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粤人赴澳留学档案汇编(百十三)：增城刘锡良

民国粤人赴澳留学档案汇编(百十三)：增城刘锡良

增城塘美村

增城县塘美村，现在属于新塘镇，位于广园快速路边上，距广深高速路不远，而且，广深铁路就在村边通过，隔河就是东莞地界。这里是珠江三角洲的一个小村，但临近省城广州，道路相连，河网纵横，是鱼米之乡，也是当年众多出国华侨与小留学生之故乡。这个村子，刘姓为大姓。清末民初，其宗族中有许多人出国，赴澳大利亚讨生活或读书，这里边也包括一九○七年九月十三日出生的刘锡良(Lowe Suke Leong)。

刘锡良的父亲是刘景崔(Low King Choy，另写成Lowe Gung Chue)，在一九二十年代初时居住在雪梨(Sydney)，或许是在唐人街上德信街(Dixon Street)的一间名叫“公利盛”(Goon Lee Shing)号商行里做工，或许是该商行的股东之一。遗憾的是，在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里无法查阅到上述任何一个他的英文全名，但考虑到许多人平时登记或者对外只用名而不用姓的情况很普遍，就可以查找到与King Choy相关的一份档案资料。尽管我们无法完全确认档案中提到的这个King Choy就是本文中提到的刘景崔，但因地点相同，或许可以大致说明一下问题。从档案上提供的年龄来看，刘景崔大约出生于一八五六年，如此，他来澳发展的年份就可能是在一八七十年代或者一八八十年代。由是，他也有可能像同邑雅瑶村的吴焯俊那样，五十岁上下才返回家乡结婚生子[1]，因为这份档案就是涉及到包括刘景崔在内的诸人于一九○六年申请到的回头纸[2]。而本文主人公刘锡良是在刘景崔申请到回头纸后返回中国探亲的次年出生，时间上正好与此相吻合。

在澳大利亚政府于一九二一年实施《中国留学生章程》、开放中国学生前来澳洲留学后，在当年的这一年时间里，就有接近二百个中国学生申办赴澳留学，雪梨城里一下子多了很多学龄华童。看到这种情景，刘景崔十分心动，决心也要将已经年满十五岁的儿子申请前来雪梨读书，至少让他在英语环境中历练一下，学些西方文化知识，如此，对他此后无论是升学、经商还是入仕皆大有裨益。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刘景崔便以监护人和财政担保人的身份，在雪梨填妥申请表格，递交给位于美利滨(Melbourne)的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申办儿子刘锡良来澳读书所需之护照及签证等事宜。他以设在雪梨唐人街上自己参股或参与经营的之公利盛号商铺作保，承诺负担刘锡良来澳学习和生活所需之全部膏火费。至于刘锡良来澳留学所要就读之学校，刘景崔属意于设在雪梨城中必街(Pitt Street)的加丝律礼拜堂学校(Christ Church School)，也为其预订了学位。

或许是此时申请赴澳留学的人数较多，加上此时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大部分人力物力都牵涉进了修订《中国留学生章程》的工作当中，因而在接到上述申请后，处理审核进展较慢，拖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才审理完毕。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魏子京终于为刘锡良签发了一份号码为246/S/23的中国学生护照，并在次日便获得了澳洲联邦政府内务部核发的签证。拿到签证后，中国总领事馆当天就按照流程将该护照寄送往香港的金山庄厚德祥号洋行，再由其交与刘锡良家人查验收讫并负责安排赴澳船期。

接到上述护照后，刘家便立即行动起来，通过上述洋行安排行程，订购船票。三个月之后，十六岁的刘锡良便去到香港，与事先便约好同行的堂弟刘振兴(Lowe Ching Hing)及台山的伍在天(Joe Hin)及左珠雷元(George Louey Goon)一道[3]，搭乘由中澳船行经营往来香港与澳洲间的“获多利”(Victoria)号班轮，于当年七月二十六日抵达雪梨港，顺利入境澳洲，开始其在澳留学生涯。

