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雄风
有所思，有所感，从历史的时空中来，再回到历史的时空中去。
不可忘却的历史
——战时新不列颠岛中国抗日战俘(一)
1941年至1945年发生的太平洋战争，是日军与盟军之间的钢铁较量，残酷异常；而于西南太平洋的一串岛屿，则是盟军和日军陆海军竞相争夺和殊死较量的绞肉场。可是鲜有人知道，还有那么一批中国抗日将士，作为日军的战俘，于盟军与日军在西南太平洋那片区域的洋面与海岛上铁血较量的过程中，在那串岛屿中曾度过了近三年艰辛屈辱的岁月。他们就是被日军从万里之遥的的中国强行运送到新不列颠岛(New Britain Island)的战俘劳工，即一群在中原和华东各地战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不幸被俘的中国官兵。
那么，他们是怎样被送到远离国土，位于西南太平洋上的新不列颠岛的？他们在那儿的命运又如何呢？
因各种原因，中国大陆方面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公布，无人知道上述史实。尽管学术界曾对抗日战争时期的赴日劳工包括战俘劳工有过一些探讨，也为此发表和出版了一些论著，但实际上无人涉及战时南洋曾有过中国战俘劳工这一问题。
新不列颠岛是西南太平洋上现在的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的一部分，一个方圆37800平方公里，当时只有大约20万居民的岛屿。战前，新不列颠岛属于国际联盟委托澳大利亚管理的澳属新几内亚(The Territory of New Guinea)委任统治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岛就被日军迅速攻占。由于战略地理位置重要，仅在该岛的主要城市亚包，那儿曾一度成为日军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基地和陆军指挥中心，集结有日本陆海军达10万人的兵力。要将一个人口不多、热带丛林覆盖以及地形复杂的岛屿变成一个强大的军事要塞，要大规模地修建军事工事、机场、码头、仓库等等，就需要大量的劳工。 这些劳工从何而来？实际上，日本早就制定有计划，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本土劳力大批输往前线时，所缺生产劳力以输入华北强制劳工来补充。[1] 而在西南太平洋战线，所缺的劳工，就从他们在东南亚的占领地和中国掳掠的劳工，包括战俘劳工来补充。本文所提到的这批被俘中国官兵，就是这样作为战俘劳工，被日军从万里之遥的中国战场，强行押解到新不列颠岛来服苦役。 
新不列颠岛的位置。
通过搜寻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保存的相关档案文献以及对当年的中国战俘幸存者及知情者的口述访谈，我们得知，太平洋战争期间，在西南太平洋新不列颠岛浓荫蔽日的热带丛林中，曾经有过1500多名被日军俘获的中国抗日将士，与来自其他国家的盟军战俘一起，被日军强制服苦役，为日军在该地的防御修筑大量的工事和军事设施。这些中国战俘劳工，都是被侵华的日本军队在1942年底从南京的中国战俘集中营(即南京老虎桥战俘集中营)，以及从同年浙赣会战中俘获而被关押在沪、杭等地的国军抗日官兵中，集体提选出来的。他们被从南京和杭州运往上海集中，由那里上船，飘洋过海，经过地狱般的航行，最后被送到万里之遥由日军占领的新不列颠岛首府亚包(Rabaul)。[2]从1943年1月抵达这个孤岛，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之后被盟军解救，这1500多位中国战俘经过两年多日军残酷的虐待和热带丛林疾病的折磨煎熬，有700多人惨死在这万里之遥的茫茫热带丛林之中。直到1947年，那些幸存的700多名中国抗日官兵，才得以最终回到祖国。
本文即主要根据澳大利亚的档案文件，并参照寻访到的中国战俘幸存者[3]和知情者[4]的口述记录及台北国史馆所公布的相关档案文件资料，包括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军事审判记录和报道，对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战俘是如何来到新不列颠岛、他们在这个热带岛屿的艰难历程、以及最终被解救和遣返回国的基本情况，作一简要的阐述。
一、中国战俘劳工来源
