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由孔侍中帖论王羲之书法》 上篇

 

 

          近日，为一睹王羲之《孔侍中帖》国宝展，我与妻慕名驱车前往观峰馆。观峰馆坐落于滋贺县东近江市一个宁静的小镇，这里紧邻着烟波浩渺、山峦环翠的琵琶湖。令我略感意外的，是馆内热烈的观展氛围与馆外秋日凉风形成的鲜明反差。其中不乏来自中国的爱好者与学者。我们得以畅聊王羲之书法，从书画鉴定谈到书写风格，在三言两句中的观念碰撞与交流中，深感不枉此行，亦是我作此篇文章的缘起。   

 

        《孔侍中帖》是有奈良时代日本遣唐使从大唐带入日本献给当时的圣武天皇。圣武天皇卒于公元729年，其后光明皇后将天皇生前所藏，逐次布施给东大寺，遂入藏皇家正仓院。据日本《支那墨宝集》称：“昔我国光明皇后，举圣武天皇之遗，献于东大寺大佛，藏正仓院。唐天宝十一年<752年>，其中晋王羲之书拓本颇多焉。天应、延历、弘仁之间，渐复尽献于大内。奈世既德久，大半散佚，片断仅存。此所藏者，盖其一。接帖之处，有延历御府之玺。” 

 

         以上文献可以说明，当时遣唐使带回日本的王羲之拓本不少，可见同时代长安城里外无论朝堂、贵族抑或民间都有王氏拓本流传，这与唐太宗在位时崇拜王羲之书法，在朝内以双钩填墨法大量复制王氏书帖，以及广搜民间中王氏真迹等举措，大搞“王羲之造神运动”不无关系。由于这样的“造神运动”出现，其正面意义在于，有幸让一千三百多年的后人还能窥见贴近王羲之真迹“面貌”，而其负面影响也助长民间为牟利仿制真迹的风气。于是乎日本遣唐使是以何种方式或途径获得王氏墨迹？这是判定《孔侍中帖》性质一个绕不开，却常被国内学者忽视的关键问题。

 

 

        《孔侍中帖》的中间空白处，钤有三处相同的“延历敕定”朱文御玺，此玺印将全帖分作前半《频有哀祸帖》和后半《孔侍中帖》两部分，这样的盖印风格与王羲之《丧乱帖》等同。“延历敕定”即是“延历御府之玺”。延历是日本桓武天皇的年号，其元年为公元782年。日本学者考订《孔侍中》与《丧乱》二帖，是《东大寺献物帐》中著录的。此《献物帐》是日本圣武天皇卒后，光明皇后将其遗物供佛的帐目。圣武天皇卒于公元729年，据此推断，这批王羲之书迹摹本传入日本的时间下限，至晚在729年以前，这是王羲之书迹传入日本最早记载，由此可以推翻一个国内曾经流行的观点，即鉴真大师东渡日本带去了许多书法真迹包括王羲之摹本。鉴真大师第六次才成功东渡日本为公元753年，而在此二十多年前圣武天皇已收藏王羲之摹本。鉴真到达日本后受到孝谦天皇和已经为太上皇的圣武上皇之隆重礼遇，奉为“传灯大法师”，在此恕不赘述。以下笔者将结合学识积累与书法认知，尝试提出个人对《孔侍中帖》“真面目”的解读，以解答前文提出的“日本遣唐使究竟是以何种方式、获得了何种性质的王羲之墨迹”这一问题。

 

         在讨论遣唐使是以何种形式获得王羲之摹本之前，容笔者先叙述赵宋以前“复制”书帖的方法，其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技术源于东晋南北朝道教天师道的“画符”技法，后发展为“双钩廓填”法。即先用细劲线条勾勒出文字的轮廓，类似于今天的“空心字”，再于轮廓内填上墨色。这种“双钩填墨”的技法在隋唐相当盛行，唐太宗独崇王字，在越州辩才处赚得《兰亭集序》后，命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赵模，汤普彻等能书者和内廷拓书手摹之，同时对“双钩填墨法”的用纸、用笔、用墨等细节追求极致，以达到近乎完美的“复制”，太宗再将“复制品”赐给皇族，诸王或近臣。北宋时期，随着刻帖与雕版印刷术的成熟，法帖与古籍得以更广泛地传承。而“双钩填墨”虽能逼真，却因工序繁复、耗时费力，其作为主要复制手段的地位逐渐被刻帖所取代，渐次退出了历史舞台。

 

