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杀生病战俘——《南太平洋祭》(23)

第三章 残酷的战俘劳工岁月(续9)

四 日军对待中国战俘劳工的暴行

1、屠杀生病战俘

 如果说，前述的幸存者回忆主要集中在中国战俘劳工们在日军淫威下所遭受的种种苦难以及非人待遇，那么，更令人发指的是，日本人公然践踏日内瓦战俘公约，在集中营里对中国战俘肆意屠杀。

 1946年1月，李维恂少校在给郭履洲将军的信函中曾报告，中国战俘甫抵亚包，就被日军“登岸因病枪毙者2名”。[1]这说明中国战俘甫一登岸，就开始面临着日本侵略军的残暴与屠杀。朱云少尉1946年5月18日给上官志标的信中也谈到：中国战俘“稍有染病，或因水土不服，即遭敌人戮杀”。[2]对于那些患病或者是他们认为不听话犯了日军所订纪律的战俘，据卢新芳访谈时所说，残忍的日军不仅仅将中国战俘拉出去枪毙，而且还用刺刀刺杀或军刀劈杀，甚至将他们活埋。[3]对此，施方舟也心有余悸地回忆说：

 “活埋的有24个！”施摇头感叹道，为了节省供养，日本人逼迫劳工自己挖坑，将一些生病的劳工活埋。另外，一些难以忍受的劳工跳海自杀了。[4]

 毫无疑问，战俘劳工是日军固守亚包要塞的重要辅助资源，承担了除战斗以外的许多战地后勤事务与劳务。可是，在1943年开始，美军在俾斯麦群岛实施跳岛战，将亚包这个日军重兵集结的南太平洋海陆军要塞冷冻包围之后，日军的供应补给线以及与本土的联系，就逐渐被切断，因此，麋集该地10万日军的生存也就成为他们不得不面临的严峻问题。正如上述中国战俘幸存者所提到的，1944年之后，日本人就基本上断绝了对他们本来就微薄的粮食供应，他们只好靠热带野果和其它植物生存。[5]之所以这样，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本人自己也没有粮食吃了。[6]战后澳大利亚战争罪犯审判庭在审判日军罪行时，就曾提到过日军在没有粮食的情况下麻翻生病印度战俘烹而食之的反人性战争罪行事实，由此而判决当事的带队日军下级军官死刑和士兵10年徒刑。[7]此外，在战争的后期，日军因缺乏粮食吃，将战俘杀死或将阵亡的盟军尸体切割分而食之的事，也屡屡发生。[8]甚至在新几内亚的日军第18军的部队，因为没有粮食和弹药补给，如果日本再晚投降一二个月，就有可能全部饿死于新几内亚的茫茫丛林中。显然，仅仅为了节省粮食给他们自己，凡是成为日军累赘的战俘，如生病无法为其工作者，就成为日军屠戮的对象。[9]

 1946年5月18日，吴棪中校代表被释中国战俘在亚包战争罪犯审判庭上作证时，特别强调，1943年初抵达亚包之后，他所率领的829名中国战俘被编组到日军第八方面军所属的第26兵站服苦役，该兵站的司令官广田明少将就下令，凡战俘生病三日以上而无法继续工作者，一律拉出去枪毙。这条残酷的命令由其下属严格执行，一直延续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因此，在二年半多的时间里，他率领的这队829人的中国战俘劳工，有80人因生病被日军残忍地枪杀和砍头。尽管这些人当时生的病并不是很严重，有些人所患者只是热带常见的丛林病，如疟疾或因营养不良而导致的脚气病、或因没有鞋穿引起的脚伤溃烂等等，仅仅因为他们无法工作，日军就惨无人道地将他们残杀。如果能稍稍给予他们适当的治疗，他们是完全可以活下来的。

 在吴棪的这个战俘劳工队里，还有另外236名中国战俘死于非命，最主要是由于粮食短缺，因饥饿贫病交加导致的死亡。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中国战俘都患有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病症，这主要是因缺少食物而又工作过劳、体力严重透支所引起。同时，日军总是逼迫这些已经疲惫不堪体力不支的中国战俘在盟军的空袭轰炸之下工作，结果，也造成了他们极大的伤亡。这些死亡的中国战俘，实际上也是广田明上述命令的受害者。仅仅在广田部队的监管下，他这个队就有316名官兵直接或间接地被日军迫害致死。[10]