根据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所保存的中国官兵在1946年亚包战争罪犯审判庭上提供的证词，太平洋战争期间被日军从中国押送到新不列颠岛的中国战俘人数，合共为1504名。[5]而台北国史馆公开的国民政府的档案，也确认了上述证词的准确性。在一份民国35年9月11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电国防部长及外交部长请设法救济留澳官兵并尽速接运回国》的电文，引用同年1月12日由从南京战俘集中营押往新不列颠岛做苦工的李维恂少校寄回的报告，则进一步说明中国战俘分别来自南京和浙江两地。也确认了他们被从南京“押赴澳洲新不列颠岛，计国军及忠义救国军被俘者共1000人”这一人数。同时，上述电文更进一步表明，在这批南京战俘抵达亚包不久，“不日又由沪运到浙赣路作战，被俘官兵504名”。[6]
根据前述张荣煦先生的回忆及上引档案中已经提到的信息，来自南京的被俘中国官兵，有四行孤军、忠义救国军和其他国军(主要是在中条山战役中被俘的卫立煌部队的官兵)，此外还有新四军和各类抗日游击队伍的官兵；而从浙江来的中国官兵，皆为浙赣会战中衢州战役的被俘者。
1、来自南京老虎桥集中营
1）、四行孤军
来自南京战俘营的中国抗日军人中，最著名的是数十名自1937年淞沪抗战后就饱受羁押和折磨之苦的“孤军营”官兵。
1937年10月底，淞沪抗战后期由425人组成以坚守四行仓库而著称的原国军第88师的“八百壮士”，在英勇抗击日军四天之后，所余376名官兵奉命撤入租界，随后一直被英方羁押在租界的万国商馆“孤军营”中。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原先被英方羁押在租界的“四行孤军”官兵，就被转交给了日本人。他们随即被押往上海郊区，作为战俘囚犯关押在新龙华游民习艺所做苦工。不久之后，他们又被转去南京老虎桥战俘集中营，最终他们中的部分官兵被日军送往新不列颠岛做苦工。
四行孤军营官兵被押送往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岛的具体人数，最早显然是来自亲历者的说法。田际钿(字有收)是原湖北保安五团一营一连二排士兵，淞沪抗战期间被补充进入第88师524团，参与四行仓库抗战，最终进入“孤军营”的士兵，也是战后从太平洋上的新不列颠岛遣返回国的战俘劳工幸存者，并且也是这些四行孤军幸存者回到中国后唯一留有口述记录者。据他的回忆，孤军营官兵被送往新不列颠岛做战俘劳工的总数是36人。[7]
朱云少尉是那批被日军押送到亚包做苦工的四行孤军幸存者之带队军官，他于1946年5月18日写给其战时长官上官志标团附的一封函件，提供了具体的孤军官兵数字。他在上述信函中，向原长官汇报说，“我部57名有已死亡21名……此间获得生命者36员名”[8]。
由此可得知，四行孤军被日军押送到新不列颠岛的官兵人数总共为57名，战后的幸存者是36名。而这正好是田际钿回忆中被送往亚包的孤军营官兵人数。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亲历者本人显然是因年代久远以及因年长而记忆模糊，将战后从亚包回国的孤军营幸存者36人，当成被押送前往新不列颠岛的孤军营官兵人数了。
四行孤军营官兵人数虽然不是很多，但因历史的缘故，在当时被日军押送到亚包做苦工以及其后被解救后等待遣返的中国官兵中，却无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因此，在战后编队时，四行孤军的36名幸存官兵，被编为独立区队，挂名在留澳属中国官兵暂编第一大队里，自行管理。
2）、忠义救国军
被押送往亚包的中国官兵中，被俘的忠义救国军将士占有很大的比重。例如，战后在亚包由被解救出来的中国官兵组成的等待遣返的“留澳属新不列颠岛暂编第一大队”(亦即由南京老虎桥战俘集中营在新不列颠岛幸存者所组成)的大队部及军官班的31名军官中，直接属于忠义救国军的军官，就有11名。[9]如果将那些附属于忠义救国军系统的其它游击部队的军官一并计上，其比例当占了所有暂编第一大队军官人数的一半以上。在等待遣返的士兵中，原属部队为忠义救国军系统者，亦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有111名。[10]
虽然目前在澳大利亚和中国的档案资料里，尚未能查找到被日军押送到亚包做苦工的全部被俘中国官兵名单，但仅仅根据战后幸存者的这一原属部队构成情况来看，可以推想，死歿于亚包苦役中的忠义救国军被俘官兵人数，应该也占有相当的比例。
3）、中条山战役被俘之中央军
