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总也长不大

19 总也长不大

1956年初，报纸上披露了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有如一阵和煦的春风吹散了肃反运动压在我心头的一片愁云，吹开了我密闭的心扉，使我的精神为之一振。

《报告》中说：为了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应该改善对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以发挥他们的专长；应该了解、信任和支持他们的工作，应该给予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党对知识分子还是看重的，认为知识分子还是可以利用的力量，是可以信赖的人，而没有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带着无法改变的“原罪”的异类。

既然党这样看待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应该如何回应党的这种善意呢？我谈不上有什么专长，但我有爱好，我爱文学，喜欢写作。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我裹足不前，对文学不敢问津了。读了几本苏联的描写学校生活的小说和儿童文学作品，拓宽了我的视野。我不熟悉工农兵，不能写工农兵，但我熟悉学校生活，学校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写学校生活不也是为工农兵服务吗？于是我又产生了创作的冲动。

我像是冬眠过后的一只飞蛾，在春天到来的时候，体内的生命力就会苏醒、涌动，就会跃跃欲试展翅飞翔了。似乎还想和周围的虫豸比比身手，看谁能飞，谁的翅膀更美丽！是的，在我的心里涌动着另一股劲儿，就是要和某些人竞赛。现在讲究劳动竞赛，我在和周围的这些党员们，也包括技术学校的那些党员展开竞赛。党员们都有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像技术学校的张佩之和现在身边的齐辉的言谈举止，无时不明显地表露出优越感来。好吧，让我们看看谁对国家、对社会更有贡献？我要叫你们看见我这个党外人士并不比你们逊色！

于是我着手创作一个描写学校生活的长篇小说。主要在业余时间写，有时也在办公室里写。做行政工作是有弹性的，忙起来常常要把节假日和晚上的时间也搭上，但也有坐在办公室里无事可做的时候。过去利用这样的时间读书，现在则用来写作。我在心里为自己解释：我不会耽误工作，不会影响情绪，这是见缝插针，是在充分利用时间，是珍惜时间的表现，总比聊天有意义。写作和读书一样可以提高人的素质，高尔基说：写一本书相当于上一次大学。提高自己就可以更好地工作。

小说初稿完成了，我把它寄往中国青年出版社。不久，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来了一封信，说是青年出版社把我的书稿转给他们了。两个月后书稿退了回来，附有一封信，提出了修改意见：儿童读物应以写儿童为主，书稿中写成人的比重过大，应缩减成人的内容，充实儿童的生活画面。

我的初衷是写新旧教育思想的矛盾和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矛盾相交织的学校生活，是教师与学生并重的，现在书稿由少儿出版社处理，就只能改弦易辙另写了。

我利用暑假这一集中的时间来改写小说《青春》，学校把宿舍楼上的一个小房间拨给我使用，居住条件有所改善，更加便利了我的写作。

傍晚，常常是宗和带着孩子下楼去纳凉，纳凉的人很多，吹拉弹唱，笑语喧哗，十分热闹。我把自己关在斗室之中，坐在灯下挥汗如雨，顾不得动一下手中的扇子，一切外界的杂音都被我摒退了，只和我笔下的小人物们同呼吸共欢乐，忘却了暑热的熬煎。

开学前完成了修改稿寄回出版社去。中秋时节，出版社文学组的主任编辑刘重带着《青春》书稿，来和我研究书稿中的一些问题。我的那间小屋就用来招待客人。

刘重稍长于我，属于同代人，有共同的爱好，就有共同的语言，思想容易沟通，相处不久就显得意气十分相投，我们讨论了一些有关《青春》里的枝节问题，并不存在多少分歧的意见。他不曾到过青岛，也是借机来游览这一海滨城市。《青春》已被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他约我寒假到北京去签约。小住六日，他就携着原稿回北京去了。

