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西南太平洋盟军统帅部中国联络参谋王之将军在澳遭受监视

战时西南太平洋盟军统帅部中国联络参谋王之将军在澳遭受监视

太平洋战争期间，王之少将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驻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统帅部的联络参谋，主要驻节澳大利亚，并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成为中国代表团参与日本受降仪式的成员之一，并在1945年9月2日陪同及见证了徐永昌将军代表中国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然而，在其驻节澳大利亚期间，他却受到澳大利亚军方情报部门的监视。

王之是湖南长沙人，生于1906年，是清华学校学生。1926年赴美学军事，先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读政治，再插班进入诺维奇大学(Norwich University)的骑兵科接受预备军官教育，1928年获文学士学位，随后得以进入西点军校(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就读。1932年从西点军校毕业后，回国后在税警总团和湖南省军政部门分别担任过营长、参谋及学生集训总队的大队长等职，1936年叙任骑兵中校。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王之投入抗战之中，几经升迁，于1940年被委任为重新成立的税警总团学兵团上校团长。1941年，王之被派往菲律宾，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东南亚地区的军事观察员，对驻菲美军部队的情况进行调研，发回报告，供最高指挥机构参考。当时因对外需要，王之的军事观察员职位就只能用其叙任的中校军衔。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王之跟随美军总部一起行动。到1942年3月，随着美军在巴丹半岛的战败，他便跟着麦克阿瑟将军从菲律宾撤退，来到澳大利亚。也在这个时候，原本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往南洋群岛担任荷印军事代表的王致光海军上校，在行经印度的半途中还未上任，就因战争爆发后印度尼西亚群岛陷落及澳大利亚的地位显得极为重要，而接到命令，改任驻澳军事代表，间关前往澳大利亚，设武官署于墨尔本[1]；而王之则改任驻澳军事联络员，主要驻节地点是昆士兰首府布里斯本。刚开始时，明确规定王之受王致光领导。[2]但到1943年，鉴于二人职责重叠，不利工作，王致光改任中国驻澳公使馆武官，王之除了上述军事联络员职责外，还担任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统帅部中国联络参谋，军衔也恢复为上校，主要驻节地点在悉尼。到1944年2月，王之晋升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少将侍从参谋，进入将星行列。[3]

鉴于西南太平洋战区统帅麦克阿瑟的总部设在布里斯本，王之在澳期间的大量时间也是在布里斯本及昆士兰等地，花在与当地美军及澳军及其它盟国如荷印军及新西兰军队等联络的时间较多，社交活动频仍。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澳军情报机构却对王之采取了秘密监视行动。原因有二：一是王之在美国受教育六年，对美国极为认可，而对澳军的将领则不似向对待美国将领那样，主要是他认为澳洲基本上比较左，其制度和做法类似苏俄，这是他不喜欢的；此外，王之很看重自己的军衔，总认为澳军对其职级不太尊重，心中不太爽，有所表露，而澳洲人对于这些职级并没有那么看重，也对王之的态度和行为不爽。二是当时西南太平洋战场上缴获的几份日军电报文件显示，他们对盟军的一些情报是从重庆那里得知的，这可能显示出是由澳洲的代理人通过重庆而转达到他们那里。而当时中国在澳洲的代理人，显然指的就是驻澳中国军事联络员及西南太平洋战区统帅部联络参谋的王之少将。而其频繁的社交及其活动，事实上也是上述情报的主要来源。对此，澳军觉得王之值得怀疑。于是，澳军情报部门在昆士兰设立分部，由一位少校和中尉具体负责，监视王之的活动。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联络员及外交人员对外传递信息和文件等，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外交邮袋，通过航班或者定期客运轮船传送；二是通过电报发送，但当时的情况是，电报的发送也要通过澳洲所属的机构中转，方才可以送达，换言之，澳方可以追踪所有的这些发送电报记录。由是，澳军方情报部门对1943-1944年间王之发送的电报予以检索，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他们最终的分析是，很可能是在西南太平洋战场上的日军情报部门劫获了这些电报信息并予以破解，这在战时是常见的事情，毕竟敌对的双方都在想方设法运用各种智慧破解对方的电报秘码，为自己一方的相关决策提供情报依据。

虽然澳方对王之将军向中国军事当局提供的上述情报可能因种种原因被日方侦破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但对其监视则一直延续到1945年中王之去到菲律宾麦克阿瑟将军的总部。1945年初，美军发起巴丹半岛战役，在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当年2月下旬就占领了巴丹半岛。而在当地的游击队里，就有中国军方安插的情报人员。美军解放巴丹半岛后，该情报人员即向美军表明了身份，但美军需要核查，拖延很久，王之将军在5月份从澳大利亚去到那里，与麦克阿瑟将军总部沟通，解决这一问题，因为该情报人员在菲律宾当地的活动，事实上也跟他当时在这里充任军事观察员时期的安排有关。最终，该情报人员由美军安排，返回中国报到。而在此之前，澳方情报部门关注的一事则是王之夫人携带子女自1944年下半年开始间道印度直到1945年初方才来到澳洲与丈夫团聚之事，在此期间，澳方监测了王之给中国驻印度领事馆有关安排其妻小赴澳的相关电报。[4]可见，王之将军在澳期间还是很受澳方关注的。

事实上，自家眷来到澳洲悉尼后不久，王之就奔赴菲律宾，与麦克阿瑟将军总部在一起，就当前战场情势以及中国战场的对日反攻等，提供情报及意见。当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他就在马尼拉等待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上将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随后，他们一起乘坐美舰，前往日本，参加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的受降典礼。

1943年10月16日《澳大利亚人报》上的王之上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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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史馆：《军令部派王致光为驻澳军事代表案》，典藏号：020-011503-0002。

[2] 国史馆：《驻美军事代表团及驻澳军事联络员》，典藏号：020-050204-0037。

[3] 国史馆：《驻外武官与军令部联络》，典藏号：020-049906-0013。

[4] Colonel (later General) WANG [Chinese Military Liaison Officer], [Current Information regarding Chinese matters reference to White Australia], NAA: BP242/1, Q305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