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上将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 胡志伟

《张发奎上将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传记文学的奇葩 口述历史之极品——

胡志伟

    英国着名学者约翰逊博士曾反驳那些主张历史事件在参与者尚健在时写不出客观历史的说法，他说：「所有的历史最初都是以口述的形式存在的，只要访问立场不同的当事人，与官方资料作对比，就能找出事实的真相。」现实的例子是，中共官方的政协文史资料，刊登了原国军二方面军参谋长谢膺白在武汉战犯管理所写的〈张发奎传略〉，称：「张发奎枪毙田中久一与军统中将莫与硕少将李节文都是蒋介石所极端不高兴的。日本投降后蒋未杀过一个日本战犯（按：这也不确，在中国审讯枪决的日本战犯有数百人）。莫与硕李节文是黄埔一、二期学生、蒋介石的嫡系死党，无论如何要代为掩护。张发奎屡次电请枪决，均置不覆﹔张发奎到京开会请示蒋，蒋藉故避而不谈，陈诚何应钦与莫李二人均有师生部属关系，也代二人极力洗刷。最后要张发奎将莫李二人解京讯办，实欲乘机开脱。张发奎想出一条计策，诡称莫李二人在解京途中突然逃脱拒捕，因而被押解卫兵乱枪击毙，电发，蒋介石大怒……」云云。然而从张发奎对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自传可知，枪毙田中久一中将是经过中央二审定谳（且有美国人参加会审）后维持原判押回广州处决的﹔而枪决莫李二人则是蒋介石亲自下手令让军法总署派大员南下监刑的，张以莫案尚未审讯拒绝执行，那位大员找了第二方面军军法处长吴仲禧当日下午就开庭审讯，即审即判，当天就执行枪决了。由此可见，大凡此类在刺刀尖底下所撰写的「文史资料」，其作者为求减刑而刻意逢迎当权者，故其可信度甚低。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

张发奎口述自传同那些高官秘书拼凑背景资料炮制的名人回忆录截然不同，此书没有套话、废话、官腔、冗词，访谈者以张发奎私人记录——日记、电报、信函、公文为线索，按年代询问张将军在每个历史事件中的亲身感受与目击真相，且与有关军政人物的访谈记录、历史文献核对考证，故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堪称廿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也是一部具体而微的北伐、抗日、戡乱战史。传主对国军在不同阶段的组织、铨叙、后勤、作战等方面都作了详细的说明，诸如军饷来源、军官成份、徵兵方式、军内组织架构、军训内容、官兵待遇、伙食标准、军服质料与式样、战斗装备、枪炮型号、营房设置、军眷住房、军人抚卹、军医设施、军人升迁、奖惩制度、老兵安置、俘虏政策、军中政治组织、行军日程、通讯设备、情报组织、督战阵势、收编土匪、军队包庇烟赌、禁烟与专卖、赌业与「保卫捐」、苏俄顾问团、美军联络组、后勤补给制度、军内政工制度递嬗、公积金制度、闽赣浙皖边区与苏浙边区的编制与功能、军统与中统在军队各级单位的活动、战前与抗战初期义大利、德国军事顾问对中国的帮助、战时地方保安团队、自卫团队及游击队的状况、战区长官部编制、军法制度、黄埔保定陆大之比较、战后遣返日韩台战俘情况、战后惩治汉奸情况、战后接收弊端、马歇尔调停中共东江纵队北调细节以及国军流亡军人五十年代在香港组织第三势力两度反攻大陆之始末等等。由于张发奎与孙中山、胡汉民以及大多数粤籍高级军官都是客家人，这本口述自传对客家源流、风俗作了详尽的描述，对于研究客家历史的学者也提供了大量翔实可靠的资料。

从张发奎死后廿八年留下的口碑可知，张发奎是个言而有信、心口如一的军人。他对洋人口述的一千多页自传，深刻忏悔了自己一生的失误与过错，不像大多数军政人物那样自吹自擂、隐恶扬善。在对照有关当事人的传记与官方档案后，人们可以确认，张发奎口述的历史秘辛、名人轶事是真实可靠的。诸如：

    断然下令枪决广州暴动五百个纵火歹徒

    一、南昌暴动那天，张与三位俄顾问及随员们坐上一部守车，由机车驱动开往德安察看实况。车到马迴岭时即被截停，在当地指挥暴乱的聂荣臻便用机枪向张发奎作示威性扫射，张步行踏着南浔铁路一条一条枕木踅回九江。俄顾问等人来不及跳车，乃被乱军押去德安。「几天后，涅吉丁等俄顾问与他们的翻译在我的司令部出现了。他们说，火车到德安后，他们被押到周士第（原张部七十三团团长，中共建政后官至上将防空部队司令员）的司令部，周部士兵剥掉了他们的衣服，宣布他们不受欢迎。俄顾问与他们的翻译穿着衬衣衬裤，在渐渐变冷的天气下，显得很可怜。他们说，中国共产党真是不可思议——他们是共产党员，德安的士兵也是在共产党员周士第领导之下的，可是他们竟被自己的同志掳掠一空又驱赶回来。在我的司令部再次见到这些俄国人，我真是一脸惶惑。」