          另一种“复制”书帖的方法便是临摹，亦指“对临”。所谓“对临”，便是将真本放置一侧，书者参照其形神，按照视觉或记忆，逐字逐句地摹写下来，此法亦是历代书家或学写字者经久不衰的学习方法。临摹法显然在效率上远高于“双钩填墨法”，但“失真”亦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临摹本的质量极大依赖于临写者的水平。若临者水平不高，则难以领会真本的精妙运笔与全篇章法，而当临摹者本就是一位书法大家时，其临本虽可能神形兼备，却也不可避免地会带入临者自身的书写风格与习惯。这便造成了一种两难，或失之于形或染之于习。比如历代书家均留有王羲之《兰亭集序》临摹本，放置一起鉴赏可谓百花齐放，各具面目。

 

 

          综上所述可以推知，“双钩填墨法”因工序考究，所需人力物力巨大，非成规模的官方机构如内廷监督实施而不能为，而临摹法工序相对简洁，民间的文人书家只要备有文房四宝均可为之。因此日本遣唐使获得的王羲之摹本究竟是来自官方还是民间，这一问题对于判断摹本与王氏真迹的“贴近”程度至关重要，而这一点，恰恰是国内学界在讨论时常被笼统带过之处。笔者在此要指出的是，大唐长安的繁盛对于日本遣唐使来说无异于天堂般的“朝圣”之地，而反观之，日本遣唐使对大唐朝廷而言，仅仅是众多朝贡，进学使团中的一方。目前中日史料中，鲜见遣唐使者得蒙唐朝帝王将相召见的详细记录。当时来自西域，东方等各路使者都汇总于朝廷鸿胪寺，这是一个兼外交，出入境管理机构。鸿胪寺源于秦汉，在隋唐因工作量剧增规模渐大，宋代开始改革整编，至清代废除。隋唐国力强盛，中外交流空前频繁，接待西域诸国，波斯，阿拉伯商人，日本遣唐使、新罗使臣等是鸿胪寺的核心工作。下设“典客署”负责具体接待事务，日本遣唐使在此接受生活事务的具体安排，再由此处分派至各地，或发放度牒，允其入寺庙求学。比如在九世纪，日本高僧圆仁随遣唐使入唐求法，写有随笔《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其中提到他常需依靠在唐的新罗人的帮助方得入住寺院或通行。其数年后赴长安行程亦多为个人行止，而非官方安排。由此可见，当时遣唐使想要接触到朝廷高官已属不易。在此条件下，要说日本遣唐使能从唐朝帝王手中直接获赐“双钩填墨法”的内廷精摹本，其可能性微乎其微。然《孔侍中帖》究竟是来自民间高手的临摹本，还是来自朝廷内府的双钩填墨本呢？其答案便需从书帖本身中去探寻。

 

 

 

 

       《孔侍中帖》全卷纵高不超过三十厘米，为王羲之书信摹本。前半部分三行“频有哀祸帖”释文为： 頻有哀禍，悲摧切割，不能自勝，奈何奈何!省慰增感。后半部分六行“孔侍中帖”释文为：九月十七日羲之報：且因孔侍中信書，想必至。不知領軍疾後問。憂懸不能須 臾忘心，故旨遣取消息。羲之報。

 

         先以墨迹残缺分析，从纸张色泽与状态判断，不排除摹本完成以后的残缺出现，这或与真本墨迹无关，如1处“報”字  ，2处“因”字，3处“孔”字，4处“何”字，或腐蚀或虫蚀不得而知。而5处“哀”字，6处“禍”字，7处“勝”字，8处“增”的墨迹残缺部分，其状态与纸张腐蚀并无直接关联，可推断是忠实于王羲之真迹原貌的，即“哀”“禍”“勝”“增”的墨迹残缺恰好是“双钩填墨法”的力证，这是临摹本不可能做到的地方。

 

 

 

 

 

         其次从行笔优劣分析，A处“增感”，B处“後問”，C处“不能”均显示出王羲之之所以被称“书圣”的绝妙之处，即便是后继书法大家亦未必能尽显这般神韵。但同时D处“能自”连笔明显呆滞，E处“臾”出现错笔，将“撇捺”写作“竖点”处理，F处“日”出现全墨而无留白处的误笔，这种“优劣并存”的现象恰好证明了摹本的性质，倘若是后世临摹，水平稍逊者无法再现“增感”“後問”“不能”的精妙神韵，而水平高超者，又难免会“自作主张”，下意识地修正“能自”“臾”“日”的呆滞或错笔。唯有不带主观修正，“毫发毕现”的“双钩填墨法”，才会将真迹的优点与瑕疵一并忠实地复制下来。综上所述，本帖是“双钩填墨”摹本的结论，解答了前文的问题。它虽是源自唐朝内府的官方高仿复制品，但遣唐使极不可能从朝廷中枢直接获得。更合理的推测是，此摹本或为唐朝皇帝赏赐给某位官僚贵族，后辗转通过市井交易、私人馈赠或以物易物等民间途径，最终流入日本遣唐使手中。

 

            <   待   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