从战后被澳大利亚军队从亚包解救出来的中国战俘人数来看，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中央军第14军(军长陈铁，下辖第85师陈鸿运、第83师陈武、第94师刘明复三个师)和第27军(军长范汉杰，下辖第45师李用章、第46师黄祖勋、预备第6师陈素农三个师)等数支部队的官兵。从部队番号及驻防地来看，这些官兵极有可能是1941年春在晋南中条山战役中因血战日寇而被俘的抗日将士。而这些在中条山战役中被俘的中央军官兵，大部分被日军分批解往满洲做苦工，部分则被转运到南京老虎桥战俘集中营，也被分发往周围做苦工。
4）、新四军
从档案资料留存的战后在亚包待遣返的中国军人的名册中，可以找到几位原属部队为新四军的官兵姓名，计有：少尉周纪隆、中士刘树生、上等兵余波金、上等兵汪友璋、一等兵周炳生、一等兵苏长发、二等兵陈根宝、二等兵赵金洪，一共8人。[11]
5）、其他游杂部队
从南京被日军押送到亚包的中国战俘，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来自各级地方政府组织的抗日游击队和自卫队等性质的民众武装。从亚包中国战俘幸存者的名单来看，许多人是属于苏、浙、皖三省的各种不同性质的抗日游击队或自卫团。如属于江苏省的有：江苏省保安四支队、江苏保安第九旅、吴县自卫团、吴江县常备大队、松江自卫队、江苏金山县保安大队；属于浙江省的有，第三战区游击一支队、嘉善县战地服务团、嘉善县国民兵团、浙江平湖国民兵团、杭县国民兵团；属于安徽省的则有，皖南先遣纵队、皖南敌后先遣纵队、第五战区十一游击纵队，等等。此外，还有一些属于其它战区的，如第一战区游击队、第六战区挺进纵队、抗日第三纵队等等，甚至还有上海、武汉的武装警察。真是番号各异，五花八门。
2、来自浙赣会战被俘国军
如前所述，被日军押送到新不列颠岛的中国战俘劳工，其另一大来源地是浙江。与南京来的中国战俘构成明显不同的是，这504名中国官兵都是在1942年5-7月份于浙赣会战特别是衢州战役中被俘的中国正规军，而且还是中央军主力部队。
浙赣会战发生于1942年5月5日至7月28日，日军集结9个师团的兵力，沿浙赣线东西对向夹攻，以摧毁浙赣两省中国军队的机场为目标，围歼第三战区主力部队。此次战役中国自身遭到巨大的人员、物资损失；军队伤亡惨重，有的军、师遭到歼灭性打击，丧失战斗力(日军记载第三战区阵亡40188人,被俘10847人)。[12]
被日军押送到新不列颠岛做苦工的，就是这次浙赣会战中被俘的中国官兵中一个极小的部分。因为战后在亚包所组成的中国留澳属新不列颠岛暂编第二大队官兵，皆来自据守衢州与日军血战三天之久的第86军及其附属部队，可以说，这部分到亚包的中国战俘，其被俘的时间大致相同，原属指挥系统也相同，是其最大的特点，也是在这批中国官兵在亚包获救后，统一归编到中国官兵留澳暂编第二大队中之主要原因。
而其他在浙赣会战中被俘的国军官兵，如新编第30师，以及第62师、第192师和第145师等湘军和川军序列的将士，他们虽非中央军嫡系，但却是在1942年6月期间坚守浙江金华和兰溪给日军以极大杀伤的正规部队。他们中这些在浙赣会战中被俘的官兵，甚至包括部分在衢州战役前被俘的隶属第86军的第67师官兵，有部分就被转到南京老虎桥战俘集中营。据2005年的一则报道，在抗战胜利60周年时，一位当年南京老虎桥战俘集中营的幸存者郑贵秋，来到该集中营遗址凭吊，回忆1942年被押送到这里关押和做苦工的经历。这位抗战老兵在浙赣会战时是隶属第67师的一名抗日军人，因在会战中被俘后而被押转到此。[13]显而易见，老兵郑贵秋的经历，证实了在南京集中营里也关押了许多浙赣会战时被俘的中国官兵。在这样的情况下，上述部队中的一些被俘官兵，就与南京战俘集中营的其他正规国军及各类游击队官兵，一起被日军选调出来，转道上海押送到了新不列颠岛做苦工。因此，尽管这些官兵也是在浙赣会战中被俘，即使其中也有第86军的官兵，但由于被俘后是关押在南京，因而在亚包解放后中国官兵编队时，就没有回归到他们的老部队中，而是跟那些来自南京的中国战俘一起编入上述暂编第一大队。
从上述亚包中国战俘的构成，可以看到，他们的来源是很清楚的：即除了部分是1941年中条山战役中被俘的国军官兵之外，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第三战区中于苏、浙、皖等省对日作战被俘的正规军和各类游击部队和自卫队；并且在1945年9月获救后，其编队亦以来源地划分。
粟明鲜
2010年5月9日
写于澳大利亚布里斯本
[1] [日]兴亚院华北连络部：《华北劳动问题概说》，1940年12月，吉林满铁资料馆藏，第369-402页。转引自居之芬：“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强掳虐待华北强制劳工罪行”，载《民国档案》2003年第2期，第92页。
[2] Rabaul，也译作“拉包尔” 或“腊包尔”，但以前的当地华人习惯上称其为“亚包”。故在以下行文时，除了引文之外，涉及该地时，皆沿用当地华人所惯称之“亚包”这一名称。