    二、一九二七年张发奎在武汉反蒋时，廿四师副师长蔡廷锴缴了辞呈。「我劝他留下来，他说如果我枪毙第十师参谋长魏某，他就留下来。军法处开庭时，蔡廷锴指证陈铭枢与蒋先生串通，派人运动其保定同学魏某策反第四军反抗武汉国民政府，于是魏某被处决了，蔡廷锴升任第十师师长。南昌暴动时，蔡率领第十师参叛，他打电话给我，竟用最下流的粤语粗口诅咒我下地狱。我这才明白他为什么要告发魏某，这一切都为了向我表忠心，显示他不会同陈铭枢一起搞阴谋。这是一条传统的中国计谋——杀死自己的亲信藉此向上级表示自己的忠诚。那位魏姓中校显然被诬告了。后来，蔡廷锴在江西进贤摆脱叛军，投靠蒋先生，将第十师内卅多名中共党员一律枪决。」蔡廷锴与陈铭枢后来都参加「闽变」反抗中央，又都投共，皆官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但陈铭枢在反右运动中被老毛打成右派，死后十五年才获平反﹔蔡廷锴是文革时闻悉挚友蒋光鼐被批斗致死，抑郁而逝。

    三、「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发生的广州政变，人们都说是我张发奎策动的阴谋，其实是由汪精卫在幕后决定一切。事前他先去香港，期望我们在广州稳住局面后，同其他政治集团保持联系﹔如果政变失败，他可以假装什么也不知道。政变发生时，他正和李济深一起乘坐开往上海的轮船。政变消息传到船上，他假装大吃一惊，他对李说，事先没有任何迹象。用一句粤谚来说，我「食死猫」——我们军人实在是政客的牺牲品。」

    四、「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暴动发难前，中共的首脑人物恽代英从香港潜赴广州，就住在广州卫戍司令黄琪翔的官邸，亦即住在我楼上。黄琪翔领他来我，他想游说我造反，我斥他莫再骚扰我，令他赶快离开广东。平叛后，第四师师长朱晖日唾骂黄琪翔为匪作伥，要我毙了黄琪翔！」黄琪翔投共后不到几年就被打成右派，文革初被红卫兵毒打赶出家门，心肌梗塞而死。

    五、广州暴动失败后，叶挺与叶剑英并未指挥叛军继续拼死作战，而是躲藏起来，乘隙化装易服逃去香港。「当我骑马视察灾情时，才知道共党是多么残忍！我亲眼见到遍地死尸，尤其是在河南对面的天字码头地区，尸体沿马路一直堵到龙眼洞，堆满死尸的手推车兜兜转转才能穿过街道，我们收埋了两千多具尸体，其中有些死者是普通的广州市民。薛岳逮捕了俄领馆几名策划暴乱的人员，将他们押上街头游街示众，随后下令枪决了俄驻穗副领事哈西斯等三名主谋。当陈公侠团长赶到南堤珠光里人力车工会会所时，五百多个人力车伕正好集合出发，每人携带五加仑汽油一桶、火柴一盒、报纸一捆，准备到全市各处放火。陈团长依法逮捕他们，暂押于南关戏院，即向我报告。我闻讯眼里直冒金星怒不可遏，遂下令将这群灭绝人性的匪徒集体枪决，还特地挖了一条沟渠掩埋尸体。设若陈团长没有及时拘捕他们，整个广州市将陷入一片火海，这是一幅多么惨绝人寰的景象呀！共产党烧杀并举，他们烧毁了中央银行和其他许多机关，又把逃生的居民杀死，在暴乱中有五千七百人被杀。」

    坦承八.一三事变是国军首先开火

    六、「在广州暴动前两日，许德衍应叶剑英邀请到广州黄埔军校做了两天政治部主任兼主任教官，趁乱在军校冒领了两千大洋离穗赴沪。」就这个许德衍，中共建政后官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广州暴动前他躲在家中，挂名的政治部主任并未到职，可是一九八四年中共组织黄埔军校同学会时，居然把他漤竽充数列为「顾问」。

    七、「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由于胡汉民坚持，蒋先生辞去了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离任前，十一月廿九日他下令处决已被拘押104天的邓演达。倘若蒋先生没有被迫辞职，我相信邓演达不会被处死的。蒋很清楚，他的继任人（林森、汪精卫）会释放邓演达，陈果夫、立夫兄弟已经提醒他这一点。」

八、「闽变爆发时，我和妻子正在法国旅行，我收到李济深和陈铭枢发来电报，要我回去帮助他们，我拒绝了。黄镇球说，他已答应回去帮助蔡廷锴，接着便回国了。他坐客轮刚抵新加坡，福建人民政府彻底崩溃了。黄逗留香港期间，他的保定学生陈诚完全不知道他回国的原因，便要他去南京。他问黄在德国学了什么，黄答：防空（其实他仅仅与我参观了一些防空设施，没有真正学到防空）。他就这样当上了防空学校教务长，校长是蒋先生。」

九、「西安事变发生后，叶挺走出他匿藏的法租界来看望我，他对蒋先生的命运表示关怀，说张杨劫持蒋先生是错误的，但他相信事件会和平解决的，还表示愿意从中尽力斡旋。我相信他一定是奉中共的指示来找我转寰，否则他不会表露出对营救蒋先生出险信心十足。当我带叶挺去见军政部长何应钦时，叶表示他有信心营救蒋先生出险。何强硬表态：中共休想以劫持蒋先生来左右政局、逼迫政府屈服。他要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蒋先生，否则，讨逆行动将立即开始。叶挺见何应钦态度坚定，遂不辞而别，悄悄离开南京。有人说：何应钦力主讨逆是由于个人野心所驱使。可是我确信，何绝非出于自私的动机要伤害蒋先生。中央只有采取强硬的行动才能迫使张杨早日释放蒋先生。绝大多数军人同意何应钦的态度，大多数将领不担心蒋先生的安全，认为张杨不敢加害于蒋。」

