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下田先生
2010.09.02
今年八月,我写了一封试探信给在旭川的老朋友下田达雄先生,旋即得到他的回复。他激动地称“令人怀念的、中断长久的文通终于复活了!”对我女儿在离旭八年后仍能说日语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一边拜读先生的长信,一边回忆起那如烟的往事……
那是2000年的初夏。我们家甫到旭川,便从中国留学生口中频频听到先生的大名,谓先生是退休的中学(上富良野町立东中中学校)校长(1995年),日本语老师,新近从我挂靠的北海道教育大学旭川校研究生毕业,获教育学硕士学位(这不免引起我的好奇和钦佩:中国人退休后还返回学校深造么?最多也就是去老年大学读个兴趣班吧);谓先生老有所为,发挥余热,义务为我校和旭川医科大学的留学生们(主要是中国人)教授日本语和日本文化。我夫人立即加入了留学生的日本语班。由于常年与中国留学生打交道,他认识先后访旭、滞旭的几乎全部的中国人,并与其中不少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保持通讯至今。
随着听到关于先生的故事的增多,我对他的好奇和想与之见面的欲望也日增。我与他的首次见面是在2000年夏他组织的留学生市内观地下冰景活动,这是旭川市为在夏季向外地游客展示雪都风光而建设的景点。结果是一个瘦小干练的老头儿。他显然也早就听说过我,我们简单地、一见如故地握了手后,他便忙着张罗大家上车了。他用的是自家车,也不要大家分摊汽油费。一车装不下,他还得再跑一趟。像这样的市内观光活动,他经常组织,如去男山酒造品酒、去上川神社参观、去绿个丘他家采樱桃等。
这次见面后,我也开始参加留学生活动,与先生见面、接触的机会也逐渐增多。我们后来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他可以随时造访、便饭于我们正对大学校门的家,而不需要事先电话联系。随着与先生交往的加深,我发现他发挥余热的方式还有很多:如他是旭川Touimarda男声合唱团成员,——该团每周活动两次,经常去中国行友好访问演出,其指挥是从札幌请的名人石见普二男(2010年去世);如他还是旭川日中友好协会和市民委员会成员,常年为日中友好和旭川的市政建设而奔波。
先生特别热心于指导留学生的日本语学习,对女性学生更是热情有加。要是他的一个学生通过了日本语等级考试,或考取了研究生,他会兴奋得到处宣扬,骄傲得如同自己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我们刚进校时,他便对我们谈起他的“得意门生”,其中之一是刘晓静(已毕业回国,在黑龙江大学任教),之二是朴淑英(朝鲜族,北海道大学研究生)。当我夫人表示要考本校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时,他大为高兴,连夜为她制订日本语和心理学专业的备考计划,详细得如同作战计划。据不完全统计,自1998年他考入北教大研究生院时起,至2007年他被确诊患肝癌、日本语教学中断止,他共指导了本校及旭川医大的留学生53人(其中中国人43人),使他们很快克服了语言障碍,适应了在日的生活和专业学习。他不只是对中国人好,他对所有外国人都好。他说,他只是尽自己绵薄之力帮助外国人,并没有做什么大事。他是谦虚的,也是国际主义的,他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需要帮助的外国人。可惜先生的英语不够好,否则他会有更广阔的国际舞台可以发挥作用。英语不好也阻止了他攻读博士学位。
夫人如愿考取后,他和我们家西装革履地出席了隆重的入学典礼。在他的提议下,我们在大学门口的校牌前留下了珍贵的合影。在此后的三年中,他时时关心夫人的学习情况,介绍学习经验,认真修改夫人的课程作业、报告、研究计划乃至毕业论文。夫人和后来考取筑波大学博士生的王宁君也成了他的得意门生,以后还有米热古丽和马艳菊,等等。在他的关照下,夫人得以如期毕业。我们离开旭川后,他又向后来者展示夫人以日本语写就的、厚厚的毕业论文,——这里面自然也浸透了他的心血。
先生所义务服务的旭川日中友好协会,长期从事促进中日友好交流事务,我曾参加其年会,并写了“旭川”一诗赞之。该组织与市政府国际交流课联系密切。由于哈尔滨市与本市是姊妹城市,两市间交流频乃,在旭的中国留学生多出于此,日本民间每年也组织旅游团访问哈市。我在旭时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多项活动,包括涉及中国的两项重要活动:一是2000年7月7日二战期间中国劳工殉难者慰灵铜像“望乡”在东川町揭幕,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派员出席,我写了“望乡”一诗;二是哈尔滨市政府代表团一行百余人访旭,旭市组织千人宴会款待,中国留学生被穿插安排在每个酒桌上,以充当语言媒介(翻译顾不过来时,宾主们只好笔谈),我为此写了“欢迎会”一诗。先生及所在组织为这些活动花费了大量心血。