这年秋天进行第一次工资改革，这是学校里的一件大事。按照上级的规定成立了评委会，由校长、教导主任和教师代表组成。评委要对每一位教师的知识水平、业务能力和教学效果加以评审、排队、列等。评审进行得相当顺利。但是评到一位女教师方珏兰的时候，我和齐辉的意见出现了严重分歧。

方珏兰是宗和的大学同学，是由宗和介绍到铁中来任教的。齐辉调来后，两个老处女一见投缘，于是双栖双飞，形同伉俪，在教师中出现了一些流言蜚语。

铁中一直缺少生物教师，方珏兰来校后担任初中的动植物和生理卫生一类的课。我每次去听课，都会发现她讲课中出现知识上的错误，建议她认真备课，吃透教材，多向老教师请教，但改进不大。今年教高中的生物老师退休了，找不到合适的教师继任，权且让方珏兰暂代。按她的实际情况，只能评为6级，考虑到她代高中课，故提到5级，兼有照顾和鼓励的意思。但齐辉却坚持要评为4级，理由是教高中课就该享受高中教师的待遇。其他的评委不便发言，一则他们不了解方珏兰的情况，再则谁愿意驳齐辉的面子呢？按说我也应该送个顺水人情，方珏兰毕竟是宗和的同学，既可以照顾了私人关系，也可以讨好齐辉，是一举两得的事。无奈我不通人情，一向认死理，我觉得方珏兰评为4级，是对全体教师的不公平，她与任何一个4级教师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她不比任何一个5、6级教师更高明。我尤其见不得徇私情、假公济私的歪风，因此我毫不留情地把听课中发现的问题和学生的反映亮给大家，坚持只能评5级。结果是按我的意见做了决议。

按规定：评定的结果要等上级批准后才能公布，评议过程中的一切都应当保密。但是当天方珏兰就闹起情绪来，躺在宿舍里不起床，扬言不上课了。齐辉竟然带点儿幸灾乐祸的神情对我说：“方老师不上课了，我劝不了，你看着办吧！”我心想：你还好意思说出这样的话来，你还有一点儿共产党员的气味吗？我蔑视这个彻头彻尾的“大私无公”的人！

我走进方珏兰的宿舍，她躺在床上哭得眼睛又红又肿。我开始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齐主任说她劝不了你，要我来劝，你能听我的话吗？”她扭过脸去不理我。我说：“为了评工资闹情绪，哭鼻子不上课，传扬出去可不好听哇！”接着我严肃地对她说：“人贵有自知之明。你不是学生物的，来铁中后一直教初中的动植物和生理卫生，这学期才接手高中生物课，恐怕你自己也不能认为你是一个合格的高中生物教师吧？即使一个生物系毕业的学生，起码也应该有一年以上教高中生物的教学经验而且不出差错，才算是一个合格的高中生物教师。这次工资改革教师分为10级，现在上级还不允许评1级教师，实际上只有9级，5级是中等教师的等级，是优秀的初中教师和可以担任高中课程教师的等级。给你评这个等级能说是委屈你了吗？何况评级不是一成不变的，以后根据考绩可升可降。你是争取升级好呢还是降级好？我的意思是你从现在起努力进修，教好高中课，争取将来升级才体面。像这样闹情绪只能耽误自己的进步和提高，只能给人们留下笑柄，而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如果你实在觉得委屈，可以向路局教育处反映，要求派视导员来对你的教学进行一次全面的、客观公正的评价。反正不能不起床不上课，耽误了学生的课业，即使你本来很有理，这样一闹反而把自己推向没理的一方面去了。请你三思！”

我说完我认为应该说的话就走出了她的宿舍。她当然恨我，从此和宗和也疏远了，不过她没有继续闹，起床上课了。由于这件事，我与齐辉之间的裂痕也就愈深了。这样，我得罪了两个人。这是任何一个成熟的中国人都不会干的傻事。我常常不免也要问自己：为什么总也长不大？直到现在已是耄耋老人了，本性难移，仍然没有长大！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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