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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兴八首补注》杀青之际，窗外暑气渐消，二五年盛夏的残阳已然隐入暮色，为悄然而至的秋意让渡了几分天地。回首伏案期间，那些凝神苦思、于浩瀚数据中寻章摘句的日夜，至今仍历历在目。此刻通览全稿，如释重负之余，亦重获久违的笔墨自由。感慨良多，爰缀数语于篇末，以作后跋。
       

         诚如本书前言所述，为《秋兴八首》 作补注的想法，缘起于十多年前，当时为求读懂唐诗，曾潜心钻研格律音韵。后拜读叶嘉莹先生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又聆听先生的网上讲论，方深感前人注杜成果之丰硕，传世版本之繁多，校勘之艰辛。后幸得钱谦益先生《钱注杜诗》，更惊叹于钱氏“以史注杜”的深厚功力。然促使笔者最终鼓足余勇，完成此书的契机则是去年十一月忽闻叶先生以百岁高龄仙逝，先生曾言，毕生致力于弘扬中华诗学，不求在当下发扬光大，但求为未来传下一盏明灯。笔者学问杂糅，用心亦广，万不敢自诩为承续明灯之人，同时亦深信先生所期许之传人，必将出于后学。此篇《秋兴八首补注》或留给这位承续明灯之人的参考札记，以还笔者对先生之感恩。
   

 

          以《秋兴八首补注》本文，笔者在此作两点补充。首先关于本书的笺注方法略作说明，昔日学者治学，皓首穷经，为求一典，常需遍览群书，终年埋首于故纸。如今数字时代，万卷典籍汇于指端，检索考证之便利，已远非前人所能想象，此诚为时代之馈赠。然则，数字文库尚非尽善，讹误之处在所难免，僻典杂学亦有待增补。更重要的是，工具之利不能取代为学之功，面对浩瀚数据，辨伪存真、披沙拣金，终究有赖于研究者自身的学识与眼力，《秋兴八首补注》便是在此环境下的尝试，既搭乘上便利之车，亦不敢忘考据之审慎。
 

           其次  笔者治学笔耕多年，诸多文章中不乏“得意”之作，如《重修中国近代史之必要性和概论》，《京都散记》系列，《郭店楚简《老子》之研究笔记》，《“由韩愈到王阳明”经学史杂说》，《析清代治学及其对汉学之贡献》，《析“周秦之变”考思想史之演化》，而这些文章和《秋兴八首补注》最大不同在于，前者按照观点初衷平铺展开，深入分析以至汇聚宗旨，而《补注》动笔之初不免踌躇满志，颇有为《秋兴》探本溯源、还其原貌之想。然随着考据深入，遍览前贤之说，方觉以一己之力，欲探骊得珠实为奢望，除非有新材料新发现。笔者原本试想杜公格律堪称深严无比，若从格律下手，势必在多重版本中筛选出杜诗真迹，然从第一首“丛菊两开他日泪”与“丛菊重开他日泪”，第二首“每依南斗望京华”与“每依北斗望京华”，第五首“几回青锁照朝班”与“几回青锁点朝班”，第六首“朱帘绣柱围黄鹄”与“朱帘绣柱围黄鹤”等等这些版本辩伪中，竟发现各版本皆严守格律，无一出韵，对于格律之把握，即便是古代文书抄手也非今人所比，何时何处产生版本异文，其缘由恐非关乎格律之失。重审《秋兴八首补注》之初衷，实乃笔者学识浅陋，不自量力所致。虽如此《补注》亦颇有几处心得，在此不一一赘述，敬待方家读者指正。至于诗篇本身，所谓“诗无达诂”，读者各有会心，《秋兴八首》在文学史上之地位已是定论，无待赘言。至于八首之中，孰优孰劣属个人所爱，若论私心所属窃以为第七首“昆明池水汉时功”对仗之工，意境之远，或可为八首之冠。此亦算笔者一点题外之言。
 

           笔者之《秋兴八首补注》，多以钱谦益先生《钱注杜诗》为蓝本，钩沉索隐，乃有所成。于此，愿对钱注略陈管见。《钱注杜诗》乃牧斋先生晚年苦心孤诣之作，实为清代杜诗注本之一座高峰。《钱注杜诗》以南宋吴若本为范本，钱在《注杜诗略例》作有“杜集之传于世者，惟吴若本最为近古，他本不及也。”吴若本之价值在于校语中忠实保存了南宋所见诸本异文，或为现存最接近杜集原貌之宋刊善本。钱氏不仅详列异文，更以其深厚史识，精考诗作涉及的唐代史事，尤于安史之乱前后宫廷秘辛、朝堂党争等发微抉隐。然钱氏身历鼎革，心存故国，故其“以史证诗”，亦有论者指出，或难尽属客观，间或杂入身世之感、家国之痛，此治钱学者不可不察。
 