十、「在北伐期间，我对李济深说过，只要第四军保持团结一致，是他，而不是蒋先生，将奄有天下，事实上他有能力把第四军充当他的基本武力。但由于性格上的掩掩遮遮，李济深没有回答我，他只是付之一笑。」「一九四四年八月九日，李济深向美国驻桂林领事递交了一封致美国总统的密函，称将成立一个临时政府，由粤桂闽皖川滇康等省政府以及大量军政领袖参加，旨在建立一个民主政府来取代一党一人的独裁政府，这个分离运动是共产党策动的。八月十五日，美方向李济深澄清，美国对中国内政保持不干涉政策，这才使李有所收敛。一九四五年四月，刺廖仲恺案疑犯、闽变成员谭启秀率领四百多人马陪伴李济深回到他的故乡广西苍梧，从事反叛中央的活动。接着，李济深唆使另一位闽变成员张炎在雷州半岛发难，兵败后张被捕处死，李济深才不得不返回重庆。」胜利后，李在香港发起成立「民促」「民革」，一九四八年底北上投共。

十一、「一九三七年的八˙一三事变，是我方先在闸北开火的。由于统帅部失机于先，三次在外交压力下命令停止攻击，所以国军未能迅雷不及掩耳占领上海全市。后来日军援兵开到，我们地面部队缺乏空军与炮兵的配合，即使投入八十个师也于事无补。我认为不值得以血肉之躯同敌人死拼，故建议最高统帅部移师乍浦凭藉坚固的国防工事守御，但遭否决。当日军从金山卫登陆后，统帅部才仓猝下令撤退，此时保存工事图表之人员与掌管掩体钥匙的乡保甲长均已逃之夭夭，部队无法进入坚固的国防工事，以致吴福、锡澄两线的阵地均无兵力加以利用，没有一支部队作过有组织的抵抗，也没有一支部队稳定地占领过阵地阻挡敌军，以致任令日寇从容地跨进了南京的两道门户。」

美军误炸六寨 七千军民葬身火海

十二、「国军的情报工作是差劲的。有一次我派遣情报人员去前线，既没知会第十二集团军、广东省政府，也没有报备军统局与中统局。结果，所有这些部门也派特工去同一地区，同样不知会我。不晓得什么原因，所有这些特工人员都在当地聚会了。由于他们都需要向上级报料，于是伙同编造了有关敌军在三水地区的情报。当然，各人的报告并非完全雷同一字不差。鉴于长官部从不同管道得到相同的敌情报告，我们以为情报一定是准确的，作战参谋便拟订了包围敌军的计划。然而，我们发现该地区根本没有敌踪。经调查，才找出假情报的来源。」

十三、唐生明是戴笠派到沦陷区去诈降的，行前蒋介石当面赠以一万元特别费，当时约值黄金二十两。唐到上海后，重庆方面假戏真做，对他发布通缉令，还让其兄唐生智在重庆中央日报连登十日「脱离兄弟关系」启事。唐生明利用旧日与汪精卫、陈公博、李士群、周佛海、梅思平等汪伪大头目的关系，保释营救被俘地下工作人员，暗中策反汪伪军政头目，还窃取日军机密情报，导致一百多艘日舰在琉球群岛覆灭。

十四、日军大举进攻桂林前，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故意将他的外甥、一八八师师长海竞强从防守桂林的卅一军抽出来改隶四十六军，还将白的亲信颜僧武统领的一三五师与夏威外甥甘成城的一七五师也调出桂林，留下守备桂林的一三一师战斗力最差、一七○师系全部新兵的后备师。计划改变后，守城官兵都认为无疑将他们送葬于桂林，因此军心涣散，士气低落，纪律废弛，逃亡日增。白崇禧又以未经训练的新兵补充守城部队送上阵地。他下令囤集三个月粮弹，实际上囤集的粮食不足一个月之用。而当桂北军事紧张时，白已回重庆去了。紧急疏散时，白崇禧特准其亲信、桂林市长苏新民、局长谢丰年疏散离城。城防司令韦云淞、军长贺维珍、师长许高阳等，领得全军三个月薪饷及主副食费后，百份之九十送回家里，仅携带百份之十的经费入城，他们是准备桂林失守发国难财的。下级官兵则每晚四出去民房翻箱倒柜搜寻财物，见鸡杀鸡，见狗宰狗，把市民留在桂林的财物抢得精光。由于城防经费被剋扣绝大部份，全部副防御无铁丝网，仅用木材钉成木栅，无照明设备，阵前仅敷设少量地雷。所以，桂林虽有坚固的城墙与多山的地形，但只守了七天就弃守了。宜山失守时，张发奎奉中央命令炸毁了怀远以东十几列货车，其中包括空来华的美援装备——武器、弹药、医药以及通讯器材。「我从未知悉那儿贮存了那么钜量的装备，诧异为什么中央不把它们分发给我的部队。把这么多装备移走是不可能的了。我身边只有卫队与特务团。我让他们随意选择，拿得动多少拿多少——卡宾枪、冲锋枪等等。然后下令一家工程公司将这十几列货车全部炸毁以免落入敌人手中。」「韦云淞不战而逃，我知道他不会受罚，因为他有白崇禧当靠山。如果没有白崇禧，他一定也会被枪决。」

