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届五中全会前后的胡汉民与西南时局(下) /罗敏

四届五中全会前后的胡汉民与西南时局（下）

罗敏

迫陈“上虎背” 

    西南局势虽暂时转晴，但阴霾未散。齐电虽发，但陈济棠以下粤军四大将领——余汉谋、李汉魂、香翰屏、缪培南“均未签”，李宗仁“对此件大为不怿”。[1] 9月17日，萧佛成致函胡汉民谓：“此间有大力者（指实力派而言，作者注），对于应付门神尚无若何决，虎头蛇尾之诮恐难免。但吾得齐电一伸伸虎头，使天下知有正义，亦沉闷中一快事。”[2]

    陈济棠借“齐电”之发，两方为难之际，果然开始讨价还价。对外积极主动，一方面向蒋解释称“齐电为逼于环境，求其谅解”[3]；同时，借口对中央有事，开始主动向日接洽军援[4]。对内则热过转冷，始以发电引起纸币跌落为辞，遣人埋怨元老[5]；继则干脆称病休假，避而远之[6]。 

    鉴于中央方面未有回应，陈济棠又消极怠工，元老诸人也备以软、硬两手：一方面向中央“争党籍”、“争代表”；同时，准备争之不得，自行开会，迫陈“上虎背”。对日交涉，更是加紧进行，欲“乘某伙伴（日方武官助理宇都宫，作者注）方来，先与商二三百万，倘得手，则以一小部（百数十之类）留为某行开办及党事、会事消费，以一大部使目光灼灼者稍为沾润，则其心安而行动亦定”。[7]

    9月25日，西南以“自齐电发出后，中央竟置而不议，受而不答，其在各地，并严禁报纸登载”为由，再发“有电”。“有电”之发，因其重在宣传、挑战，言辞虽依然严峻，但具体要求，已较“齐电”不可同日而语，实为向中央“争党籍”、“争代表”。时论颇能洞穿此层： 

    查有电之第二项厉行民主集权制度，有大会召集之前，应充分予党员以选举代表之完成[全]自由权，杜绝过去一切指派之卑劣举措，及过去效力革命致被中央一二人假借权利非法剥夺党权之党部党员，亦应准其一体选举代表出席大会。此外凡因抗日救国而受非法处分，致被开除党籍，及其被拘禁之本党党员，应一律恢复其党权与自由等郑重披露，足见西南主旨，期在五全代会中，力争维持西南局面之准备。盖西南各省及同情西南之各方同志，其系上开之党员不少，为增厚西南出席代表人数力量，自非出此办法不可，故再发有电以补齐电之不足……关于措辞方面，已不若齐电之严峻，不无商讨之余地。[8]

    “争党籍”、“争代表”，进退两宜。宁方若应之，可增大己方的活动力量与效能；不应，则堂而皇之，自行开会。诸元老意在后者。萧称：“此争一为名义上法律上起见，二使各地振奋，断非希望其出席。”邹因有自开西山会议的往例，态度更为坚定，谓“吾人争代表，非在出席，而在不出席。争之不应，吾人则宜有最后之应付。我之西山其例也，然非此则不能争得吾人之立场，即万一无地盘开会，亦要寻一处如碧云寺者为之。”[9]胡亦极为赞同，云：“争代表，争党籍，争之不得，则自行开会皆是也”[10]。 

    自行开会，意味要突破体制内的争斗，自立门户，与中央分庭抗礼。胡汉民虽知“军事准备未周，挑起战争只是强人所难”，但仍不愿轻易放过重为“虎头”的机会，欲“为之取得政治立场，留作军事讨伐之张本”。[11]但陈济棠以恐“国际上不同情”、“国民意思反对”、“财政问题”为由，坚持“军事上但主守而不主攻”。除了“老三样”借口外，陈更以桂方调返四团为托辞。[12]从陈济棠“称疾而又有影响金融之说”等种种藉口中，胡已感知到“寒暑又有些不同矣”。[13]

    胡的打算是，既欲自行开会，占得“政治立场”；同时又“绝不可做出内部枝节”，使陈济棠过于为难，“若果使负完全责任，并无伸缩余地，人将更加退却不前”。[14]胡之苦心，能细谅而曲达者，真不易得其人也！就连萧、邹这样的“志同道合”之辈，也对陈济棠的一再“延宕”，忍无可忍，不惜以“散伙”相争。萧称：“为吾人立场，不得不干，如绅意不合我人，自当走开，以免阻碍其进行，我非孙科，不必以休息为规避麻烦也。”邹表示：“此事可一言决之，会若不开，则吾人失却立场，开与不开，其断在我。总而言之，开则有办法，不开则无办法，绅犹同意则固佳，即不同意，甚至于无地点可容，则总理故乡亦要干去。”[15]