            然钱氏并非视学识如私物，他诚挚扶持晚辈朱鹤龄完成《杜工部诗集辑注》并作序，还将积累多年的注杜稿本赠与朱氏参考。而当朱鹤龄的《辑注》率先刊行并广受赞誉后，钱氏却发现其与自己见解多有相悖，多年的考证成果似未得到体现。于是钱氏愤而重审稿件，增补缺漏终在晚年完成《钱注杜诗》刊刻。笔者认为钱朱以昔日挚友到学术“论敌”是在根本注杜理念上存有鸿沟，钱氏受“寻言以求意，因事以求志”之宋学义理影响深远，其坚信杜诗根性在于“论史”，每一句每一字后面皆可引证史料。而朱鹤龄则为清初考据名家，学风已由明季之空疏，转向朴学之谨严，可谓“实事求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其注重证据、力求实证之治学门径，亦为乾嘉学派开启了先河。比如从《洗兵马》之注解分歧可窥见两者学风差异，《洗兵马》为杜公闻官军收复长安、洛阳后所作，诗中充满了对和平之渴望和对未来之期盼的七言古诗，钱氏逐句分析，认为诗中“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喂肉蒲萄酒”等句是暗讽肃宗依赖回纥兵力，赏赐无度，“鹤驾通宵凤辇备”则是讥讽肃宗急于迎还玄宗，实则是一种政治姿态。其观点便是整首诗之基调是对肃宗“以天下为己任”的野心和其政治手段的深刻批判。朱氏并未采纳钱的“刺肃宗”说。他认为《洗兵马》之主旨是“喜官军恢复两京，而思偃武修文”，是杜公在饱经战乱后对和平与秩序重建的真诚期盼。诗中所言皆为实录，情感真挚，并无钱氏所说的如此“微言大义”。钱朱之争，实则反映了由明代空疏之学，转向清代朴学之时代趋势。二人治学路径虽异，却也昭示了经典考证需融历史之洞察与文本之实证于一体，方为致学之坦途。《杜工部诗集辑注》与《钱注杜诗》无疑是清代注杜诗学的两大高峰，堪称有宋元明以来杜学之集大成者。两家之学，各成高峰，辉映后世，亦为乾嘉之殿军、晚清之承绪者，开辟了广阔门径。两座高峰亦成就第三座高峰，康熙进士仇兆鳌采钱朱两者之长，又纠正钱氏主观臆断和朱氏对诗意阐发不足之处，完成杜诗学权威著作《杜诗详注》。
 

 

          关于“以诗证史”笔者在《诗可以史？》一文中有详细阐述，诗者，文学也，既为文学，则必有想象与虚构之自由，可谓“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而何为“史”？笔者认为其有“历史之陈述”与“历史之立论”两个方面，“历史之陈述”旨在求真，不容文饰，诚如王夫之所言，“夫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而“历史之立论”则大有不同，尽可以文学为羽翼，以抒怀抱，以寄感慨。杜公文采横溢，而又身处动荡之大历史变迁的最前沿，这是杜诗有别与其他唐代诗人的特殊性，而这一特殊性才成就杜诗称为“诗史”之唯一性。同时笔者必须指出的，面对历代有如此多宏大的注杜名著，今人切不可忽视杜公的个人情怀，在杜公的履历中有嫌官小而不赴任，有嫌官场不合而弃之，虽野史记载杜公酒后对恩人严武口出不敬，然果真属实亦只是人之个性而已，正如笔者在《秋兴八首补注》一文关于第二首解注时提出的，杜公之“望京华”“故园心”首先因联想到诗人的故乡情怀，今人解读杜诗不能只局限于其思国思君，古人在年迈重病缠身之时，渴望叶落归根处当然是自己的故乡，这一强烈渴望是今人四海为家的理念所不能想象的，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名篇中，杜公由悲转喜即兴赋诗时真情流露：“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洛阳之于杜公，岂非最思归去之所？诚然，于杜公而言，家国一体，故园之思与京华之望往往融为一体，但惟有先理解其作为个体之深切渴望，方能更真切地体会其家国之痛的重量，避免解读时以今度古、穿凿附会。此亦笔者于撰注《秋兴八首》过程中，感受最深切之处。
 

           笔落至此，思绪复又回到本书缘起之处。叶嘉莹先生之讲授杜诗，常熔铸考据与体悟于一炉，既有史家之严谨，亦有诗家之深情。先生尝言，要持一颗“不死的人心”，去体贴千载之上诗人之心。鄙文于前段所谓尊重杜公之“个人情怀”，不敢言深有所得，然其滥觞亦在于斯。昔日钱、朱之争，或在“史”与“诗”的权重上各执一端，而叶先生毕生所为，正是要贯通考证之学与兴发之情，使诗歌中那份最鲜活、最坚韧的生命感发之力，得以传承不灭。重念先生于拙著动笔之初，忽闻仙逝，怅然久之。然此书之成，亦步亦趋，未尝不感念先生之光照。今全稿杀青，谨以此《补注》为一瓣心香，以报其引领之恩于万一。杜学无涯，私心所寄，亦不过为先生所期许之“后学”，添一二阶之石，备其采择而已。写毕，拟《忆秦娥   秋兴注罢寄怀》一首：
           青编叠，
           芸窗烛影勘秋月。
           勘秋月，
           砚池星坠，
           杜陵霜彻。

           注疏千载心魂接，
           沧溟一脉灯明灭。
           灯明灭，
           秦笺汉瓦，
           古今同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