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氏之父是胡兰成助手 / 胡志伟

江氏之父是胡兰成助手

胡志伟

   《磙磙红尘》是为汉奸翻案的始作俑者

   那天的招待场是在上午，我出场时好像吃鸡汤麵误食了一只苍蝇，愤懑之情郁结在胸中不吐不快，下午便伏案疾书投书港台各报刊，诸如：明报月刊九一年一月号〈《磙磙红尘》与胡兰成〉、当代周刊一月十九日〈从《磙磙红尘》获奖看台湾媚日风气浓郁〉、开放月刊九○年十二月〈磙磙红尘盖不住历史真相——金马奖的堕落〉、争鸣九○年十二月〈《磙磙红尘》引起台北尴尬〉、龙旗月刊〈影片《磙磙红尘》含意何在？〉、开放月刊九一年一月〈红尘磙磙话台北——传统价值观的崩溃〉以及在九○年十一、十二月《香港时报》副刊连载三十多篇的《磙》片影评，总计五万余言。

   消息传到台北，《磙》片的编剧三毛一改已往的宣传手法，矢口否认剧中男女主角以汪伪中宣部副部长与沦陷期间上海流行作家张爱玲为模特儿，却又承认胡张爱情在她创作时「给予不少灵感」。该片导演、谤书《金陵春梦》作者严庆澍(唐人)之子严浩则埋怨香港影评家「看不懂这部片子，完全是捕风捉影心态」，又指观众「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他还以中共当局全力支援此片的拍摄来抵挡批评，言下之意：凡是中共支持的影片就是绝对正确的。同一个严浩，十二月十二日在台北举办的观众座谈会上面临大量指摘时，竟情绪激动当众饮泣，且表示今后要慎拣剧本云。

   在台湾批判汉奸，自然引起台独人士的敏感。九○年十二月初，台北新新闻周刊为了声援磙片，特别制作了三万余字、廿三页的特辑〈磙磙红尘里的汉奸疑云〉，该刊总主笔王杏庆(南方朔)乾脆否认「汉奸」这一名词的合理性，他说：「当土地已失，统治者又怎能说别人为『奸』？」，并为胡兰成炮制了整整两版吹捧文字，说他不齿于华人社会只是因为他「在一个时代里太突出，太高太远，现在的尺度量不到他的高度」，然而连胡兰成本人都供认「平生知己乃在敌人与妇人」之中。

   更有甚者，连中华民国的政府官员都口没遮拦，行政院新闻局电影事业处处长官庆成公开对新新闻记者说，我的影评文章「极为空洞，全是八股文难以引述！」同一个官庆成在金马奖颁奖前后两次以公函向我表示「至为感谢」，这真是「官字两个口，咋说咋有理」。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大屠杀五十三周年纪念日，这部鼓吹「作汉奸也无所谓」的影片竟荣获国家级的「金马奖」八个奖项。

   两岸三地奉旨谀上的周作人、胡兰成热

   磙片是台湾商人在香港开设的电影公司与中共合拍的。一九九○年四月至六月，该片在吉林长春开拍，连新华社编印的《了望》周刊海外版都为它大吹法螺，该刊六月廿五日出版的一期，图文并茂介绍了这部「两岸情」拍片散记，声称为求逼真，共方派人跑遍长春找到一幢日本和式老楼，经过一番移花接木的加工、改造，成为四十年代的日式花园洋房，而楼房里的家具、古董都是真的。为了拍摄战争场面、逃难境头，中共当局出动了六千名武警装扮群众角色与中日两军官兵。

   中共如此兴师动众、不惜工本协拍《磙》片，无非是为了在中国人的社会恢复胡兰成的名誉，然而胡兰成这个死去近十年民族败类，究竟何德何能要劳动中共为他涂脂抹粉呢？十五年来我一直沉思这个问题，《磙》片的出笼具有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呢？

   一九八六年四月，南京《文教资料简报》第四期精心编发了一组访问记，其一是(一九四一年的中共北平特委书记)王定南对记者沈鹏年说，那年伪华北教育督办汤尔和死了，他根据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与燕大教授张东荪的意见，安排周作人站到前台出任伪职，也即周作人任伪华北教育督办是秉承中共的意图。其二是该刊同期登载三料间谍、中共国安部离休高干袁殊的话：「周作人不是汉奸，周作人同我党有不少关系」。其三是二○○○年该刊第三期刊出「葛鑫」文章，指中共中央有关部门与「中央负责同志」要给周作人平反，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修订的《毛泽东着作选读》中有关周作人的注释已淡化周作人的汉奸身份。

