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残的台湾日本兵——《南太平洋祭》(22)

第三章 残酷的战俘劳工岁月(续8)

三 在新不列颠岛的苦工生涯(续5)

5、凶残的台湾日本兵

 除此之外，战俘劳工们还要面临另一个凶恶的敌人——台湾日本兵，即战时日本在台湾征召的军夫。

 在亚包的这些台湾日本兵是一群生于日据时代、说闽南语、读日本书、精通日语的台湾本地人，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却自视为大日本的“皇民”。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虽然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是被迫从军，但更多的人则是以日本的臣民身份，满怀激情地参与日本的“大东亚圣战”。出于这样的“理想”和“爱国情怀”，他们放下原先不错的工作，自愿加入日军，成为台湾日本兵。到日军在西南太平洋战事紧张之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以“台湾特设勤劳团“的名义，前来日军在南太平洋的前线新几内亚。他们许多人在日军野战医院、救护所、甚至在日军的战斗部队服务，尽忠日本。[1]实际上，早在1939年底，与日军主力部队一起侵入广西的波田支队，就是一支以台湾日本兵为主而组成的日本侵略军帮凶；而著名的台湾高砂义勇队，就是这样一群在太平洋上与盟军作战剽悍凶猛的台湾日本兵。

  在亚包，许多台湾日本兵后来又代替了日本鬼子，负责管理盟军战俘。如此，中国战俘营地里，自然也少不了他们的身影。虽然台湾与大陆同文同种，但此时的台湾日本兵，许多人早已被日本人奴化，满脑子都是忠于天皇的思想，认同的是日本，只想着如何帮助日本打赢战争，故而自觉自愿地成为日本人的帮凶。而且，为了显示他们对日本人的忠诚，他们中有的人对待战俘，尤其是对待同文同种的中国战俘，甚至比日本鬼子还更为凶残。[2]也正因为如此，一位取了日本名叫做志村勇三的台湾日本兵，就因其在战时管理战俘营期间协助日本兵残杀中国战俘，而于战后被亚包战争罪行审判庭判处死刑。[3]战后，这些台湾日本兵被判处战争罪行的数量之多，就很能说明问题。据统计，经亚包战争罪行军事审判庭的审判，有26名台湾日本兵因于战俘营虐待战俘被判决死刑；而台湾日本兵被审判有罪，判处数年不等监禁劳役者，数量亦不少，达175人之多。[4]

 李维恂先生就为此举了一个例子。有五位台湾日本兵，当时是负责吴棪所率领的那个战俘劳工队的监视员。一次他们聚在一起吃东西，此时正好一位姓张的中国战俘劳工从他们旁边经过，在这个过程中，他无意中擤了一下鼻涕。那几个台湾日本兵看见了，就认为他是没有教养，是在有意侮辱他们，于是，他们五个人不问青红皂白，二话不说就将这位姓张的中国士兵一顿痛打，而且下手极狠，打得张姓士兵满地打滚，连连惨叫，以致连当时担任卫兵的日本兵都看不过眼，觉得这些台湾日本兵太过分。[5]

 但至今还有一些人并没有认识到或者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台湾日本兵的这种凶残。在一些作者甚至学者涉及到这段历史的书籍及文章里，谈到这些台湾日本兵，更多注重的，是他们因战争所遭受到的苦难，而不是导致他们参战以及至今仍然念念不忘的对日本的“大东亚圣战”所作出贡献的思想基础。笔者个人认为，揭露因侵略战争而导致的苦难，这固然应该也很有必要，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即使是侵略战争的参与者，也同时是战争的受害者。但如果这些当事人，在战争结束60多年后，还不能反省日本发动那场侵略战争的根源，而是仍然念念不忘他们当年加入日本军队参战时的“忠君思想”和“爱国情怀”，那么，此时此刻去渲染他们返回台湾后种种遭遇的悲情，显然是有失偏颇的，甚至也有可能是别有用心的。

 同样是那场日本侵略战争的亲历者、但却是这些侵略者及其帮凶的受害者的回忆，却与上述一些人的认识不一样。至少这样说，他们对那场战争的根源和性质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在接受笔者的访谈时，李维恂少校提起这些台湾日本兵，仍然隐掩不住内心的愤怒。

 下面是李维恂先生在接受笔者访谈时，对在亚包中国战俘的遭遇较为全面的叙述，其中就包括了对这些台湾日本兵的认识：

 问：李先生，就当时中国战俘在亚包做苦工期间所遭遇的种种虐待和非人生活，我已经读过一些中国官兵当年在战争罪犯法庭上的证词，以及几位亚包中国战俘幸存者的口述回忆，您能否谈谈您在这一时期的经历？

 答：我们到了亚包之后，曾经有二周的休息时间，是因为要分配我们的工作，但没有给养。我们分成不同的队，人数多寡不同，我所在的队是400人左右，另外还有一队是500多人的，就是以朱云少尉为首的孤军营所在的那个队，他们的工作很辛苦，条件差，到抗战胜利时，只剩下160多人了。