 日本兵的确毫无人性，枪杀、砍头、活埋是他们屠戮战俘劳工和平民常用的手段。日本人喜欢将俘虏砍头，如在1937年底日军攻占南京之后的屠戮竞赛，以及太平洋战争初期攻占菲律宾之后对美军战俘的肆意砍杀，都有许多照片成为日军这种暴行的证据。在亚包，日本人也经常把这种手段施于中国战俘身上。为此，基于上述日军高层将领发布处置生病中国战俘的命令，日军在亚包地区肆意对战俘进行斩首，甚至在许多中国战俘驻扎的营地里，就建有斩首池。

 2009年4月，当笔者和梁春元先生率领的中国传媒小组为寻找死难中国战俘墓地而访问亚包时，还在卡拉维雅(Karavia)中国官兵营地见到这种斩首池遗迹。当地土著曾向我们示范了日军的斩首过程：日军为了斩首方便，将战俘的头颈架在池子的边缘，然后用刀砍下去，头颅便会应声掉入池子之中，随后再顺势将尸体一并推下池去。60多年之后再看到这样的遗址，都可以想象得到当时的日军是多么的残暴。


日军在亚包Karavia中国战俘营地遗留下来的斩首池。2009年4月16日拍摄。

 1943年，在科科坡(Kokopo，现在的东不列颠省的首府，位于亚包辛普森港的出口处)，日军一次就将11名生病的中国战俘和一名中国平民劳工拉出去斩首。[11]

 日本人并不仅仅限于用斩首和用刺刀将中国战俘劳工砍死和捅死，也以同样残忍的手段对待其他盟国战俘，甚至规模更大。

 前面曾经提到，1942年末，600多名英军战俘被日军从新加坡强运到亚包后，随即将其中的517名转运到巴拉尔岛为日军修筑机场。随着1943年2月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惨败，以及4月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将在附近的布干维尔岛(Bougainville)上空被美军飞机击落毙命，1943年6月，驻守在巴拉尔岛上的日军，因恐惧美军即将登陆攻占这个小岛，以此作为其发起登陆布干维尔岛战役的前进基地，就将幸存下来的100名左右的英军战俘全部双手反绑起来，然后用刺刀和军刀将他们全部捅死或砍死，无一幸免。[12]这场屠杀，成为日军在南太平洋上残酷虐待盟军战俘的最大惨案之一。

 日军残酷对待中国战俘劳工的另一项罪行是将他们活埋掉。前引李维恂少校的访谈回忆中，鬼子兵就先后将几十名中国战俘，每批20-30人，分几批活埋掉，而且还是由战俘们自己先将坑挖好，然后将他们推入活埋。还有一次，广田明少将下属部队的日本兵将12名因生病不能工作的中国战俘带到一壕沟边上，让他们站成一排后就开枪射杀，让他们直接倒进沟里，然后再掩土埋置。在这些战俘倒下后，日本兵就命令其他的中国战俘铲土撒到他们身上掩埋。当时还有一位被枪杀的中国战俘尚未断气，就在沟里竭尽全力大叫，我还活着！但杀人成性的日本兵根本不管这个，生生地将他活埋了。[13]

 在亚包，像上面提到的日军随意枪杀和斩首生病中国战俘的事不断发生，中国战俘的死亡数量不断增加。战后，那些因反人性的战争罪行被起诉的日本官兵在接受审判时说，他们之所以杀害中国战俘，是因为奉令行事；而第26兵站指挥官广田明少将，甚至第八方面军司令官今村均大将，竟然抵赖道，他们的本意是要“更好地对待”那些生病了不能做工的中国战俘，而不是将他们枪杀，而造成这样的结果，是下级军官和士兵曲解了他们的命令之故。日本高级军官在审判庭上的自我辩护，实际上是赤裸裸的无耻狡辩，是在为他们的反人性战争罪行开脱。最终，在亚包的战后战争罪行审判庭上，面对着其下属军官田中中尉和军曹相泽治索的当面对质，证明是由广田明亲自下令枪杀生病战俘一事，这个杀人成性的日酋才不得不低头认罪。[14]