   于是，海峡两岸三地同时掀起一股周作人热，周作人的《苦茶随笔》、《知堂回想录》、《知堂文集》大量重印，文化商人唯利是图，可惜两岸的历史学家都绝口不谈周作人赴医院慰问屠杀中国军民的日寇官兵，到电台演说「强化治安支援大东亚战争」以及聘请日本人修订教科书对年轻学生厉行奴化教育等罪行。

    江泽民父江冠千是胡兰成亲密助手

   这样的混沌局面持续到江泽民下台尘埃落定：二○○五年九月廿九日，《人民政协报》才刊出一篇国家文物局官员陈漱渝的反正文章〈看谣言如何浮出水面——关于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史实之争〉，对周作人热潮作了另一种解释：(一)据王定南函称，他从未派遣周作人去任伪职，事属沈鹏年故意捏造。(二)一九八六年袁殊全身瘫痪，双目几近失明，当他听说沈鹏年引他的话称周作人不是汉奸时，表示十分气愤，指沈鹏年是文坛骗子。(三)二○○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说：中央有关修订毛选的指示中，根本未涉及周作人汉奸历史问题，更未打算给周作人平反。至于沈鹏年与葛鑫怎样揣摸「上意」、为何编造谣言，便无人深究了。

   至此，所谓周作人的平反问题，扰嚷了廿年方才告一段落。前所述的王定南投书与袁殊的闢谣函都是一九八七年的事，为什么要拖宕十九年直至江泽民下台才在中央级的刊物上予以公布呢？这个哑谜直至几个月前，我见到一本胡兰成在日本印行的小册子《历史的漩涡》才恍然大悟：原来江泽民的父亲是胡兰成在汪伪中宣部的心腹干将兼社论委员会主任委员。为胡兰成、周作人平反旨在为江泽民的父亲平反造舆论。既然毛泽东能包庇汉奸陈永贵，那么坐镇中南海皇宫的江泽民不能为他父亲鸣不平吗？江泽民混入「革命」队伍是在抗战胜利之后，他和周佛海的两个儿子投奔新四军出于同样的动机——为了「洗底」，只不过江泽民做得更彻底更掩人耳目，他把父亲都「换」了，在年年都要申报的人事档案表格上填写其六叔江上青为父亲，而把培养他上大学、让他锦衣玉食的亲老子江世俊一笔抹煞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海内外的历史学家都看不透这一诡计呢？这是因为汉奸江世俊老谋深算，他担任汪伪职务四年间，改用江冠千的假名，这一障眼法便瞒骗了后世历史学家几十年。

   为军阀汉奸暴君翻案，并非始自江泽民，始作俑者乃是暴君毛泽东。毛泽东处心积虑为残暴不仁的秦始皇、殷纣王、曹操、武则天、秦桧翻案，也就是虑及他自己死后的历史评价，他要搞乱黎民百姓的道德标准，迫使全党全民都成为「指鹿为马」的扯谎者，而一群「史盲」必然是最俯首帖耳的顺民，对暴政最不具有反抗力，唯其如此，暴政才能长治久安。

   中共历届领导人的政治节操都是不合格的，如毛泽东见日军就退，成天忙于从侧背偷袭国军夺取土地，还热衷于同日军做鸦片买卖*；中共第三任总书记向忠发被国府治安机构逮捕后际求饶欲免一死；中共特务头子康生被捕后自首变节，还漤用职权杀害知情人卢福坦；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每月向香港日谍机关提供两份国军抗日情报，以换取两千大洋的特务津贴；江泽民长期隐瞒父亲的汉奸身份，还全力为汉奸卖国贼策划翻案；曾庆红的父亲曾山同日寇合谋夹击国军等等。

  

   *有关中共与日寇勾结以及做鸦片买卖的细节，详见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所着苏联现代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延安日记》。彼得于1942-45年出任共产国际驻中共统治地区联络员兼塔斯社随军记者，后官至苏联驻缅甸大使。

原载《胡志伟文集》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