就繁”可以说是必然。现实生活中太多的东西变化得急速，学都学不过来，也只能将就将就，只要不要简到连我们都不敢相信这算是汉语言文字。

一字一音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不要说只有四声调的现行国语，即使是有九音的粤语也不可能。然而将繁体字看作是文字学家或历史学者的事，那并一定，好奇心是天性。不晓得那天碰到些老对象，错将宝物作废柴，损失就大了。

即使如何推广简体字，其目的是让更多的人能有听﹑读﹑讲﹑写的能力，却与国人的素质没有多大的关系，君不见自以为学富满车者不乏害民卖国之人，高官小吏更多是无耻之辈，平头百姓也有拨耍之人。“德﹑智﹑体”教育上下数千年，名目花样变着来。奈何？！

附：“工人识字班用的拉丁化课本”中的汉语言文字：把新文字念会以后，要时常用新文字﹑看书﹑写信。刚开始写的时候，谁也免不了有错误。但是不要害怕，要不断地写，不断的用，一定慢慢地会熟练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