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频
无知亦无得
当我们就“商人为何不言夏？”作层层推理时，一个有力也合乎情理的反诘必然浮现，我们怎能如此轻易地认定商人没有用文字记述历史？或许，他们已将“夏”的始末，将成汤的伟业，书写于竹简木牍或丝帛之上，只是这些载体远比甲骨青铜脆弱，早已在三千多年的黄土与时光中腐蚀殆尽而未曾留下丝毫痕迹？那么今人必须坦诚面对这个基于“幸存者偏差”的合理质疑，考古学所揭示的永远只是过去世界的碎片，而当这些碎片足以支撑起一个令人信服的叙事时，才能称之为信史。 今天能触摸到的商代文字，只是经过了无情的“材料筛选”和“时间过滤”的幸运儿。坚硬耐久的甲骨与青铜得以长存，而可能记载绝大多数信息的竹木简帛则朽坏于无形，如此一来我们今天所见的商代文字世界，或许不过是其整体的“冰山一角”，那么基于这“冰山之巅”所做的一切推论，岂不都成了缺乏根基的“海市蜃楼”？
尽管存在“幸存者偏差”，但今人依然可以从这“冰山之巅”的遗存中寻找到强有力的内证，使得“不言夏”的沉默反而显得愈发震耳欲聋。也许这答案就藏于商人对文字载体的选择与其内容的惯性之中。首先，材质的选择本身就是意图的表达，商人为何不厌其烦地将占卜之事契刻于难以加工的龟甲兽骨之上？这背后正是一种强烈的“档案意识”——他们有意地希望这些与鬼神沟通的神圣记录，能够超越时间的侵蚀，作为王室的核心档案长期保存，甚至供后世子孙查验。同样商晚期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从最初的族徽逐渐发展到简短的“某某作宝尊彝”等，其功能是祭祀祖先与彰显作器者的族氏与地位。青铜器这本“青铜之书”，以其不朽的特性无疑是记述王朝奠基之开国史诗，如“灭夏”这不世之功的理想载体。然而，遍览已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我们找不到任何一篇铭文，哪怕只是只言片语，提及那个被称为“夏”的王朝，或描述“商汤革命”的壮举。如果“夏”真如周人所叙述的那般，是商人天命所归的前朝，那么在其最隆重，最意图传之久远的青铜礼器上，何以会保持如此彻底的沉默？
在古埃及遗存中，象形文字从诞生之初便与王权和永恒紧密相连。法老们不满足于仅在易腐的纸莎草上书写文字，他们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年表，战功，颂词与律法铭刻在金字塔下的神庙墙壁、方尖碑与陵墓的甬道中。图特摩斯三世在卡纳克神庙刻下其亚洲远征的细节，拉美西斯二世将卡迭石之战“胜利”的场景铺满阿布辛贝尔神庙的墙壁。他们的文字具有外向性，其核心功能便是向臣民，后世乃至诸神，昭示其功绩与神性，追求一种坚如磐石般的永恒。无独有偶在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同样承载着超越行政记账的宏大叙事。从《吉尔伽美什史诗》对生命意义的哲学探寻，到《汉谟拉比法典》石柱上将王权与法律公之于众的壮举，再到无数记载王朝世系与战争的泥板编年史，无不显示出一种用文字构建秩序、定义历史的强烈冲动。这些文明的统治者，都将最耐久的材料奉献给了最能彰显其荣耀与权力的历史叙事。反观商人，他们同样拥有对“不朽”的追求，并为此选择了甲骨与青铜。他们将与鬼神的沟通、对祖先的祭祀视为头等大事，锲而不舍地刻铸于这些耐久的载体之上。然而在同样追求永恒的逻辑下，对于奠定自身国祚的“灭夏”伟业，这份本应被大书特书的“创业史诗”，却在这些最坚固的“档案”中集体失声。这种巨大的反差，这种在功能，材质与内容上的鲜明错位，或许恰恰说明，所谓的“夏”，作为一个被商人武力推翻的前朝，可能根本就不在他们的历史记忆与政治叙事当中。这种沉默并非遗忘，而是一种有意的“不言说”，一种从根源上的“不存在”。
中国考古界先驱徐旭生先生通过对文献《左传》《逸周书》和《史记》的深刻研究，梳理出夏墟的可能所在地在于今天的河南西部，一九五九年他已七十一岁高龄亲自率队前往豫西，晋南进行实地考古调查，就是这次调查，最终引导他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发现了震惊学界的“二里头遗址”。这是一种先由文献勘定大致方位，再以田野考古精确验证的路径。这种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献先行”法，与国际学界普遍采用的“田野先行”法路径相反，正是徐先生凭借其深厚的文献功底与考古洞察力，将“纸上之夏’”引向实证探索的成功实践。但是二里头遗址确实同文献上与夏晚期属同一时代，但遗址本身并未出土能够自证其为“夏”的文字材料。