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频
无知亦无得
新作《秋兴八首补注》发表后，古文字学家何先生给我留言，“好久没有见你写考古文章了。”这句问候亲切又突然，是啊，考古还有什么新话题可写？浏览各大网站的讲座，发现无论是学者还是听众，对“夏”的热情依然方兴未艾。
“夏”还有什么可说的？对满足于当下“吃喝拉撒”的普罗大众而言，它或许毫无意义，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夏”却是安身立命的饭碗、获取社会地位的阶梯，乃至成为某些利益集团演讲稿中宏大叙事之开篇 。2019年国家级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在洛阳偃师落成，这似乎意在为“夏”的存在盖棺定论 。作为从“夏商周断代工程”到仍在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大成果，国内学界之主流答案早已明确：二里头，就是夏。那片坐落于洛阳盆地遗址，宏大的宫殿基址、精美的青铜礼器、分工明确的手工业作坊，乃至指向夏代纪年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这一切难道不正是“夏”之铁证吗？
然而有个致命的缺环横亘其间，二里头没有文字，也就是二里头自己没有告诉今人他是谁，依照通行的国际考古标准，文字是文明的准生证，无文字难称文明。既非文明，又如何能指认为史书中的“夏”？谁立下了这文字之规？其标准又如何而来？是否公允？是否暗含文化霸权？尽管文字至今阙如，多数国内学者仍坚信二里头就是夏都。这不禁令人追问：既未达标，何以执念如斯？为什么一定要有夏？
最早执念于“一定要有夏”者，并非取夏而代之的商人，而是灭商建周的周人。在周公旦等人的世界观里，“以德配天”是其政治哲学之核心。“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天命并非一成不变，只眷顾有德之君，反之，失德者必遭天弃。这无疑是一次石破天惊的理论创造，因为在前朝商人的观念里，统治合法性根植于血统：他们是天帝嫡裔，垄断着通天之权。周人则将评判标准从“你是谁”之血统论，转向了“你做了什么”之德行论。但此论亦面临着一个内在之逻辑困境：周本为商的臣子，以下犯上岂非违背其日后极力推崇的“君君臣臣”之礼？如何自圆其说？于是“夏”便呼之而出。它成为逻辑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周人需要一则先例来证明天命转移乃历史常态，证明商之天下，亦是从无道之夏桀手中夺得。如此“武王伐纣”便如同“商汤灭夏”，皆是有道伐无道，周的统治也便同商一样，名正言顺地归于天命。故一定要有夏。
翻检史册，夏桀与商纣竟是如此惊人地相似。桀宠妹喜，纣爱妲己，皆因女色而误国。桀筑琼台，纣建肉林，同为奢靡而亡身。桀创酷刑，纣施炮烙，尽在折磨他人之痛苦中取乐。不仅如此，二人同样武力超群，前者力能扛鼎，后者手格猛兽。难道这是历史巧合？纵观华夏数千年，何曾有过如此遥相呼应的暴君？答案不言自明，他们的相似是被讲述的相似。夏桀，不过是商纣的一个镜像，为了论证改朝换代的合法性，历史上颇有作为的帝辛，被周人刻意污名化为万恶不赦的商纣王。这并不奇怪，没有纣之无道，便无法凸显周之有道。这正是周人政权合法性的叙事逻辑。以此为蓝本，再塑造出一个夏桀，其目的昭然若揭，向天下宣告，商当年亦是如此夺取政权，故今日之周不过是历史重演。于是夏必须存在，有了夏，周这只“知了”方能攀上名为“传统”的高枝，鸣唱自身承继天命的强音。没了夏，则周不过是历史土壤中的一条“犯上”的毛虫。他们甚至自称“我有夏多方”，将周礼溯源于夏礼，宣称周非篡逆，而是夏道之光荣复兴。