 无论是哪一种理由，日本兵实际上就这样按照日军高层将领的命令，于1943年至1945年期间，将中国战俘，主要是那些生病不能做工者，成批地或单个地予以枪杀。下面就是一些根据战争罪行审判庭的证词，可以检索到的日军肆意杀害生病中国战俘的记录。

 1943年1月29日，也就是中国战俘刚刚抵达新不列颠岛几天，就有10名中国战俘在亚包被杀害。[15]

 1944年3月3日，日本军曹山田兵太郎带领他的士兵，在当地的其他7名日本平民的协助下，将24名中国战俘押到亚包一个壕沟边，从后面将他们推下去，然后将他们乱枪射杀；一个星期之后(3月11日)，还是这些日本人，又将另外6名中国战俘枪杀。[16]

 1943年4月，日本军曹田岛带领他的士兵，在亚包将4名中国战俘枪杀；在另一个地方将6名中国战俘处死。此外，这些日本兵还在亚包另外的地方，将46名中国战俘集体枪杀。[17]

 在亚包背面的塔笠沥(Talili)湾，1943年4月29日，4名中国战俘也因生病不能做工而死在了日本人的枪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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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电国防部长及外交部长请设法救济留澳官兵并尽快接运回国》(民国35年9月11日)。

[2]《第一绥靖区司令部政治部呈请外交部设法将留澳四行孤军接运回国》(民国35年8月9日)。

[3]卢新芳先生访谈，2009年8月7日，台湾高雄凤山。

[4] 文峰、罗成康，前揭文。

[5]张学群、余菁，前揭文。

[6]日本投降后，亚包日军当局在向盟军提出的投降条件中，就特别提到，因为他们缺乏粮食，希望战后将他们集中羁押时，要保证粮食的供应，并允许他们自办农场以生产粮食。见：[CapturedJapanese Documents:] Essential points for the local negotiation preparation betweenus and them, Special order no. 2 [File in Japanese] AJRP Sub-Series name:Post-surrender Rabaul material received from HQ 8 Military District. This itemoutlines the procedure for ceasefire. It stat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maintain self-sufficiency in the area. It is necessary to transport food to theJapanese forces in New Guineaand Bougainville, due to their criticalcondi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prepare detailed material regarding the POWs andthird country citizens. AWM82, 2/48。

[7]Death for Jap who practised cannibalism, TheCanberra Times, 17 April 1946, p. 1。

[8]Jap general on trial at Rabaul: cannibalism alleged among troops, The CanberraTimes, 12 April 1947, p. 1。

[9]Atrocities report reveals many savage Jap crimes: murder, torture, and cannibalism,The Argus, 11 September 1945, p. 5。

[10]“吴棪中校1946年5月18日证词”。

[11]“吴棪中校1946年5月18日证词”。另见：[War Crimes - MilitaryTribunal - HIROTA Akira (Major-General) AWC 2120: Unit - 8th Army Group,Japanese Forces: Place and date of Tribunal - Rabaul, 19-21, 24-29 and 31March, 3 April 1947], A471 81653 Part A。

[12]详见：Ken Wright, I have finally decided to kill myself… 。.

[13]Jap commander faces atrocity trial against Chinees at Rabaul, The Canberra Times, 21 June 1947, p. 2。

[14]详见Hirota declares lies told bysubordinates, The Canberra Times, 26March 1947, p. 1; Prosecution ends of Jap commander, The Canberra Times, 25 March 1947, p. 1; General Takes Blame ForJapanese Accused,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29 March 1947, p. 4。

[15][War Crimes and Trials - Transcripts of Evidence:] Transcripts of evidence -Court No 114 - Accused Ayizawa Harumoto, shooting of Chinese at Rabaul, AWM 54,1010/3/15。

[16]Death penalties for execution of war prisoners, The Canberra Times, 21 April 1946, p. 1.

[17]War trail today, The Sydney MorningHerald, 19 March 1947, p. 5。

[18][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HIROTA Akira (Major-General) AWC 2120: Unit -8th Army Group, Japanese Forces : Place and date of Tribunal - Rabaul, 19-21,24-29 and 31 March, 3 April 1947], A471 81653 Part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