正如在二里头辛勤耕耘十九年，担任了二里头考古队第三任队长的许宏先生，在其最新发表的学术著作中称二里头遗址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无论是在学界讨论，公众演讲还是出版书籍中，许宏先生都对二里头“不言夏”，这正是他坚守考古学证据本位的体现。更关键的是，无论二里头的归属为何，它因未发现文字，甚至未能获得国际主流学界对“文明”的普遍承认。正如许宏先生所指出的，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文化即二里岗文化之间，在礼器制度、建筑规制和族邑形态上存在明显的断裂而非继承关系，这也从考古学文化谱系上对“夏商更替”的传统说法提出了挑战。 这能从另一个侧面增强“二里头未必是夏”的说服力。
但又是谁规定只有文字才是打开文明大门的钥匙？十九世纪西方考古学家基于对埃及，两河文明的考古发现，确立了文明标准的三大原则，即“城市规模，国家制度，文字”，而文字又是其中最核心的标准，城市规模，国家制度这两点在二里头都已经符合，但唯独没有文字，非要设立文字这个门槛吗？这套标准是否是西方学者为了贬低非西方文明而有意设立的门槛，并借此抬高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自身文明源头？然而实际情况是收益的不是古希腊文明，而是两河文明和埃及文明。因为这两种文明在及早就把文字的印记刻在了石板和石碑上，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使得这两大文明不仅在考古上拥有物证，在学术上也被公认为最早的文明，埃及的象形文字出现在公元前三千二百年，而两河的楔形文字则出现在公元前三千三百年，古希腊迈锡尼的线形文字b出现在公元前一千四百五十年，而在之后出现了近四百年的文字断然消失的黑暗时代，直到公元前八世纪才有希腊字母，荷马史诗也是在此后被整理记录。若从文字角度，古希腊文明完全没有优势，起步晚且中途还出现了长达数百年的断层，其连续性远非完美。若不考虑文字只考虑其他因素，那么公元前二千多年前的米诺斯就够资格入选，而这个时间也就是相当于夏商周断代出来的夏的时期，由此可见将文字确定为文明标准，并非欧洲中心主义者为了让自身文明的起源在时间上占得先机，况且并不是所有民族都热衷于追求历史悠久，各个民族文化都有自己闪光自豪之处，如古希腊文明更加强调本民族文明的独特性和对后世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以文字为文明标准的这道门槛确立于十九世纪，时过境迁应该有一个新标准，比如重视文明的多元化，游牧民族生活迁徙，城市化现象显然要弱，就以华夏泱泱大历史，始终与北部西部的游牧民族紧密衔接，脱离外来民族谈汉民族的历史是不存在的。 所以有学者就提出以社会复杂程度替代文字而成为文明的标准。这听来似乎公允，但实际上会让标准变得暧昧，何谓复杂？五级分层算复杂？那三层算不算？过多的主观因素必然导致标准解释之随意性，最终失去了统一标准的存在意义。相比有无文字简单直观，有文字就是历史，无文字就是史前。而且文字本身的重要性无可置疑，城市会坍塌，宫殿会消失，复杂的社会结构也会在历史的洪流中分崩离析，唯有文字能穿越千年，将文明的声音传递下来，而对于华夏文明而言，撤掉文字这道硬门槛，虽然我们能将公元前一千九百年的二里头纳入文明的殿堂，但同时埃及两河文明甚至可以延长到七八千年，古希腊文明也会达到四千多年，所以绝对延长不会带来相对领先，中国反而不是最大受益者。
国内还有些学者认为，以文字作为文明标准是西方人确定的，为何中国要以此遵守？中国为何不能建立符合自身历史特质的文明标准？于是出现的文明四标准，即城市，国家制度，冶金和文字这一中国标准。其实1942年考古奠基人之一英国学者柴尔德先生在他的《文明的曙光》一书中总结了文明的十大特征，其中就包括城市，国家制度，青铜和文字。几乎在同时西方另一些考古学家也确定了文明的标准，即流行至今的文明三标准，或许因为柴尔德的理论带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色彩，如强调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与中国的“社会五阶段论”历史观有相通之处，因此他将青铜冶炼技术视为关键指标的观点，更容易为当时的中国官方与学界所接受。1999年当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学者李学勤先生就在柴尔德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城市，国家制度，青铜器和文字”的文明四标准。