十五、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底，难民与公教人员数万人随四战区长官部撤到黔桂公路上的六寨镇准备伺机反攻。廿七日，美军轰炸机十七架飞来助战，大家都在欣喜之时突然大量炸弹从头上掷下，把这面积不及三平方公里的市镇化为一片火海。长官部一员中将、两员少将、八员上校、八百多校尉官兵以及六千难民都葬身火海，尸骨不存，重要物资全被炸毁，张发奎本人仅以身免。事后查明原来是后方情报员译电报错误将六甲译为六寨，结果美机未去轰炸日军前锋驻扎的六甲镇，反而狂炸国军驻地六寨。事后，译电员虽被军法处判了死刑，但四战区之元气大伤，致使日寇大举进犯贵州独山。事隔六十多年中共编印的历史书籍仍以为六寨是日本飞机炸平的。例如，全国政协印行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辑刊载了滞留大陆的原九十七军一六六师参谋长曹福谦撰写的〈湘桂黔大溃退目击记〉，有云：「六寨是个大集镇，被日本飞机炸平了，张发奎几被炸死。」

三年灾荒时为陈诚拟定反攻大陆计划

十六、胜利后，张发奎与何应钦、宋子文等访问海南，搭乘军用货机，座椅设在机舱两旁。为了让宋子文坐舒服一些，行营随员带了一把椅子。可是宋子文习惯了享受，他自己带了一张帆布床放在机舱中间，当他的随员用跪姿呈给他一封电报时，他正穿着衬裤躺在帆布床上，竟用脚趾头接电报。随行的行营参谋长甘丽初中将、参谋处长李汉冲少将等人都被这一侮辱行为激怒了。李汉冲提议大家一起上去打宋子文，他毕竟侮辱了机舱内的全部高级将领，那个随员也是政府的文官，他本不该给宋子递信。张发奎阻止了李汉冲动手，但对宋印象极坏。

十七、接收广州时最大一宗贪污案是军政部广州特派员莫与硕犯下的，他负责接收侵华日军华南派遣军的军用物品，竟把其中一部份装备卖给了珠江三角洲的土匪头子高根。由于匪帮内部分赃不匀，有人向行营举报，还引领有司去观看为窝藏赃物而特地修建的房子。一部份被盗卖的军用设备被隐藏在墙壁中。若非匪帮内讧，治安机关永远也不会知道。张发奎派一个营包围了这伙土匪，夺回了这批军品，其中包括几千枝步枪，还有机关枪、弹药、车辆等，将土匪头子高根等廿多人一网打尽。据田中久一供称，他深谙中国官场的腐败，所以开具清单时只列出百份之八九十日本军品的库存量。接收人员为个人打算的多，为国家设想的少﹔藏匿埋没，折扣报销，贵贱调换，敲诈勒索，层出不穷。结果发财是私人，吃亏是国家。

十八、一九四六年一月，叶挺在重庆要求张发奎让他在广州的妻子携带四个孩子赴渝同他团聚。那时机票概由广州行营控制，参谋长甘丽初认为叶挺要求太高，祗给了叶妻三张机票。不久，叶挺一家偕王若飞乘飞机去延安，半途座机失事，叶挺夫妇与两个孩子遇难。如果张发奎在广州，出于交情，一定会给叶妻五张机票，那么叶挺全家就无一孑遗了，国防科工委中将副主任就不是叶正大，中国对外技术交流促进会主任也不是叶正明了。

十九、一九四九年八月，李宗仁在广州与顾孟余长谈三日，鼓动顾出面组织「自由民主大同盟」。九月初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顾为主席，童冠贤、程思远、邱昌渭、黄宇人、甘家馨、李永懋、尹述贤等为干事，并推童为书记，程为副书记，周天贤为组织组长，途公遂宣传组长，何义均政治组长，陈克文财务组长。李宗仁援助港币二十万作为开办费，给顾孟余港币三万元，一年后又补助美金六千元。此外，干事、组长每人港币五千元。这些钱都在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离职时拨给李宗仁的一笔专款内开支的。为此，刘攻芸丢了官，还挨蒋介石大骂一顿，因而不能去台湾归队，只好流亡新加坡了。

二十、华中剿总下辖的第九补给区司令许高阳以赶不上撤退的队伍为名，将钜额军需款项占为己有，带到香港，顿成富豪。另一名在海南防卫总司令部任中将后勤司令的周游也将大量美元、基金与银元携来香港。在台湾的行政院以李宗仁名义发布了通缉令，但也无法引渡。然而周在香港常被流亡军人敲诈，其不义之财散尽后，在太平山下以写稿维生，成为《天文台》报的专栏作者。

廿一、大陆三年灾荒时，张发奎为陈诚副总统拟订了一份周密的反攻大陆计划。他要求组织一支三千人的以无线电话装备的突击部队。这一计划以一九四五年美国援助第二方面军建立的两个突击营为蓝本，主张空降到两广边界与黔桂边界地区，旨在破坏交通、桥樑、仓库等。选择这两个山区是由于那儿交通设施贫乏。他们必须焚毁粮仓，裹胁民众跟从部队征战，这是倣效太平天国洪秀全以及中共自己创下的致胜先例。如果突击队遭遇共军重兵，就必须分散游击。他不赞成在沿海地区登陆，因为共军在沿海集结了大量精兵，且沿海交通设施完备，故共军能迅速部署增援。他说「倘若错过大飢荒此一大好时机，我们不会再有机会打回老家去了。」国防部情报局局长郑介民上将路过香港曾探望过张发奎，驻香港的情报特派员也常同他联系，可惜由于美国不肯提供军用物资与运兵设施，他的反攻计划一直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层面。

