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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左派,包括诸如宋儒理学,列斯毛的暴力共产主义,和如今民主党的大政府福利主义,还有一些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主张厚黑铁血的分子,其实都错误地理解了Nice和仁爱的真意。我一向认为,先秦时代,东西方的思想虽然相互之间远隔万里几无知闻,却反而更相似相近。反倒是大一统科举制后越行越远。宋理以后无真儒,到了清儒完全就是奴才,民国稍有呼吸随即又给收割打压。如今讲什么国学民族文化复兴,其实早已不是同一品种,抛根重种谈何容易。
话来回来。对Nice和仁爱乃至慈善贡献的粗俗粗暴的解释就是,有的要给没有的,多的要帮助少的。否则就是不Nice,不仁,不爱,不善,不好。技术虽然现在比过去发达得不知多少倍,但是人心人性并没有本质的进步。所以在技术上也许一个初中生就有两百年前大师的知识水平,但是在思想上却依然不能超越两千年前先贤的高度。子贡赎奴免赏和子路救人牵牛旧事其实很好地诠释了Nice和仁爱的真缔。真的Nice和仁爱,或者用更时尚一点的词汇,真的贡献和领导力,就是如何能够顺应和引导大势,从而使得更多的人能够从中得利,同时自己也不妨从中获得很大甚至最大的一份。而不是苦情地从自己碗里漏一粒两粒,也不是强大地往自己碗里多分一份。而宋儒以后的儒家其实就是在这两种极端的人格分裂的状态。一方面鼓吹仁爱,立志达则兼济天下,代天牧民。另一方面,坚持科举这种强者通吃的极度不公平分配的制度。伪君子成为常态。而从列宁主义的成功输入到文革的高峰,恰恰是对此的极端反叛。然而改革开放之后,又重新反回另一个极端,精英主义阶级差别又不断恶化,包括老中的爬藤意志,都是这种发展的一个分支和延续。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跳跃,而忘却或者从来不知道中庸和仁爱的本义。
套用美国流行的一个观念,想发财从而改变世界的(达则兼济天下),基本没有成功的。想改变世界却也发了大财的(济天下则达),很多很多。这才是所谓的领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