因为青铜礼器在中国历史上作用特殊，它是权利和等级的直观化身，在其他文明中青铜器多用于工具或武器，而中国青铜礼器是构建王朝意识形态的核心道具，可以说这一标准已经具有“中国特色”，而李学勤先生本来就是渊博的文字学家，他学术立场清晰，文明的根源还是文字。或许李先生提出这一标准是他坚信二里头可以发现文字，这在考古学中叫作“预设期待”，很遗憾李先生没有等到在二里头发掘出文字而离开了人世，也许二里头真没有文字，正如许宏先生所描述的，二里头城邑与周边的社会结构呈现出惊人的“扁平化”，这或许意味着它尚未发展到催生复杂文字系统的阶段。
于是回到本文主题“为什么一定要有夏”？真如上文的分析，周人哪怕编造谎言坚持要有夏，为的是“周灭商”的政权合法性奠基，三千多年后的今人需要夏，则是为民族认同寻根。1994年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埃及卢克索一次考察埃及的外事活动中，对明确年代标准的埃及古文明体系大为叹服，古埃及文明可以清晰地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由此宋健萌生了要让中国也有像埃及那样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的文明时间表，于是乎1996年5月一场旨在为中华文明确定清晰时间表的历史学，考古学“大会战”就此拉开帷幕。这便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个工程要求学者们必须在本世纪末拿出一份中华文明年代表，给出夏商周的明确时间坐标，这是一场以国家意志驱动的攻坚战，亦是官方为学界出的“命题作文”，其背后的政治因素不言而喻。再后2001年又展开了另一场类似的大会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者虽有不同但根本目的非常明确，即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其次中华文明史从不间断，再者中华文明不是外来的，而是自我发展的，三大目标缺一不可。
所以一定要有夏，二里头也必须是夏，而且夏也要找到文字，这个文字是要和汉字体系一脉相承，是甲骨文的前身。史书记载商之前就是夏，所以甲骨文的演化雏形就要落在夏的头上，而“二里头是夏”，如果二里头找到了甲骨文的初期的字体，那就太圆满了，我们崇尚历史为求正本清源，但今天对历史的阐述或许比历史本身更重要。
文字很重要，文字不但是开启文明大门的钥匙，也是官方宏大叙事中文明从未间断的最核心的指标，汉字历经演变却始终血脉延续，城邑会坍塌，礼器会散落，制度会废弃，而唯有文字可以穿越千年废墟，把一个文明的记忆从远古传递到今天，公元前三千年的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官方正式确认它代表五千年“文明史”，但良渚文化在公元前二千三百年断然衰亡，若无二里头作为“夏”来衔接，从良渚的衰亡到商的崛起之间，便会出现一个近千年的文明“断裂带”，所谓“一脉相承”的叙事也将无从谈起。所以一定要有夏。若没有夏，文明的长河之中会出现一段干涸，若没有夏五千年的自豪就会坍缩成一个三千多年的尴尬，于是考古学的沉默被叙事填补，学术的谨慎被政治覆盖，因此夏或许从未被真正“发现”，但它又“必须”存在。驱动这一切的，已非纯粹的历史求索，而是宏大叙事的内在需求。至于“夏”的真实面貌究竟为何，在这样的逻辑下，似乎已变得不再重要。
至此“夏”是否存在，已非考古学问题，而是政治学之免疫品。当一个答案之正确性取决于它被需要的程度时，一切探寻都沦为一场精心编排的朝圣，而考古学求实则沦为这场朝圣两旁之彩旗。历史在这里不再是一位需要我们俯身倾听、布满矛盾与窃窃私语的先人，而是一具被沉默冰冷的祭品。我们亲手将它抬上那座名为“民族”的宏伟神坛，用“文明从未中断”的颂词覆盖它破碎的肌理，用“上下五千年”的光芒遮蔽它眼孔中的疑虑。我们是如此渴望那光芒带来的温暖，如此需要那份宏大所赋予的满足感。为此我们不惜代价！在这场盛大而肃穆的祭祀中，我们是何其虔诚的信徒，为那幻宏的壮丽而热泪盈眶，又是何其冷酷的刽子手，亲手斩断了它与真实之间最后一丝血脉。我们最终在震天的欢呼声中，如释重负地埋葬了那个或许残缺不已，或充满断裂，但却属于我们自己独有的真正的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