协助马来亚剿共 支持印尼军人反抗苏加诺

廿二、一九五○年，中共支持的海南华侨陈平在马来亚与英军打游击，伤透了英国殖民者的脑筋。于是英国政府派了一位旅马华侨、黄埔校友锺先生来港邀请张发奎带领一批国军流亡香港的军官去马来亚协助当局从事反游击战训练工作。翌年，张发奎的始兴同乡、曾任广州行营参谋长的华振中将军带了一组袍泽去马来亚帮助该国制订剿共计划，他们签了几年合约，约满后就留在马来亚落户定居了。五十年代中期，一位在香港做进出口生意的印尼华侨黄先生介绍张发奎会见一位印尼上校，他告诉张：中华民国政府正以人力、物资支援印尼军人反对亲共的苏加诺总统，基地设在苏拉威西万雅佬地区与菲律宾南端的大威岛。这一支革命军的领袖是印尼空军司令姆哈托。这项革命行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十年后苏哈托推翻苏加诺政权后，那批革命份子都受到重用。

一般的名人回忆录都是以大量的背景资料作填充，有数十名中共将领的回忆录大致是雷同的，只有共性，没有个性。但张发奎口述自传却为后世史学家提供了大量名人轶事，弥补了正史的不足，诸如：

一、蒋介石兼任许多军校、政治学校、训练团的校长、团长，每逢军官训练团结业时，习惯于传召毕业军官作个别谈话。国军独立第四十六旅旅长鲍刚原系方振武、冯玉祥部下，一九三六年在旅团长高级训练班结业后会蒋介石时，蒋问他有何感受，鲍答：「现在我不再担心没饭吃了，现在我是您的门生了！」蒋说：「好！好！」

二、陈济棠一九三六年反抗中央时，属下的粤东绥靖主任余汉谋是主要支柱。他不想同余汉谋翻脸，但在广东空军飞行大队集体驾机归附中央后，绥署政治部主任李煦寰跪在余汉谋面前哀求他迷途知返，这才促使余汉谋弃暗投明，迫使陈济棠匆忙下野。李煦寰的儿子李柱铭是香港鼎鼎大名的立法会议员，曾任民主党主席。

三、一九四八年四月第一届国大开会选举副总统时，张发奎、薛岳热心为孙科拉票助选，可是老报人龚德柏编印一份小型的《救国日报》登出诽谤孙科的文章，还派送给每一位国大代表。广东省与华侨代表群情激愤，在薛岳率领下带领上百人分乘两部公车到救国日报兴师问罪，四、五十人冲入报社与社方工作人员扭打起来，双方都有受伤的。事后双方都提出了控告，然而该案开庭前，粤方主谋人士都已回到广州，案件也就不了了之。据张发奎旧部刘汝曾回忆，冲进报社棍棒齐飞把报馆打得稀烂者并非文质彬彬的国大代表。张发奎来南京常去龙门酒家饮茶，那天他一早就到龙门酒家召集一群广东同乡，包括该酒家的粤籍员工在内。当时报纸报导张发奎被对方打伤，张发奎在口述自传中阐明，薛岳挥舞着陈策的拐杖对准了对方某人的脑袋，张发奎深恐酿成人命，欲挡住这一击，拐杖打中那人耳朵，他的血溅在张的身上，仅此而已。

四、广州暴动初起时，共党控制了局面，但叶挺并未迅雷不及掩耳捕杀张发奎，事后中共斥他太过温情主义，开除了他的党籍，终其一生，中共对他并不信任。张发奎在口述自传中说：「叶挺很注重感情——他真的不适合做一个共产党员。他和我是挚友，要不是我提拔他当团长，他就不可能娶到那个妻子。我和叶挺是校友兼同事。当我俩都在孙中山警卫团当营长时，他在广州认识了一个美丽的女孩。在她姐姐出阁前，父母不让她嫁给叶挺，她姐姐是个麻脸。叶挺追求她年余，一直不成功。在失望中，他剃光了头发。我任师长时叶挺在第四军军部担任参谋。他要求我帮助他当上团长以成全他的婚事。他说，即使婚后立即免职也可以。此时她的姐姐已经出嫁了，但其父又开出新的条款：叶挺必须当上团长。所以我举荐他当了卅四团团长。许多广东人会向未来的女婿开具条件。我介绍黄镇球给卓仁机、朱晖日妻子的妹妹，她姐妹俩的父亲也说黄镇球必须当上团长，才同意女儿嫁给黄。就这样，直至黄镇球升任第四军补充团团长才得以完婚。」

身先士卒 九死一生

五、李宗仁原配是李秀文，郭德洁是在行军途中纳的小妾，她是一个木匠的女儿。「李宗仁要求人们别称呼她『李夫人』，而要叫『郭夫人』。当郭德洁质问我们为何不称呼她李夫人而冠以她娘家的姓氏时，我们说：问你的丈夫去吧！所以直到抗战爆发，一直不能享受李夫人的荣衔。同理，吴奇伟的妻子被称为『龙先生』，因为她在军中担任政工，龙是她娘家姓氏。这些称呼对于一个不是原配夫人的女子，是很不寻常的。」