四天之后，即七月三十日，刘锡良就注册入读加丝律礼拜堂学校。在学校里，刘锡良的学习和表现差强人意，但在接下来的半年多时间里，就有十几天的旷课。学校提供的例行报告中透露的信息表明，在这些旷课里，只有几天是与中国农历新年有关，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当地华社的新年活动。就他当时的年龄来看，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在春节期间加入唐人街的舞狮队，去到各家各户庆贺新春、踩青。对于其余的旷课原因，尽管学校未说，但根据其后来的行为判断，极有可能是与参加体育活动有关。内务部对其旷课行为给予了关注，除了告诫学校密加注意之外，还没有对此采取任何行动。而加丝律礼拜堂学校可能由于教会资金有限，师资也就没有多少保障，管理乏力，到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七日便宣布倒闭。

由是，刘锡良的上述旷课就被忽略过去，因为此时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内务部关注的重点转向了该校的这些中国学生去往了何处。最终，经雪梨海关稽查人员协助调查，得知刘锡良最终于四月二十八日顺利转学，到位于临近雪梨中国城的矜布炉街(Campbell Street)上之华英学校(Chinese School of English)读书，并在注册时将自己名字的英文写法改成了Seck Leung。从该校的名称上看，颇似于今天那些专为中国赴澳留学生所设的英文补习之类的学校，与正规之公立学校及老牌私校相比，实不可同日而语，但却特别适合这些初来乍到英语能力不强的中国留学生。

从随后的几个月英华学校校长戴雯丽(Winifred Davies)小姐提供的例行报告来看，刘锡良的在校表现尚可，但学习成绩只能算得上一般。具体地说，其英语的读和写还算过得去，但会话能力就差强人意了。可是到了这一年的下半年，据校长报告，刘锡良缺课高达三十六天之多。其中有十天是因病请假，对此学校有记录，也有医生开出的假条，还算说得过去；可是另外的二十六天旷课，后来据海关的调查得知，是因为刘锡良课余与人约了踢足球玩，把脚给伤了需要静养，无法上学，但又没有向学校报告说明情况之故。显然，他当时伤得还很严重。看来，广东人出国留学较早，也爱踢球，足球玩得也可以，还是有一定传统的。由此也可以推测，此前他在加丝律礼拜堂学校的旷课，大体亦与此类情况有关，而且跟他一起玩踢球的，通常都是从广东珠江三角洲过来读书的留学生以及当地的第二代华人青少年。不过，经内务部告诫他必须遵守规则亦即不能无故旷课之后，他在一九二四年最后的一个多月里就表现得相当正常，没有什么旷课情况发生。

但是到了一九二五年上半年，尽管其在校表现和学习仍然可圈可点，只是刘锡良又故态复萌，再次旷课高达三十多天，原因还是跟以前一样，小部分缺勤是生病请假，其余的缺勤原因不得而知，因为他并没对此给出任何解释。可能是意识到这样的违规很难再蒙混过关，加上已届成年而再无心向学，还没有等到内务部对其旷课行为采取行动，当年六月十三日，即上半学期课程刚刚结束，十八岁的刘锡良就告诉校长戴雯丽小姐要退学，然后，当天他就在雪梨港口乘坐“圣阿炉滨士”(St. Albans)号班轮，挥别澳洲，驶返中国。

从其入境到离境，刘锡良在澳留学时间前后不到二年。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刘景崔填表向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申办儿子刘锡良来澳读书所需之护照及签证等事宜。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魏子京为刘锡良签发的中国学生护照。

档案出处(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档案宗卷号)：Lowe Suke Loong - Student's passport, NAA: A1, 1925/17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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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g. Yook Tong - Student's Passport, NAA: A1, 1938/1272; Chock Ching [Chinese - arrived Melbourne, 1892; exact date of arrival and vessel unknown. Box 4], NAA: SP1732/4, CHING, CHOCK。

[2] Jan Nap, Ah Lock, Ching Hoy, Ah Young, King Choy, Walter Ching Hoy, Jim York, George Lock and Wing Shue [Certificate Exempting from Dictation Test - includes left hand impression and photographs] [box 12], NAA: ST84/1, 1906/311-320。

[3] 详见：Lowe Ching Hing - student passport, NAA: A1, 1929/4984; Goon, George Louey - Students passport, NAA: A1, 1926/5981; Hin, Joe - Student's passport, NAA: A1, 1925/18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