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上半期华人移居澳大利亚概况

十九世纪上半期华人移居澳大利亚概况

澳大利亚是大洋洲的主要大陆，开发较其它大洲都要晚。尽管如此，早在十五世纪时，就已经有西方的探险家到达该地，也包括中国人及其船队。[1]当时，中国人虽对该大陆情况无甚了解，但已知这块大陆的存在。在明朝时期，早期赴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在呈献给万历皇帝的堪舆万国全图中，也已经标示了澳大利亚这块土地的确切位置。[2]1770年，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率领的探险队对澳大利亚东海岸不同地点进行勘查和测绘后，英国宣布对这个大陆包括其周边岛屿拥有主权。1788年，英国海军上将亚瑟·菲利普(Arthur Phillip)率领“第一舰队”抵达悉尼(Sydney)，带来了首批1,400多名移民(包括士兵和流放罪犯以及自由移民)，在这里升起英国国旗，这块土地遂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刚刚开始时，这块土地称为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以悉尼为首府；并在1827年宣布整个澳大利亚包括塔斯马尼亚岛(Tasmania)全部都归属于大英帝国。而在1825年，塔斯马尼亚就从新南威尔士独立出来，成为另一块单独的直属伦敦管理的殖民地，霍巴特(Hobart)为首府。1929年，英国人在澳大利亚西海岸的佩斯(Perth)附近设立新殖民据点，由此几乎整个澳大利亚的西部就成为独立于新南威尔士的新殖民地，称为西澳大利亚(Western Australia)，首府佩斯。1836年，南澳大利亚(South Australia)也独立出来成为另一块殖民地，阿德雷德(Adelaide)为首府；并从1863年起，从新南威尔士那里接手管理北领地(Northern Territory)。1851年，维多利亚(Victoria)也从新南威尔士划分出来，成为一块独立的殖民地，首府设在墨尔本(Melbourne)。1859年，位于澳大利亚东北部的昆士兰(Queensland)最后从新南威尔士独立，成为另外一块殖民地，首府布里斯本(Brisbane)。而原先囊括整个澳大利亚大陆包括塔斯马尼亚岛的新南威尔士殖民地，就只剩下以悉尼为中心的那部分土地，当然这里也是最早得到开发的区域。到1901年，上述六块各自独立的殖民地改制为州，合并成立澳大利亚联邦，成为大英帝国的自治领，作为君主立宪制的国家。1931年，澳大利亚取得内政外交的独立自主权，成为大英国协的独立国家。

中国人与南洋接触较早，然后足迹逐渐向南和向西延伸，早期的接触以商务为目的。事实上，早在十九世纪之前，澳大利亚周边便出现了中国商人的足迹。1802年，一份英国人的航海日志表明，在昆士兰北部的卡朋塔利亚湾(Gulf of Carpentaria)，就有中国人雇佣的印尼人船队在那里捕捞海参，当地土人所穿戴使用的那些物品，显然都是中国产品。由此显示出中国商人显然在此之前便已来到了澳大利亚的沿海地区，虽然没有他们在此居住和开发的历史记录，但已显示出这些中国人为了商业目的，曾在此或者说定期性地到此进行短暂的停留。[3]而另外的迹象显示，在此前后，中国人为了寻找檀香木，不惜深入到南太平洋的群岛，澳大利亚显然也包括在此之名列中。[4]诚然，来此广柔区域寻找这些物品作为贵重财物者，更多的则是西方的探险寻宝船队，许多中国人也由此混迹其中，除了充当木匠、水手、厨师，也有商人。

