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频
无知亦无得
先选王安石一首诗《孟子》：
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
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孟子的魂魄已无法招，可是每读到经典却能再现圣人的风骨。可见孟子在介甫心中的地位，他是在官场滚打的老手但“明月何时照我还”之情怀不输任何诗人。后人对王安石不陌生，官方教科书上把他写作“十一世纪中国改革家”，或许在其之前也就是商鞅了。王安石的改革意义何在？至今大陆学界没有统一的看法，有人把他贬得很低也有人捧得过高，笔者认为在政治上应该如何评论姑且搁置，而王安石是中国统治学说的一位重要改革者却被后人忽视了，王安石始终懂得教育和政治的关系，他最先向“太学”动刀，他认为“国家教育部门”已腐败不堪，太学只能培养出一帮无用的“学究”，所谓“学究”就是除了书本以外一无所知。所以王安石主张教育改革，即培养“学究”的学府变成培养秀才学府，这里的秀才不是明清时期等级稍低的知识分子，而是具有实际治理能力的官僚对象。
为了培养出这样的人才，他的教育改革措施是：第一改革教育体制，将太学分成高中低三个等次，最高等次是“上舍”，相当于今天的博士生，朝廷需要的话可立即为官，他认为这样的措施会改变文官的素质。第二他改革教科书体系，他和他的助手吕惠卿和儿子王雱三人重新注释了几部经典，《诗经》《尚书》和王安石特别推崇的《周礼》。王安石的改革首先希望解决朝廷的财政问题即“富国”，然后“强兵”，强大的军事实力能够抵御北方的辽朝和契丹人，当然还有正在崛起的西夏，这些北方势力是直接威胁宋朝的现实问题。王安石最重视《周礼》的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周礼》有解决经济问题也就是有“理财”的办法，这是王安石重编教科书都起名“新义”，“新义”显然是针对于《五经正义》，所以《诗经》的“新义”由他的儿子王雱编著，《尚书》的“新义”由助手吕惠卿编著，他自己编著《周礼》“新义”叫做《周官新义》，这三部《新义》在王安石当宰相时要求宋神宗把它颁发到太学里作为教科书，既然太学教科书改了，以下各个私塾都依次改变，这就是著名的《三经新义》。
第三，王安石改变了谁是传道者形象，他让韩愈的主张变成了现实。在历史上颜回是以听话出名，《庄子 外篇 田子方》里形容颜回对孔子的态度一怔见血：“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夫子 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这里“趋”就是小跑。颜回经常紧跟孔子，还学孔子大摇大摆走路的样子，有次孔子忽然遇到前面有一个谁必须赶上行礼，，颜回也莫名其妙跟着跑起来，可是“夫子奔逸绝尘，而回也瞠目其后矣。”在王安石眼里，“尊颜”的唯一理由就是要后人以颜回为榜样，做官后对朝廷唯命是从。王安石推崇孟子有自己的思想，《孟子》说：如果说是有一个道，传承下来周期大约是五百年，周公传给孔子正好五百年，也就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从当时形势看，孔子到孟子应该要出现一个大人物来帮助新的君主来治国平天下，孟子认为：如果上天不想改变那就也罢了，“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就从这一点历代君王都不喜欢孟子，认为孟子的言行就是想当君王的老师。而王安石为年轻学子们树立了孟子为榜样，要他们做人做事有所担当。在他担任宰相时期将孟子牌位供进了太学，要求学子们日常对孟子行礼。笔者认为王安石终结了中世纪的“周孔之道”，也终结了唐朝的“孔颜之道”，真正开启了“尊孟”。儒学的“孔孟之道”发于韩愈，成于王安石，而这一基本的道统演变，当今许多所谓的学者还含糊不清，口若悬河般大谈所谓的“国学”，实歪曲历史误人子弟。