    胡得函后，“苦思良久，几于失眠”。经过一番冥思苦想，于5、6两日，接连三次致书陈融，以防事态激化，引发内部纷争。胡一方面表示要坚持开会，“我人常忧‘虎头蛇尾’四字，今只从党找办法已非上乘，若并此无之，则立场全失，敌方全胜，天下其谓之何？”同时，将萧、邹二人的意见，由对陈决裂，“折衷”为“抽象的征其意思，便已尽我人对同志之义务”。胡汉民判断，事到临头，陈“必无明确极端之表示，不过不敢负责耳”，“得其完全赞成固佳，得其含糊默认或含糊推宕都无问题”，只要“开得成会，则任渠与门之一方如何说法”。[16]针对陈济棠“不忘情于对门讲话”，同时与自己“亦正有商量讲价的意思”，胡指示了处理对陈关系的“四项原则”：“1、不太外视之；2、不使负全责；3、不须费巨款；4、仍留讲话余地。”为化解萧、邹二人的焦虑，胡一再强调称：陈之性格素来是“小心太过，优柔寡断的毛病，必不至于极端拒绝。而临时以老辣简便之手续行之，且多归责于弟，事当可能，亦不至弄成内部意见。”[17]

    “原则”问题解决后，胡更详拟了具体操作办法，认为“一切当取以简驭繁之手段”。关于代表问题，胡主张：“人不求多，来粤不求其早”，“其实即不必招呼远地而只由在粤之本省外省同志集会，已可以充数而为全国之代表。且虑外来者不尽可靠与能听话，反为啰嗦。”[18]此外还须“留意”：军队党部似不必邀其推选代表，“因料绅属必难派人参加，不属来而绅属不来，更比齐电署名为难看”。[19]对已选举到省的代表，因尚未知晓在粤开会的真相，“彼等目的原本为到宁出席者，则不如趁早遣之”；“若为忠实同志，将来真堪派定者，或系南洋美洲从远道来，既无毛病又不便令其往返徒劳者，则可假借公共地方，如中大旧址为招待处，自可较为省费”。代表的招待规格，胡强调“穷人有穷的做法”，“往例之日须招待费若干元，此不能援为成例，而我人于此亦一试金石也”。关于经费问题，胡认为“既要其勉强将就种种，又要其大破悭囊，则事必败坏”，因此“须力求节省，须以十数万为标准，过此以往，则无从筹措”。胡反对铺张声势，告诫称：“开口奶一吃错，开盘过大，即费大款仍无益于事，仍无以满拉杂分子之欲望，万不宜贪图热闹，至于实际受亏。” 时间问题，胡强调：“开会亦不在乎几多日，愈捷速完事愈佳也”，“至准备要好，要干净，而开会须在宁方之后，不必急之”。 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为达出奇制胜之效，胡主“实者虚之”，暂为沉默。对内“进言不可太早”，“非畏绅也，畏人有太愚拙不谙事理者，令我人内部闹出笑话也”[20]；对外不可随意发电，因“如我人不更进行，则电报谈话多多不碍。今我人已确定进行办法，严厉批斥彼方，无以过于齐、有两电所云，若火气转逊，人且疑为想与彼方讲价。”[21]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若日方借款得手，形势将更为主动。[22]为确切了解日方的态度，胡决定趁和知返国之际，派陈中孚偕行前往接洽，指示：“此行重在联络，促进其实际行动，由事实合作达到平等友善。倒[例]如俄、土、奥不取外交传统政策，亦即大亚主义之真谛也。”[23]