随着澳大利亚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从十九世纪开始，中国人也开始正式登陆这块土地，参与这里的开发与建设。早期英国殖民当局为鼓励移民，开发澳洲，免费赠送每个自由移民100英亩的土地。最早抵达这块土地的中国人，就是由在此物质刺激下从英国前来这里准备大展宏图的自由移民所雇佣者。根据记载，1803年，一艘名为Rolla号的船抵达悉尼港，随船登陆的有一位叫做Ahuto的华人木匠。只是与其相关之记载不全，无法得知这位华人是受雇于哪家公司抑或是自由移民。[5]但在15年后，第一位有正式记载的中国自由移民来到澳洲。1798年出生于广州的麦世英(Mak Sai Ying, 或Mak O’Pong)，早年去到英国肯特(Kent)郡，受雇于约翰·布莱克斯兰(John Blaxland)家族的庄园充任木匠，1818年2月27日随该家族搭乘Laurel号船抵达悉尼。三年后，与布莱克斯兰家族的木匠合同结束，麦世英移居到悉尼西部的帕拉马塔埠(Parramatta)，在伊丽莎白·麦克阿瑟(Elizabeth Macarthur)夫人的牧场工作。之后，他便以自由移民的身份，在此购买土地，开设店铺，经营自己的生意。这也意味着，麦世英是第一个有记录的在澳洲开创生意经营的中国人。[6]1823年，他娶21岁的英国人莎拉(Sarah Jone Thompson)为妻，生育四个儿子。1829年，此时其英文名字已改为John Shiying(或John Sheen)的麦世英，获得了帕拉马塔埠当地政府颁发的执照和酒牌，经营旅馆，设在教堂街(Church Street)，名为“金狮旅舍”(The Golden Lion Hotel)。很显然，他的生意规模在扩大。1831年，麦世英返回中国，五年后因其妻莎拉病重而归。1936年莎拉去世后，因原有旅舍及物业已经出手，麦世英便选择在帕拉马塔埠温莎路(Winsor Road)上重开旅馆，定名为“孔雀旅馆”(Peacock Inn)，以其前厅之中式骑楼而著称，被誉为“鸿运大厦”(Lucky House)。1844年，麦世英卖掉了这间旅馆，之后再经营何业不得而知。[7]

另一位比麦世英晚两年抵达悉尼的中国人Man Sue Bah (万瑞柏，译音)，也是自由移民，在其1862年去世时，以财富和乐于助人(尤其是对在悉尼经商和生活的同胞)而广受尊崇，并与麦世英的儿子们时相往来。[8] 由此可见，万瑞柏此前在悉尼也娶西妇为妻，经营生意，且相当成功，而麦世英的儿子也继续经营生意。与此同时，在1840年代之前在悉尼经商的还有一位华人名叫John Mann (或Fung [Fong, Foong] Mann，冯明，译音)，于1855年在悉尼去世，留下四个混血女儿，托孤于在墨尔本的华商刘光明，并在其长大后将她们分别都嫁与在澳经商的华人。[9]

1829年，有55名中国契约劳工进入澳大利亚做工，但他们是否从事任何其它活动，则无从可知，页无法得知其后续结果。而同年一位名叫Moon Chow(文钊，译音)的中国人抵达西澳佩斯，以木匠的身份在当地工作，并在1847年娶澳女Mary Thorpe为妻。[10]很显然，文钊是以自由移民身份自主经营生意，1877年去世。[11]1835年曾有九名中国木匠抵达塔斯马尼亚，他们是作为契约劳工来此工作，但在他们合同结束后是否有人自行营业以及去向则不清楚。[12]而在南澳大利亚成为独立殖民地后的四年(1836-1840)期间，一位名叫Tim Sang(田生，译音)的中国人抵达阿德雷德。当时的记录显示，他是广东人，很可能是来自四邑地区，在此充任木匠。1842年，他以家具商的身份投标获得了为当地海关大楼制作办公家具的合同，由此显示他此前便在当地开设家具行，经营家具的制作与销售生意。[13]

到1848年，总计有18名来自中国的自由移民抵达澳大利亚。[14]除了上述有材料表明从事商业活动的几位，其他人未有留下经商的记录。在 1848-1853年间，因应澳大利亚劳工短缺，通过中介的安排，总计有3,000多名中国契约劳工(indenture labour)进入新南威尔士[15]，他们不是来从商，而是作为牧羊人、厨师、木匠、佣工等受雇于不同的牧场主和家庭。[16]三至八年合同期满后[17]，这些契约劳工有相当部分人返回家乡[18]，但也有少数人因获得自由移民身份而进入自己创业的阶段，但这毕竟是少数。[19]而就在这个时候，澳大利亚淘金潮兴起，大批中国人蜂拥而入，中国人在澳大利亚的各项活动包括开办商业经营生意才逐渐开展起来。

出处：https://historyandheritage.cityofparramatta.nsw.gov.au/people/mak-sai-ying-aka-john-shying

粟明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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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Gavin Menzies,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London; New York: Bantam, 2002。

[2] 有关详情，参见William Yuen Tai, The origins of China's awareness of New Zealand 1674-1911, New Zealand Asia Institute,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2005.