六、「我对林林总总的名人回忆录是持怀疑态度的。譬如，我看过黄绍竑撰写的《五十年回忆》与冯玉祥的《我的生活》。他们讲的许多事情都是假的。他们隐恶扬善，忌谈任何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不写自己的过错，只写自己的功劳。黄绍竑送我一册《五十年回忆》时，我告诉他，我不需要读这本书，我敢打赌，他没有写下他所做的坏事——遗弃一个又一个女人、不承认他的非婚生子女等等。在共军南下前，他说：『向华，我想请你帮个忙，如果我死在你前头，倘若有人来找你求助，请你代我照顾他。』我问：『总数有多少？』他答：『我也不知有多少』我说：『对不起，爱莫能助』。陈诚年谱最近出版了，其中好多内容是不准确的，譬如，此书略去了他在第一师的全部经历。」

在汗牛充栋的名人回忆录中，多数评价欠佳，为什么我们唯独对张发奎口述自传拍案叫绝击节称赏呢？这必须「听其言观其行」，从冯玉祥、黄绍竑、李宗仁之流的一生行迳，人们实在无法相信他们的花言巧语，而张发奎则截然不同。

撇开东征、北伐、剿共等内战战事不算，在抗日卫国战争中，仅淞沪会战，张发奎就指挥过廿多个师，那么多第一流的中央军部队，诸如胡宗南的第十七军团都拨归他指挥过，在三个月战斗中，他妥善运用了炮兵部队，使敌军不敢在其辖区浦东登陆﹔在武汉会战中，他指挥了汤恩伯、李汉魂、杨森、甘丽初、李玉堂、卢汉等廿多个师﹔在四战区，他最多时指挥过十四个师。作为一名武将，他确实做到了「不怕死，不爱钱」。一九二三年四月，任粤军营长时，他奉孙中山大元帅命令清剿沈鸿英叛军，由于太接近前线，一颗子弹穿过他的「铜鼓盔」，削掉一束头发，差一公分就会要了他的命。在北伐期间，他奉蒋总司令之命，乘坐苏军飞行员驾驶的容克式水上飞机，遇见大雾，差点撞上乐昌的山岭，结果栽入河水中，救生圈破了，幸亏河水不深，修好飞机继续北飞。还有一次，炸弹掉在他右前方，不知何故没有爆炸，他幸运得高呼「中华民国万岁！」一天他去探望伤兵，因不忍听闻他们的痛苦呻吟，便偕参谋与卫兵去了另一间屋子，在那瞬间，炸弹落到上一间房屋，他再次死里逃生。但是他的二弟贵斌就没那么幸运了，一九二三年十月随营与陈炯明叛军作战时，在河源阵亡，连尸体都未找回。

严以律己 脂膏不润

张发奎统率的部队以作战勇敢（他当士兵时参加敢死队，手持棍棒缴获敌军枪枝才升任尉官）、纪律严明而名闻天下，这是同他本人严以律己、奉公守法分不开的。他执掌两粤兵符时，从不接受商人邀宴，理由是「倘若我接受了一个商人的邀请，势必要接受其他商人的邀请，这我办不到。」在当时的体制下，省主席的夫人便自动出任省妇联的主席，即使她是个文盲也不例外。但张发奎统领两广党政军大权多年，从来不让妻子刘景容抛头露面，「我认为妇女必须照顾家庭」。他统率四战区开府广西柳州时，不占住花园洋房，却独居在一艘停泊在码头的帆船上，直至在四战区受训的越南革命志士结业时，出于感恩心态，要求为他盖一座越式的小木屋留作纪念，他才从帆船迁到了那座木屋。他当广州行营主任时，广州市长欧阳驹向他告状，诉说党政军机关用「霸王电」、「霸王水」，从不缴付水电费，只有他的行营是按月缴付的。他闻言立即督导所有机关缴清欠款，发觉党政军机关住「霸王屋」，便立即派宪兵把霸王撵走，连行营机关都不宽容。为此，没有亲友在广州照看房产的海外华侨对他特别感恩戴德，所以他几次访问欧美都受到华侨竭诚欢迎。胜利后，他查出军政部广州特派员莫与硕中将向土匪盗卖大量军用物资，莫与硕急忙以一批尚未登录的物资请示如何处置，即欲以此贿赂来逍遥法外，他立即厉色曰：「你确实该死！」依法将莫犯枪决。他虽然内心对蒋介石有所不满，但从来不对外国人抨击自己的国家元首。六十年代，美国国务院出版了几册《美国外交关系》文献，其中对华关系章节，登载了许多中国党政军大员对美国驻华使馆人员的谈话，不少是攻击中国政府与元首的谈话，但却没有张发奎片言只语，虽然他与美国外交官、武官等都有不俗的交情。按当年的陋规，地方官去南京或重庆述职时，都要请客送礼，马鸿逵、余汉谋等人进京，都是携带整卡车的礼物孝敬权贵，所以余汉谋从未打过胜仗，却能步步高升路路通畅，马鸿逵也青云直上，王跃武擅于赠美制派克金笔给军令、军政部要员，虽然资历浅战功微却能坐火箭直升方面军司令官。然而张发奎进京从不送礼，也因而常常受到刘斐等贪官的刁难。