先生是男声合唱团的活跃分子。我们家在先生带着参加了一次活动后,立即被其团员间亲密无间的气氛所感染,表示愿意参加其所有活动。于是,先生每有合唱演出,便把我们家带上,并以贵宾身份介绍给别人。我们的任务是欣赏节目,并出席演出后的宴会。先生是个“见面熟”,只要有他在场,场面总会热闹非凡;他还是个瘾君子,一见到酒便忘了医嘱。我们家每回都是尽兴而归,也因此与该团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该合唱团有成员十余人,因小有名气,每年的大小演出多达二三十场,其中重要的如在旭涉外演出,或出国演出,不重要的如到农村小学慰问演出。我记忆深刻的一次不重要演出是,位于北海道中部丘陵的美瑛町美马牛小学校,在2001年参观日(开放日)请中国留学生作国际理解报告,并请该合唱团表演。不料那日起了暴风雪,大学漫道,能见度极差。合唱团按时到达,西装革履地在学生少于老师的全体师生面前认真表演,高潮是童叟合唱日本儿歌!我于是有“参观日”一诗诞生。
有时候,上述两个组织的活动可以合二为一,如组织合唱团到哈尔滨访问演出。为了体现日本音乐的水准,他们选择演唱一百年前由土井晚翠作词、泷廉太郎作曲的日本名歌《荒城之月》。为了便于与中国音乐界同行的交流,他们决定将歌词汉译,这个光荣的任务便由先生交给了我。其时我刚从仙台(即歌中的“荒城”)开会回来,正打算写点儿什么。也是我当年气盛,不知天高地厚地一口应承下来,并很快译成。待他们配上原曲、到哈市与中国同行同台演出时,我已西飞加拿大了。据先生后来告诉我,演出取得圆满成功。六年后我在网上偶尔看到一首汉译的《荒城之月》,仔细一查竟得13个版本,这还不包括若干个变异版。早知如此,当年我就不必翻译了!万幸的是,魁北克同僚张永敏评价我的译本并不比其它版本差,我方有勇气将它发表在网上。这是后话了。首次合作的成功,促使先生再请我汉译“再见之歌”。他交给我词谱时,正是在送我回国的路上。此事被我耽搁了。
先生是个闲不住的人。如同其他日本家庭一样,他们家也有一年一度的海外旅行计划,主要去的是中国(含港澳台)、欧洲、北美、俄罗斯、韩国等。在中国,他们往往得到曾经受到他们关照的前留学生的热情招待,如2000年和2006年,先生等访问哈尔滨和乌鲁木齐时,分别受到前学生刘晓静和米热古丽·买买提家的热情款待。这也使两国民间的交流加深、加强。当年先生得知我们家喜欢旅游后,便常在周末开车带我们去市外观光,我现在记得的有勇佛观郁金香花田、泷上观芝樱山、萨罗马湖观光、层云峡观红叶、十胜岳泡温泉、富良野观花田,等等。这些经历都已经成为我们留日生活的美好回忆。
这些事务已经够他忙的了,他却还利用空闲时间整理其硕士论文《战时北海道生徒勤劳动员援农史研究》,成为其2006年正式出版的《战后61年私考——另一部战时史研究》的主干。战时1943年至1945年间,日本各地农校学生约18万人来北海道支援农业生产,颇似我国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么重要的历史,在北海道农业史、市町村史中均未记载。他的研究填补了北海道农业史、教育史的空白。现在即使是在癌症病患的余命中,他也在奋笔疾书《北海道废止学校调查及其原因研究》,揭示出人口减少、市镇村合并是学校废止的根本原因。他把此研究作为博士论文自修,力争明年六月先生生日(恰逢77岁喜寿)时付梓发表。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能不让人感佩么?
我们家离旭赴加后,借助便利的互联网,我们之间仍保持着畅通的伊妹儿联系。先生并不会操作电脑,收发电信全是在旭的留学生们帮助实现的。2003年11月8日起两日,先生携夫人样访魁。我们家在古堡大酒店迎接他们并设家宴招待。这是先生第二次访问北美,可以说完全是为了我们而来,我们也终于有了报答他哪怕是百分之一恩情的机会。令我们惊讶的是,他们带来了整整一大箱姬樣(日本人形玩偶)作为礼物!这是他们为自己的女儿长期收集的,现在却全部送给了我们的女儿!我们在感动之余,无以回报,便将我们一年来收集的魁北克古董送他们。魁市的历史当时还不足400年,古董能有多古?次日,我以地主身份开车带他们脱团游览魁市周边佳境,并叙别后思念之情。他们同团驴友看到他们有故人殷切招待,羡慕不已;我的中国朋友看到我们有故友自远方来,何尝不也羡慕不已。为此我作了“再会下田”组诗,表达了我们家“知恩必以涌泉报,况且当年恩如泉”的感激之情。
在那天的家宴上,先生再提译歌之事,我当即找出词谱,次日译出后交他带回日本。他们返日后来信,不仅称此行是他们家海外旅游史上最为难忘的一次,而且还寄来了用家宴合影印制的2004年挂历!
然而,这一切美好的交往中断于2007年一月。我们家刚搬了家,便接到前房东转来的先生来信,通告得肝癌的噩耗,从此便音讯全无了。三年来,夫人多次往先生家打电话,却无人接听,我写的伊妹儿也不见回复。我曾写了一首“哭下田”来怀念并安慰他,同时也是安慰我们自己,祈祷好人有好报。
在互断音讯三年后,我们的文通终于复活了!原来三年来他多次住院,接受了大量的手术和治疗,但效果不佳。由于身体原因,他辞掉了所有社会职务,却仍利用住院治疗的间隙到中国和日本国内旅游。他来信称他不知道余命还有多少,但只要活一天,便要活得有意义。他盼望夏天我们再见于加拿大……
我捧着他的来信反复诵读,一个活跃、主动、古道热肠的好老头儿的形象便出现在了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