[3] 至2009年，这些中国战俘幸存者为1)：李维恂先生，江苏无锡人，原第三战区淞沪挺进纵队混城队少校队附；1945年亚包解放后，曾担任留澳属中国官兵暂编第一大队大队长。笔者在台湾高雄对其口述访谈的时间为2009年8月7日至8日(李时年91岁)。2)：卢新芳先生，浙江宁波人，原中央军第86军第67师士兵。笔者于2009年8月7日在台湾高雄对其口述访谈(卢时年88岁)。3)：李焕文先生，江苏武进人，原江苏保安第四支队上等兵。笔者于2009年8月7日子台湾时曾拟在台北对其访谈(时年86岁)，但他以不愿再回忆那段痛苦历史，拒绝了笔者之要求。
[4] 知情者为：1)：张荣煦先生，广东开平人，原新不列颠岛华侨，1945年至1946年间曾在亚包中国官兵营地担任过义务翻译。笔者在2007-2009年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本对其进行多次访谈(首次访谈时，张时年78岁)。2)：麦添强先生，广东开平人，原新不列颠岛华侨，1945年9月当亚包中国战俘被澳军解救后曾担任中国官兵营地的翻译。笔者于2008年8月5日在布里斯本对其进行口述访谈(麦时年84岁)。
[5] 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档案：[War Crimes and Trials - Affidavits and Sworn Statements:] Treatment of Chinese Prisoners of War - statements by Lt Col Woo Yien of Chinese Army - Major Chen Kwok Leong and Chinese Civilians, 1946, AWM 54, 1010/4/153； [War Crimes and Trials - Transcripts of Evidence:] Transcripts of evidence - Court No 114 - Accused Ayizawa Harumoto, shooting of Chinese at Rabaul, AWM 54, 1010/3/15。
[6] 《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电国防部长及外交部长请设法救济留澳改变并尽速接运回国》(民国35年9月11日) ，谢培屏编：《战后遣送旅外华侨回国史料汇编》(2)，台北：国史馆印行，2007年，第47-52页(下同)。
[7] 余玮、吴志菲： “‘八百壮士’”幸存者回忆：从战士到战俘从未屈服，《北京青年报》2001年8月21日，链接：http://cyc6.cycnet.com:8090/xuezhu/report/content.jsp?n_id=3513，查阅日期，2007年10月3日。另，在国民政府外交部的档案资料中所保存的《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电请外交部向英方交涉代运留澳88师四行孤军返国事》(民国35年8月14日)电文中，附有一张战后亚包幸存的36名孤军营官兵名单，内有“田有收”之名。
[8] 《第一绥靖区司令部政治部呈请外交部设法将留澳四行孤军接运回国》(民国35年8月9日)。谢培屏，前揭书，附录部分。
[9] 谢培屏，前揭书，第 76页。
[10] 同上，第 91-95页。
[11] 同上，《留澳属新不列颠岛暂编第一大队现有官兵名册》。
[12] 关于浙赣会战详情，参见楼子芳、袁成毅：“浙赣战役：中国为盟军承受的一次巨大报复”，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13] 龙虎网(2005-8-13 8:56:14)报道：“幸存者控诉日军暴行：浦口战俘营地狱般的日子”。链接：http://longhoo.net/gb/longhoo/news2004/special/gjgn/node14569/node14573/userobject1ai395976.html。查阅日期，2010年3月11日。
无论是战场上的胜败还是战死被俘，我们对所有的抗日将士都要给予崇高的敬礼，要铭记他们的为国牺牲和献身精神。
主要是国人对此不知情，没有这方面的记录，只有澳大利亚档案比较完整地把他们这批人的经历记录下来。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国抗日军人与太平洋战争有着直接的联系。
第二和第三部分就是讲述这些中国抗日战俘的地狱船煎熬及热带丛林中所遭受残酷对待甚至日军的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