旧时的军队，从上到下普遍「吃空子」——虚报员额侵吞军饷，但张发奎一直将互信建立在帐目公开与赏罚分明上。他以「吃空额」所积聚的钱，为官兵们设立了一项公积金，由一个储金委员会掌控，委员会由副师长、三位团长以及经理处处长组成，把钱存在银行，取款时至少要两名委员签署，还须列名用途先由师长批准。每逢饷银拖欠时，就能直接从公积金拨款应急，官兵结婚、抚卹、奖励均从这儿拨款。一九三○年冬，第四军裁撤时，他把剩下的储金全部分派给老兵并代中央清偿欠饷。他还在军、师一级设立人事委员会，自己出任主席，其他成员是参谋长、师长、团长及政治部主任。对尉、校级军官的任免提议均由该会讨论后，将决议呈报师、军长执行，擢升军官的标准是作战勇敢、训练精良、恪守军纪、爱兵如子。北伐成功后，第四军裁撤，他一再请求行政院长汪精卫安置失业军官转业，汪不得不让铁道部长顾孟余恢复全国铁路警察总署，使几百名第四军军官都能安插到各地的铁路警务部门。在四战区长官部，人事编制比军委会规定的组织表上数字超编两倍多，张发奎任命的一群总参议与参议是编制外的官职，他说：「我任命这些人是为了给他们有点事可做——『有饭大家吃』的意思」。在他揭橥护党救国大旗时，中央已积欠第四军几十万元军饷，所幸该军的公积金已超逾二百万元。「骡队驮着这批银元南下，经理处派了一个连护送。老百姓以为驮的是军火弹药。倘若我的部队不可靠，这笔钜款就会轻易失踪。每一个士兵都知道箱子里装的是银元，但我的部下都是忠实可靠的。凭藉这笔钜款，在那几雨如晦的日子里，这支部队坚如磐石。士兵们深信我是公道直行，所以甘心情愿追随我，即使前程崎岖也毫不在乎，士气一直保持高昂。」在抗战中期最艰难的日子里，中央下令裁减各战区长官部冗员，但他仍将秘书科扩编成秘书处，又新设编辑委员会，用以吸纳一批冗员，尽可能地让职业军人留下来，免得被日伪方面利用。为此，人们都说他是「菩萨心肠」。有个洋人问他是怎样成为一名优秀军人的，他答：「我不是一个优秀的军人，可是我有责任感。」这确实无讹。

不念旧恶 相忍为国

张发奎的悲天悯人精神还表现在，他曾下令兵役部门不准用绳索把新兵拴在一起﹔当中央下令所有士官、士兵都要像日本兵一样剃光头时，他顺应士兵要求，准许士官与士兵剃陆军头，自己也把长发改成陆军头。一九四六年五月，广东省主席罗卓英下令军警逮捕中山大学教授梅龚彬（李济深党羽），他说：「梅龚彬是个平民，是个学者，又患了肺结核，省党部宣称梅是共产党，我不信！」他出面将梅保释后，叫麦朝枢用广州行辕的汽车接往行辕主任官邸，旋即保护梅上船赴香港。第四军一位师长许志锐在粤东五华作战阵亡，张发奎在海外华侨中筹款五万元在广州收购一所中学，改名为「志锐中学」，让第四军官兵子弟及烈士遗孤免费入学，还每月从第四军公积军中拨五千元作日常零用开支。新四军事件中被捕的军长叶挺，由军委会交付张发奎管教，张出于人道关怀，特地给叶挺全家找了一幢房子，送他五千元和四百斤食米，还常去看望叶，允他行动出入自由。两个月后，叶因违纪被宪兵逮捕，张以长官部名义给了叶挺家属一万元，又要求军委会发一笔钱救济叶挺家眷，还要求宪兵团刘团长好生照顾叶挺。廖承志参叛被捕后，张发奎以其父廖承志系国民党元老，仍帮助其母何香凝安排住房，还特地派人去香港护送她来穗看望儿子。战后国府惩治汉奸时，朱执信的未亡人、广州执信中学校长拒绝将学校移交给肃奸委员会，后者要逮捕她。张发奎一面耐心规劝朱妻将学校移交有司审查有无附逆行为，另一面吩咐第二方面军军法处长吴仲禧为朱妻辩护，「毕竟她是我们国民党的革命烈士之遗孀」。张发奎的念旧还表现在对陈可钰的救济，陈可钰是赏识、提拔张发奎的老长官，北伐军攻克武汉后，陈因病退役，生活困难，张发奎把广东省财政厅给自己的五万元出国旅费转赠给陈。胜利后，广州行营副官处科长左洪涛是中共党员，他未予清洗，只认为左是个人才，且担任低职不必担忧。一年后中央电令将左洪涛扣解重庆讯办，张还是出于念旧心理，将左资送香港。

蔡廷锴、蒋光鼐本是张发奎的部属，但两次背叛张发奎予以重创，一九三○年二月，蒋光鼐使诈降计，非但扣押张部受降代表，而且在广西北流杀得张部只剩五、六千人，此二人在国内、在美洲多次当众羞辱张发奎，但他为了抗击倭寇，相忍为国，还是向蒋介石推荐「闽变」后失业的蒋光鼐出任四战区参谋长，「让过去的事永远过去」﹔对蔡廷锴，则帮助他在广州索回了战时被敌伪侵占的一家印刷厂，还要求蒋介石给蔡安排一个高职。李济深一直啣恨「广州政变」，长期向蒋介石施压不许重用张发奎，但张仍旧将李济深尊为老长官，一直对李不存敌意。胜利后首次去重庆时，张向蒋介石建议邀李到中央任职，考虑到此人只是想过过官瘾，期望蒋给他安排高薪优职，李济深开口要鉅款「还债」，张也建议蒋照付无误。端的是以德报怨。