“尊孟”在王安石时代并不是高度一致的，反对者大有人在，其中有一位重量级人物是《资治通鉴》编撰者，王安石的“死对头”司马光，笔者对司马光的个人品格很尊重，他为人正派，生活严肃为官廉洁，学问非常好，《资治通鉴》就是不朽之作。司马光写有一本《疑孟》是为王安石“尊孟”主张量身定制的，《疑孟》现存十来篇，每篇几百字不等，司马光陆续写了三四年，语言虽然有着士大夫惯有的委婉，但也不乏“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这样的话，直言孟子主张为了混口饭吃而做官出仕，认定孟子性善论说错了，还质疑孟子有些话不但不能劝谏君王，反而会被拿来作为篡逆的理论根据。以司马光的文风习惯，这已经是在吊打孟子。司马光对孟子的态度，不止于此书，他的散文名篇《独乐园记》，一开始就跟孟子划清了界限：
子曰：“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若与众乐乐。”此王公大人之乐，非贫贱所及也。
身居高位的司马光在旁人眼中，自然也算王公大人，但他将花园取名独乐园，仅仅只在孟子那里借了个名字，实际上表达的，是和孟子截然不同的快乐观。司马光就是这样开心也不合孟子开心到一块去。北宋还有一位李觏也是“批孟”急先锋，民间传有一个不可考证的故事：宋仁宗年间选拔人才，题目出自《孟子》，自认学问很好的李觏不会做，他气愤之极道：“我平生无书不读，就是不喜欢孟子，这道题肯定出自《孟子》。”李觏屡试不中，范仲淹帮忙推荐才当上国子监老师，范仲淹在推荐信里称赞李觏有孟轲、扬雄之风，李觏看在俸禄之面只能闭上嘴乖乖上任。而当司马光着手废除王安石新法时，《孟子》早已被编入科举教科书深入人心，《疑孟》在“尊孟”的洪流之下黯然失色，支持也好反对也好，和古人动气最后自己都成了古人，王羲之说得好：“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
但是司马光《疑孟》也不是为了捍卫“汉唐经学”，司马光对儒学有自己的观点，他是北宋最早提倡《大学》成为经典的先驱之一，《大学》原来是《礼记》里的一篇，从来没人重视过将它单独提出来，而《中庸》在梁武帝时代已经被重视，历史人物看似矛盾，其实是后人了解不够。司马光在“经学”上可以反对王安石的“道”学，反对众人盲目追随王安石“尊孟”，可是他在怀疑的基础上也不是像被描述的那样保守死旧，他推重《大学》可见他“慧眼”不低。
王安石在朝主持变法时，朝廷就分有新党和旧党，其中有些人想跟着王安石吃改革饭，上文提到的吕惠卿便是，还有一批年轻学子和仕官拥护王安石改革也为的是做官，有个福建人叫邓绾，一直在王安石前后迎合，当他听到被骂成“投机分子”时他留下一句官场名言：“笑骂由尔，好官我自为之。”把权力看成高于一切，损害名誉也在所不惜者今亦有人在。像邓绾，吕惠卿一流属于新党内“假改革者”。在旧党阵营里，除了一批“死旧”派，司马光属于善于取舍的反对派，这支队伍中还有两个洛阳出生的程颢和程颐俩兄弟，历史上叫做“二程”，程颢对王安石持批评的态度但还算温和，程颐态度可就极端，程颢早亡，程颐开创了一个学派，他主张的“道统”是似乎继承了韩愈的思想，程颐做过宋哲宗的老师，后以帝王之师自居，被宋哲宗惹火后将他流放到四川，这使得他们在学术和政治有了矛盾，在政治上“二程”是王安石的反对派，在思想学术上和王安石 基本一致，于是乎王安石后来变法失败导致政治上受挫，可是他在经学方面的改革，虽然《三经新义》后来也被废掉，但孟子取代颜回被学子“膜拜”已大势所趋。
到北宋的晚期，一直就在争论王安石的新法该不该废？王安石的新学该不该废？当时吵得非常厉害，直到北宋“送终”的那几个人比如宋徽宗和蔡京等要说他们所谓的政治倾向还都属于王安石的新党，这是过去研究经学史或者研究哲学史，思想史的学者注意得很少。蔡京不但是倍受王安石信赖的新党派，和王安石还有亲戚关系，他的胞弟蔡卞是王的女婿，蔡京当政后还追封王安石为“舒王”。
北宋灭亡以后逃亡南方的那批官僚集团，拥立一个王子也就是宋徽宗第九子做了皇帝，此人就是宋高宗，在宋高宗统治的三十年间前期非常动荡，金朝杀烧掠夺不停，宋高宗到处逃窜狼狈至极，几年后他的势力集团在江南地区稳住了脚跟，朝野围着“靖康之耻”开始争论不休，其中当年王安石的新政和新学这老题目又被重提。历史对宋高宗评价不高的主要原因是他重用了秦桧这样的人物，可是宋高宗本人也有难言之意，众所周知当时朝廷里对金朝态度有主战主和两派，宋高宗若公开主和，那么“靖康之耻”父皇兄皇的仇不报而安居享乐要被后人痛骂。若全力主战，如果岳飞抗金成功朝迎“二圣”，那宋高宗这个皇帝位置让给谁呢？他躲在秦桧后边暗地主和是不得已，后来的形势是岳飞部队直捣黄龙府，他的下场是被莫须有罪名而处死显然是高宗的本意，秦桧只是背了锅。
< 待 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