骑虎难下 

    胡汉民精心“设局”，只待时机一至，迫陈“上虎背”。可谁知，世事有如白云苍狗，变化莫测。出奇制胜的一招，最终反令自己骑虎难下。 

     “齐电”、“有电”交相发表后，面对西南咄咄逼人的气势，宁方不与争锋，“埋头实干”。[24]为达分化西南的目的，蒋一面令中央党部秘书处复电敷衍，同时派与胡关系较睦的王宠惠前往疏解；另又派驻赣剿匪北路军第18军军长罗卓英南下晤陈。蒋不仅专意“西南”，更具全局战略眼光。10月4日起，蒋开始出巡汉口、洛阳、北平、西安等地。胡汉民分析其对手道：“门到汉、到豫、到平、到西安，俱必有作用，盖不止双管齐下。其对西报谈话，欲以戎手归咎西南。”[25]对延期一事，胡深恐蒋“用对闽时之故智”。胡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记得当时中全会再三展期，而一到十九路军被打破，则哲生等望其稍延数星期而不可得，故蒋曾公开的说：‘闽变未定，西南有许多说话，闽既取得，即便寂然。’今兹必因布置未周，或运用上尚无把握，故又欲延会耳。”[26]

    明知蒋之用意若此，诸元老因在“内耗”中透支过度，身心疲惫，已无可奈何。[27]在萎靡困顿中，当“和平使者”王宠惠问及“延会”意向时，萧表面“故作忙语”，答曰：“今日两广军事当局之积极备战者，所为何事，固不待言。吾人固渴望和平，惟视宁方之能否彻底觉悟焉耳。”其内心实求之不得，致函胡道：“以弟近日之观察，绅士中怯已甚，苟非和记货件到手，则在此紧要关头决不敢再示强硬，若藉五会延期数月，俟货件到手再行寻衅，亦未始非计。”萧所担忧的不是对蒋，而是担心陈济棠“假使五会延期，货物得手，而彼仍拥兵自重，则将若之何，此则深可虑也”。[28]胡汉民甚至一度担心“延会”之议落空，谓“今已距开会不过旬余，若尚未闻延会之确讯，则恐连延会一句话亦系缓兵之计”[29]。 

    延会之举，宁方收获好评如潮。时论谓：“今兹展期开会，实出中央委屈顾全之意，苦心灼然可见。”[30]经历此番开会与延会之争后，西南局面更加分化。陈济棠已使林翼中明白告诫诸元老，欲与宁方妥协，并抱怨元老谓：“前日齐、有两电发出，惹起金融恐惶，致省行须输出现金三百万云”。见粤陈态度如此，萧佛成失望至极，只得密对同志言：“君等欲求出路，须待讨贼军到达长岳或四工先生（胡汉民，作者注）得握权，在此时不宜有所活动，以自取罪戾”。在萧看来，粤陈之为人虽不能如蒋之为恶，“但亦奸而不雄，且自诩智略”。总之，陈与蒋皆“一丘之貉，但知保一系之贵富尊荣，而恐为他人知其内幕，故对于有主张、有节气之士，皆在必排之例”。萧佛成绝望宣称：“吾人利用此种人，使与门斗，是何异刘玄德欲藉袁本初之力以讨曹也”。[31]

陈济棠对桂方的托辞是，湖南方面何键“尚无若何表示，倘门以数师兵来犯，甚难应付”。据元老观察：见粤陈如此“中怯”，李宗仁“极为婉慨，无怪其不如月前之奋兴”。[32]21日，李宗仁乘车赴河口转轮返桂，回粤日期未定。桂李的突然成行，令胡汉民心生忐忑。桂方驻粤代表王季文虽力言李并不信种种谣诼，但胡依然疑虑重重：“三人成虎，门平素已极分化之能事，况绅态度向来难测耶。故不何以必于此时返去，若无他种必要，则大可寻味矣。”粤陈的态度经林冀中之口已“情见乎词”，值此内外交困之际，桂李又蹊跷离去，胡不禁忧叹道：“事更棘手矣”。[33]

    令胡汉民“棘手”之事，远不只此。大会宣布延期后，胡欲由执行部出面，召集开一“代表同志联合会”，表示“团结其精神”，而后“分别资遣之”。然代表们怎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11月初，各代表连日在中大开讨论会，大肆攻击邹鲁“包办”（因邹鲁具体负责西南党务）。[34]萧佛成对此事非常焦虑，“恐这班人终归闹出乱子，摆出流氓式系人耻笑”。邹虽受到攻击，态度“极为坦然”，认为代表的要求“皆属善意”，因此对于代表们应妥善安置，“不宜仅以遣散名目行之，宜作为因党务或军事派出各人往各方办事”。萧认为邹的办法“甚不斩截”，“既由军党各事派出，则必有工作，将来此班大贪继续要求，则如何能够继续供给，故此点切须考虑”。[35]