[3] Matthew Flinders, A Voyage to Terra Australis, Nicol, London, 1814, p.225.

[4] 郭卫东：“檀香木：清代中期以前国际贸易的重要商品”，《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第39-51页。

[5] Carol J. Baxter ed. General muster list of New South Wales 1823, 1824, 1825. Sydney: Australian Biographical & Genealogical Record for the Society of Australian Genealogists, 1999. 转引自https://chineseaustralia.org/man-sue-bach/ (accessed 2023/2/9)。

[6] “Episode 1: John Shying – The story of Australia’s first known Chinese settler”, in https://newstories.net.au/john-shying-the-story-of-australias-first-known-chinese-settler/ (accessed 2023/2/9).

[7] “Mak Sai Ying aka John Shying”. In website of Parramatta History and Heritage, City of Parramatta. https://historyandheritage.cityofparramatta.nsw.gov.au/people/mak-sai-ying-aka-john-shying (accessed 2023/2/9)。记载显示，麦世英1842年再婚，娶英女Bridget Gillorley为妻，不幸的是，六个月后其妻病殁；1846年，他再娶英女Margaret McGovern为妻。1880年6月18日，麦世英病逝于悉尼。

[8] Kate Bagnall, “Man Sue Bach, 1790–1862: the ‘oldest Chinese colonist’ in New South Wales”, in The Tiger’s Mouth, 23 February 2013, https://chineseaustralia.org/man-sue-bach/ (accessed 2022-10-4).

[9] Claire Faulkner, Conquest-An Inside Story: A True Story of Chinese-Australian Integration, in https://conquestaninsidestory.wordpress.com/ (accessed 2022/10/19). 作者是John Mann后人，历经十几年，挖掘出其先祖的历史并予以整理成书，2013年出版(Claire Veronica Faulkner, Conquest-an inside story: the integration of a colonial Chinese-Australian family cluster, Ayr, Queensland, Australia: Claire Veronica Faulkner, 2013)。该网站为作者拥有，将其书中的家族历史脉络节选刊登。

[10] Anne Atkinson, Chinese labour and capital in Western Australia, 1847-1947, Diss. Murdoch University, 1991, p. 14.

[11] Anne Atkinson ed., Asian Immigrants to Western Australia, 1829-1901, Nedlands, W.A.: University of 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28.

[12] Helen Vivian, Tasmania's Chinese heritage an historical record of Chinese sites in North East Tasmania, Diss. University of Tasmania, 1986, p.8.

[13] “Chinese”, in website of SA History Hub https://sahistoryhub.history.sa.gov.au/subjects/chinese-0 (accessed 2023/2/11).

[14] “Early Chinese migrants”, in website of National Museum Australia, https://www.nma.gov.au/explore/features/harvest-of-endurance/scroll/early-chinese-migrants (accessed 2023/2/11).

[15] Marxine Lorraine Darnell, The Chinese labour trade to New South Wales 1783-1853: An exposition of motives and outcome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 1997, p.1. 这里的契约劳工，是指由澳大利亚殖民地劳务公司出面从中国引进的劳工，是与十九世纪中期至后半期臭名昭著的奴隶制有一定区别的。后者人身受到禁锢，劳动条件差，死亡率高，俗称“猪仔”或“苦力”；前者则是属于债权制，订有每月工资数额，做工三到八年的契约，在偿还由劳务公司代为垫支的运输等费用及完成服务年限之后，成为自由劳工。此项引进劳工的年份不长，从1848年开始，到1853年因淘金热而中止。详见：Cullen, Rose. “Empire, Indian Indentured Labour and the Colony: The Debate Over ‘coolie’ Labour in New South Wales, 1836–1838.” History Australia 9.1 (2012): 84-109。

[16] Maxine Darnell, Responses and Reactions to the Importation of Indentured Chinese Labourers, Working Paper Series in Economic History ISSN 1442 2999, 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 1999.

[17] “民国驻厦门领事布拉德莱致美国驻华特使马沙利函(1853年3月25日于厦门民国领事馆)”，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6页。

[18] 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到1851年，这些抵澳的中国契约劳工已有1438人回国。详见：https://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featurearticlesbytitle/4A6A63F3D85F7770CA2569DE00200137?OpenDocument (accessed 2023/1/20)。

[19] Kathryn Cronin, Colonial casualties: Chinese in early Victoria, Melbourn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Press, 1982,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