光风霁月 德厚流光

在原则问题、大是大非上，张发奎毫不心慈手软。广州暴动时，他部下团长捕获要放火焚毁全城的五百个人力车伕，他果断下令立即处决，为民除害。一九四○年国军向钦州湾追击日寇时，伪保安团向国军开火，其头头被俘后犹言：日军几天之内就会回来，张发奎即下令将此汉奸处决。胜利后，陈璧君被军统禁锢时求见张，她的妹夫褚民谊要求张协助引见蒋介石求饶，张发奎断然拒绝了。他记得第一次反攻南宁时，亲眼目睹两千多民众被日寇强迫充当挑伕，作完苦役全被砍掉右臂，所以对助纣为虐的民族败类毫不留情。战时，在柳州他曾下令枪决偷盗民间财物（第一宗偷几个香蕉，第二宗偷羊，第三宗偷铁）的三名士兵死刑，北伐时勒令嫖娼的军官退役或打军棍，所以他统辖的部队，军纪严明，连白崇禧都一度提出要将桂军与张部混合编组。

对于放下武器的俘虏，张发奎却是宽洪大量。第四军攻占武昌后，俘虏了吴佩孚的城防司令刘玉春。张发奎对刘不杀不辱，亲自到监狱探望，还送他有关三民主义的书籍，后来闻悉刘玉春吐血，便呈请中央将其释放回天津，还派人护送他登上轮船，临别赠以一笔盘缠与零用钱。被俘的士兵，愿留者编入部队，不愿留者斥资遣散，刘玉春的参谋长陈师许则留在十二师师部任参谋。在湖南平江，北军防守司令陆沄拒绝投降举枪自尽。「他求仁得仁，我钦佩他，即买了一副好棺材予以厚葬。」广州暴动时，薛岳把俄领事夫妇与两个孩子押到第四军军部，要押他们游街再予处决。「我对俄领事略加安抚，表示我会保护领事馆。我反对枪决领事全家，这么做后果极为严重。押他们游街后枪决同在龙眼洞暴动现场击毙是不同的。四日后，我释放他们，让他们去了香港。」抗战胜利后，他没有将朝鲜人与台湾人关入集中营，也不视韩、台军人为战俘，发回了被冻结的财产。虽然韩、台士兵有些比日寇更加兇残，他还是报请中央对他们实行宽大。他说：「台湾人毕竟是我们的同胞，朝鲜人则已被日本人奴役了好几十年了。」他从新一军调一位朝鲜族军官崔德新去负责管理朝鲜人，还让台、韩人员先于日俘遗返回乡。到六十年代，崔德新在南韩官至外交部长。平安回台的台籍日本兵对他感激不尽，战后他去台湾参访时，曾受到他们热忱欢迎。日俘凡无血债、无民众控告者，一律不逮捕审讯，例如田中久一的参谋长富田直亮就被顺利遣返回国。三年后富田感念国府宽大释放之恩，自动组织一批高级军官赴台，协助国军中上级军官作战术训练，使国军在兵败撤往台湾后得以重组与整训。富田本人成为「园山军官训练团」的团长。

这个年头人们常常听到「太子党」「走后门」「以权谋私」之类的大量丑闻，在张发奎掌权的地域，其实比现在乾净得多了。战时在四战区，一位师长要求他委派自己的儿子到待遇最佳的特种部队当连长，他以资格不够而断然拒绝了。战时，他还在韶关多次扣押军统局走私鸦片的卡车，戴笠想以私人关系来劝说他放行，他坚决拒绝。战时，共军曾生的独立纵队违抗军令，拒绝调动，张即下令在平山地区包围曾部，缴了几百人枪。战后，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冲突，屈从于共方压力，要国府允许广东的共军撤往华北。张发奎公开宣称：广东根本没有共军，只有土匪。马歇尔想见张，他拒绝会见。周恩来带了王若飞上门，后者气势兇兇拍桌斥骂，张立即下逐客令，迫使王若飞不敢再吭声。如果当时中央政府也不屈服于美国压力，大陆绝不至于迅速陷共。对于蒋介石的外戚孔宋二人，张发奎一直认为大陆江山误于此辈：「蒋先生待他俩太宽容了，在他最需要亲人帮助的时候弃之不顾，悠游海外。」一九六○年张发奎夫妇访美时出席了中华民国驻纽约总领事俞国斌举行的双十国庆酒会，他闻悉孔、宋要来见他，便立刻离场，表现出刚直不阿的气概。

综合上述，张发奎上将不愧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虽然两次举起护党救国的大纛，把矛头直指蒋介石，但他一生忠于中华民国，忠于中国国民党，堪称光风霁月、德厚流光。抗战胜利后，他荣获青天白日勛章、胜利勛章、乾元勛章，以及美国政府颁授棕榈叶自由荣誉勛章、英廷颁授CBE（英帝国司令）勛章，确系实至名归、誉满天下。

原载《胡志伟文集》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