    萧、邹虽对遣散代表意见不一，但皆为代胡受过，胡不好再说长道短，只得未置可否，称：“各省市代表事，鸣老忧虑之，衣兄乐观之，皆是也。”对邹遭受“不平之鸣”尤能“处处坦然”，胡大加颂扬后，提醒其注意“一切善遣”，否则“人多而杂，既无使负何等责任之可能，又不能保持秘密。甲得请则乙怨失望，得满意者少，不平失望者转多”。最后，胡以“闻亦有多数明白者不肯乱闹”自慰，并以“已是一场试验”作结。[36]

    “试验”过后，“真金”无几，“泥沙”翻涌，此时此刻，胡汉民内心之甘苦，可想而知！ 

决于川黔 

    大会延期，政治解决的隐忧刚刚解除，军事进攻的警报频频传来。西南军情恶化，起因于“剿共”形势的突变。本来，西南与“共”并存，一时无忧，“有共产党拦住”，蒋“因共不能即来”。面对元老“岂非我以共为缓冲”的困惑，陈济棠得意宣扬：“共岂能剿灭哉，我整理巩固我之边围耳”[37]， “我非合力剿共，实则我欲占地盘耳”[38]。 1934年10月下旬，“赣南赤军被中央军所迫，使其突走”后，西南形势骤然恶化，一方面不得不与共敷衍，更时刻“须防蒋军藉追击共军为名，乘机跟踪而来，使我猝不及备”。[39]

    面对危局，患得患失的陈济棠已应对乏术，焦头烂额之际，只得密派林翼中“赴港问计”。因担心自己态度前倨后恭，遭人见笑，林之赴港神神秘秘，对萧亦“不敢实告”。萧在函胡笑谈此事的同时，也据实告称：“毋论如何，观门方现在之用意，似对粤实干，而放弃前此先图湘图桂之战略，如门方对粤果用实干，则甚可虑也。”[40]胡毕竟有过“说不尽从来积惨”之经历，政治经验丰富。当蒋有意“延会”时，他早已计及“延会中间党与政治亦非无办法”，“为今之计，最宜扩大剿共宣传，要促内外舆论迫到门非移其主力，亲自督师入川，而我军则与湘、桂、鄂扶同而进，正面之压迫可缓，军事上自无危险”。“促蒋入川”确是妙计，“即属正义，亦是难题”，但“恐门不肯为之耳”。[41]

    “迫蒋入川”首须发动宣传战，制造舆论。由于粤方“缩短防线”，红军乘机西撤，陈济棠这才“忧容顿宽”，但宣传一事却因此“弄得无限波折”。陈融致函胡汉民，详述原委道：宣传一事“初则由翼记（林翼中，作者注）语弟，谓绅赞成此举，故报告于兄，得兄覆函后乃再商于翼，可否在省港各报尽量发表且加以批评，翼记答允照办。弟乃做好新闻后再交翼记阅过，于即日交报发表，而即晚尽被检去。翌早鸣翁愤甚，乃面质翼记，翼记乃枝梧其词。弟觉得已中猫尾计划，此后乃不再发现，只有《中兴报》谆谆而已。昨日鸣翁再做文章，交省南风社，而各省报仍不见登，则又被检去也。”[42]萧佛成为此“极愤”，寻着李汉魂连连质问道：“党政军何故不能一致，吾人事事为拥护该绅，而该绅何故而不开诚？如宣传一事，新闻由执部、政会发出，而又经该绅允许，而结果如是，部、会要来何用耶？”“门神于与粤为仇者，无不延纳，而该绅则偏对于同乡者忌之、远之，岂非失败之一端耶？”[43]

    事已至此，胡不由得羡慕对手道：“客有自金陵来者，谓门派报纸极力宣传和平合作之调，而水云派（汪精卫，作者注）则极力挑拨攻击西南，真各言其是耶？抑会意之扯猫尾耶？惟电报言门已回行营，则第二说为近。所可叹者，他人之猫尾以对外，此间则对内耳。”[44]胡见陈济棠不愿公开向蒋示威，只得借准备出席五中全会之机“别授训条”，“使能避开本身”，“如运动四川人要求入川之类，与绅无直接关系”。[45]陈济棠这次果然欣然同意，西南执行部例会得以顺利通过“请宁方移兵剿川匪”，具体办法均由他人代言。[46]