于是乎是否可以断言，夏纯属周人的政治杜撰？这样结论或许过于绝对，世上的事本来就不是“非黑即白”，那么抛开后世文献的重重迷雾，考古学揭示的图景是怎样的？大约在一万年前，人类完成了对亚欧大陆的迁移，大约在距今五千年前，即龙山文化时期前后，黄河与长江流域已是邦族林立，小型部落星罗棋布，他们之规模或类似于现在的村落，南种水稻，北种小米而依水生息。在这些灿若繁星的聚落中，或确实存在过一个姓“夏”的部落，然而它的疆域、规模、都邑究竟于何处，至今没有遗存能够出土自证其名的文字。至于后世文献，诚然记载凿凿，但其叙述逻辑与周人如出一辙，不免带有服务于当朝统治的烙印。因此在确凿的考古实证出现之前，文献中的“夏”，终究只能是传说而非信史。
其次据国际考古界的普遍观点，大约在公元前2200年后的两百多年，在欧亚大陆西部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和降温事件，这次气候突变导致两河流域如阿卡德帝国和尼罗河流域古埃及古王国时期等古代文明的衰落或瓦解。干旱导致农业减产和社会动荡，并加速了政治体系的崩溃，而对于欧亚大陆的东部，极可能引发了部分人群由西向东的迁移，这股迁徙浪潮，可能带来了成熟的青铜冶金技术、马车以及原始文字。这些先进要素对于当时刚脱离新石器时代的东亚土著而言，无疑是革命的颠覆性冲击，并最终深刻地改变了华夏文明的进程。而商人是否就是这批东迁移民中的一支或后裔？目前的考古成果尚不能证得，但在商人自己留下的记录中，为何对那个被他们取而代之的“夏”，表现出惊人的沉默？
现存商代十五万片甲骨中，已被学界认定的甲骨文四千五百个单字，其中有约一千余字已被辨识，而其中并未发现有关夏的描述。有学者判定有几处字像夏，但似乎说的是季节，就如“美”字源于羊长得肥大称为美，和今天的美国绝无挂钩。甲骨文中倒是经常出现“西邑”，如“伐西邑”，“获西邑人”等，可以判断“西邑”大致是商人的敌对方，“清华简”被发现后，人们在其中将西邑与夏连在一起，称之为“西邑夏”，有些专家竟认为西邑就是夏。我认为这样判断显然不成立，首先“清华简”是战国时期楚国之竹简，在战国时期夏存在这一概念已根深蒂固，所以不能排除这是战国人对西邑这两个字之解读，再者大部分甲骨文都是反映商晚期以后占卜活动，按照周人描述，此时商灭夏已好几百年，西邑不可能是我们要找的夏。我认为甲骨文的内容都是卜辞即占卜的内容，它记述的是何人何时为何事以及占卜之结果，既然问的是未来之事，那么甲骨文的主要功能便非系统性地记述历史，于是乎其中不言夏也就不足为奇。除非发现商初刻有“成汤欲伐夏”的卜骨，否则甲骨文的沉默，有其合理性。耐人寻味的是，在商人频繁祭祀的先祖中，开国之君成汤与功臣伊尹备受尊崇。然而卜辞中只记载了他们受祭，却从未提及他们有“灭夏”这一不世之功。后世周人将“灭夏”的伟业归于此二人，这究竟是历史真相的还原，还是周人巧妙地将自身“革命”叙事，嫁接在商人最崇拜的偶像之上？抑或，我们应跳出传统史观的线性框架，大胆设想夏、商、周三代，或许并非如元、明、清那般界限分明、依次更替，而是在时空上相互交叠、并行发展的多个强势文化实体，这倒可以将中科院争议不休无法自圆其说的年代表，像元素周期表那样展现得恍如鬼斧神工。这种对前朝历史的惊人沉默，自然会引导我们去探究另一个问题：既然商人没有选择记录他们眼中之“过去”，那么他们最关切，并选择用文字郑重其事地留给未来的又是什么？答案就藏在那些甲骨本身，它们并非为记史而生，而是商人沟通天地、决策未来的神圣媒介。要理解商人的沉默，必先理解他们的言说，一种完全围绕占卜展开的独特话语体系。
商人国事家事，事无巨细，皆决于占卜。此乃其最高决策模式，如同今人奉行开会来统一思想。龟甲兽骨因其难得，仅为王室贵族所用，卜者先于整治好的甲骨背面凿制钻凿，再由专职卜官“贞人”诵读命辞，而后以炽热铜棒灼烧凹穴，甲骨受热后正面迸裂出“卜”字形的兆纹，并发出“bo”的声响，是为“卜兆”。贞人依据兆纹的走向、形态判断吉凶。最后将占问之事、卜兆吉凶与日后应验结果悉数契刻于甲骨之上，成为王室档案，这些文字也因此穿越三千年得以示于今人。至于寻常庶民则与甲骨占卜无缘，多以蓍shi1草占筮。取五十根蓍草，依繁复仪轨分算，最终得出六爻卦象以问吉凶，此法亦是《周易》之前身。时至今日的网络信息爆炸时代，占卜之术却并未绝迹，行走于华人市井，算命看相的营生依然可见。在日常的婚丧嫁娶，购房出行中择取吉日吉数，至今仍是普遍现象。而作为大众化的文本占卜“黄历”的社会影响力至近代才渐于式微。