 我这个队是分在亚包(港口)的三号码头，主要工作是装卸和仓库整理。比如说，由新加波等地运来的军用物资，主要由我们负责整理。其实我们还不是最苦的，最苦的是工兵单位。我们有一队人被编入工兵部队，在日本兵的带领和监视下，抢修机场，开路和进入森林做工。曾经有一次，他们进入森林，好几天不见天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受了点伤，见了血，就很难活。因为伤口一破，就生蛆，就会死。另外，疟疾的死亡率也很高。日本兵都煮木瓜叶汤喝，要强迫喝，预防疟疾嘛。他们也常受疟疾困扰，他们也一样怕死。

 我们做装卸，碰到美军空袭，那就惨了。实际上，我们抵达亚包的当天，就遇到了空袭。此后，每天晚上都有一架轰炸机来空袭。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1943年10月24日上午10点左右，我们当时正在火山旁做装卸，突然看到一片黑点，有100多架飞机来空袭。从那时开始，每天白天也空袭。而我们，就得在空袭下进行装卸。这样一来，弟兄们就苦了，每天要做工，还要挖防空洞。

 问：你们有日本兵看管吗？

 答：有，但不多。我是军官，也是管工，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管理，因为周围都是海，想逃也逃不了；森林里条件恶劣，逃进去也很难活。日本人对我们当然很不好，我们因病被日军枪毙和活埋的有三批，每批20-30人。我这个队的陈宇簧上校和张英夫中校都病死了。陈并不管事，而张是我们的大队长。后来我负责中国队。在南京集中营时，副排长以上的军官不用去做工，但在亚包时，要和其他人一起做工。在我们刚到亚包不久，即盟军空袭的间隙时间，日本兵曾组织我们几个带队的军官去亚包街上看了一下，去看了那里的慰安所。

 刚刚开始是日本兵管理我们，我们之间的沟通，最初是通过文字进行。后来，台湾人来了，由他们来与我们沟通，并最终由他们来管我们。

 台湾人刚刚来的时候，也是与我们一样编组。刚开始时，这些台湾人还好。我有一个弟兄是福建人，曾向我报告过，说这些台湾人很好。可是后来就觉得他们可怕了。他们穿的衣服上佩戴了“监视员”铭牌，对待我们也开始嚣张了。其实他们在日本人眼里，也比我们好不到哪里去。有一个管我们的日本兵，以前在中国的汉口也管过战俘，他曾对我说：他们只是比你们好一点点。再过来一段时间，嘿，这些台湾人都改了日本人名字了，对我们的态度更恶劣，相比之下，日本兵的态度反而还好一些。他们对我们进行所谓监视，其实还有日本的卫兵，但日本兵相对宽松些，不像这些台湾人，对我们很不好。到日本人快投降时，这些台湾人(军夫)也有等级了。他们当中待遇好的，主要是医生之类的人，相当于尉官级别。这些台湾兵真的很坏，实际上2.28事件就是这批台湾兵有组织的行动。

 问：您当时知道日军曾经有过将你们坑杀的计划吗？

 答：当时好像听到过有这个传闻，但日本人是否真正有坑俘的计划，就不得而知了。在战争快要结束之前，实际上，许多其他队的战俘以及日本人都没有米了，主要是海军没有米了，他们用油去与陆军换米吃，甚至用枪用炮去换，而我们这一队还有米。原因是我们在做装卸和仓库工作，攒下来的。最后管我们的日军还要找我要米呢。[6]

6、维护中国军人尊严

 当然，在繁重危险的苦役及日军的残酷虐待过程中，中国战俘亦尽可能地维护自己的尊严，保持着中国军人的气节。这一点，与1957年英国拍摄的电影《桂河桥》中，表现英军战俘极力维护自己的尊严一样。除了像上述吴棪中校和李维恂少校等所谈到的，中国的军官们尽其可能与日军管理高层交涉，以改变战俘局部的状况；而其他的中国战俘官兵，尤其是来自四行孤军的官兵，仍然像在上海租界时期那样，敢于与日本人抗争，以维护和保持中国军人的尊严和气节。

 前述的田际钿访谈，就谈到了他在亚包与鬼子兵的较量，回击鬼子兵对中国战俘的挑衅和侮辱：

 日军经常欺侮中国士兵。一次，有个块头较大的日军上士，看到我身体较瘦弱，便上前叫板：“咱们摔跤，你赢了，这条烟给你米西米西；我赢了，打你两个耳光。大大的，好不好？”本不想理他，但看到对方气焰嚣张，着实想教训一番，我就点头同意。日本佬猛扑上前，一把抓住我的肩膀，我就趁势弯腰将手伸向对方裆部，用力一扳，将鬼子兵重重摔倒地上。旁边的中国难友都向我投以钦佩的目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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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阅：刘香君：《那一年，我们为了日本而战！》，载《TaiwanPanorama台湾光华》，2001年7月，第104页。

[2]编辑部：《歌声渐稀——台籍日本兵的拉包尔之歌》，载《TaiwanPanorama台湾光华》，2005年8月，第80页。

[3]Prosecution ended of Jap commander, TheCanberra Times, 25 March 1947, p. 1。

[4]War crimes - Formosan war criminals, A1838, 1550/21。另参阅笔者博客文章：《在新不列颠岛的台湾日本兵》。

[5]李维恂先生访谈，2009年8月7-8日，台湾高雄。李维恂特别强调，这些台湾日本兵较之小日本更凶狠，更令人憎恶。

[6]同上。

[7]余玮、吴志菲，前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