今人在论及中华传统文化时有意回避占卜，因为在今人的观念里这些都是迷信，不科学的，既然未来不可测，谈何未来可期？秉持美好梦想？然而探求预知未来的渴望，并非华夏文明所独有，如古埃及的“梦占”传统源远流长，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的《梦之书》（The Dream Book），以切斯特·比蒂莎草纸写就，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十三世纪拉美西斯二世时期，至于它与敦煌遗书《周公解梦》有何关联，则不得而知。此外古巴比伦人剖取羊肝以观神意，古希腊德尔菲的女祭司藉由烟雾吐露玄奥神谕，凡此种种，皆显示出人类对预知命运的渴望是共通的。这或许揭示了人类在面对浩瀚未知时共同的脆弱与期盼。然命运长河自有其航道，真正的智慧或许不在于妄图掌控一切，而在于明辨何者可变，何者不可变，并于此间寻得内心的平衡。然而，商人与鬼神世界的沟通，远非只有卜问吉凶这一面。当他们确信获得神谕之后，还需要献上最贵重的祭品以确保神意的执行。这种沟通之渴望，在点燃文明之光同时，也毫不掩饰地将他们引向了“文明”最黑暗的深渊：人祭。商人的甲骨契文，既为我们留下了信史的曙光，也记录了那个时代最为残酷的遗存。
商人因占卜而为后世留下了甲骨契文，证实了华夏文明的悠远，但他们同样毫无掩饰地留下了“人祭”的残酷遗存，展示了对“文明”的另一种诠释。近年历史学者李硕的《翦商》等著作，便揭示了这段被传统文献所掩盖的血腥历史。当我们亲临安阳殷墟，面对成排的祭祀坑，便不得不直面商王朝最黑暗的一面，在那个祭坛的威严高于一切的时代，王权的根基并非立于典籍之上，而是筑于累累白骨与血肉之中。
在前科学时代这种残忍的祭祀逻辑源于一种普遍的观念，生命力以血为载体。通常牲畜之血既可通神，但远不如人血来得真诚与贵重，因此人祭便成了与天地沟通、安抚鬼神的最高献祭。王朝建立之前，人祭或有零散发生，但随着国家机器的成型，大规模制度化的人祭应运而生，甚至成为王朝诞生的标志之一。因为它的背后必有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支撑，有等待献祭的战俘，有执行屠戮的吏员，有下达命令的君王贵胄，更有能够组织起动辄上百人殉葬的强大权力。王朝正是将鲜血转化为权力，将死亡熔铸为秩序的机器。
然而，制度化人祭并非商朝独有，而是世界早期文明的普遍现象。在埃及阿拜多斯的古墓旁，数百名仆从与侍卫整齐排列，被迫随法老共赴来世。在苏美尔乌尔王陵的后妃墓中，成群的乐师与侍女簇拥着主君，似乎要将生前的秩序带入死后。事实上乌尔王陵一次性、集体性屠杀殉葬者的场景，与殷墟所见惊人地相似，考古学家李济先生曾据此推断，商的人殉制度或许同青铜技术一样，自两河流域辗转传入。当然，亦有学者主张这是不同地域的早期国家机器做出的相似选择。但无论其源流如何，商人在人祭这一点上无疑做到了“青出于蓝”。对于许多早期文明，大规模人祭或许只是短暂的尝试，但在殷商这并非一时疯狂，而是日复一日、贯穿王朝始终之常态。于是乎引出一个沉重的问题，当我们自豪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未曾中断”时，也必须正视这条长河并非始终清澈如玉，它同样裹挟着泥沙、血腥与白骨。如果我们将城市、国家制度与文字视为文明的标志，那么人祭算什么？是文明的代价？倘若文明必须以如此血腥为代价，它本身还配称得上“文明”？或者说“文明”一词究竟是人类走出愚昧之荣光，还是为杀戮欲望披上的华丽外衣？
< 待 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