时局危急，外力自然关键。但此时为胡所重的“和记路线”却在日本方面遭受质疑：一是蒋未必即于此短时期内动手；二是陈济棠似未下大决心。胡于是“力为和言”：“门已进兵，稍触即发，此点须详为报告。至乡绅决无变心，但恐其气馁，渠最注重两事：一得机械则军心安，一得款固金融则民心安。金融事尚可从长计较，机械则须速成，以壮其气及一般将士之气。此时只要乡绅不怯，能保守得住，吾事即济，不必奢望其出兵中原。”为打消日方的疑虑，胡授函王季文，安排和知与粤陈会晤。[47]

    11月25日晚，在胡的引介下，陈济棠与和知晤面。陈一反原先的冷热无常，将和知“当自己人一样”诚心言道：“十九年以来始终一贯，所缺者惟械与力、衣（指枪械与物资，作者注）”，恳请和知告知“日方进行实在到如何程度，及力、衣有无切实办法”。和知明确表示：日方对援助西南“已十分决定”，请陈“万宜决心讨门”，“十二月中○行可成立”，飞机则劝陈“必买为佳”。陈济棠怀疑日机速度不及蒋的意大利飞机，和知极力辩驳，谓最新日机注重升降。西南对日的秘密交涉，自然影响到其公开的对日主张。在商议对付五中全会办法时，西南决定对日只用笼统的“救国”、“收复失地”等名词。[48]

    党事延缓后，宁方借剿共战事“大功告成”之机，将“安内”重心转向地方实力派。11月27日，蒋、汪联名发表“划分中央与地方权责宣言”（即“感电”），公开宣示“和平统一”的政治立场。同时，又以“短兵相接”姿态，调整军队编制，下令撤销赣、粤、闽、浙、鄂剿匪战斗序列之东西南北各路军总司令部。仅委任顾祝同为驻赣绥靖主任，蒋鼎文为驻闽绥靖主任[49]。对陈济棠的出处则虚位以待。为表明合作“诚意”，以示形式“郑重”，蒋一面派遣孙科、王宠惠南下“劝驾”，一面亲笔手书，并联名中常会诸常委，致书胡汉民，“深盼先生驾临京沪”。 

    对宁方借“均权” 之名行“统一”之实的一套说辞，胡汉民认为，从学理上“推倒其说并非难事”。[50]但若事实上加以驳斥，一则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甘愿充当“和平统一”的破坏者，正中宁方“嫁祸于人”的圈套；二则还须看实力派脸色行事，“以实力者之立场”，“不欲速寇敌之至，即不能为正面之反对”。[51]

    “和平统一”政治立场一失，西南即刻陷入“集体失语”的尴尬境地。其公开宣传只得在承认“和平统一”的前提下，循着宁方预先铺设的“合作”轨道，发出“一个最简单的先决问题”、“我们最低限度的期望”之类乞怜般空洞、乏力的呼吁。[52]鉴于公开立场已失，12月6日，西南在回应汪、蒋“感电”时，只能重提旧事，要求立即实行上海和平会议及四全代会所制定的“和平统一成案”。但另一方面，胡汉民在进行幕后交涉中，不仅条件先行，且定求“事实之证明”。胡在与王宠惠、孙科会晤时，驳斥宁方空谈笼络感情，仅注重形式上的握手言欢，不恶而严地声明其主张：“根本则接受二十年成案、与齐、有两电，而治标则凡三事：其一须即开放人民言论集会之自由；其二须确定入川剿共，对两广不作大兵压境之威胁；其三对于此间朋友同志不得敌视，而猖獗杀人之组织须即解散之。”胡之“主张”，宗旨虽严正，但措辞和缓，不会被蒋“指为绝人已甚，而为种种之藉口”，又“可试其诚意之有无，而得事实之保障”[53]，确是识透了对手的心思。 

    胡汉民对蒋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时任中央党部秘书的王子壮曾亲历其事，在其日记中详述“请胡来京”的经过： 

    ……请胡来京之函由各常委署名，汪先生起草，经余于上星期四缮正者。辞意委婉，有五中全会期近，务恳先生即日来京……定策决疑等语。叶先生（叶楚伧，时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作者注）持请各常委签字后，又嘱余另缮第一张。因蒋先生对以上诸语，似嫌过火，均用红铅笔涂去，改数字为务恳先生驾临京沪，商洽一切等字。于此应注意者，蒋先生只希望驾临京沪，是不欲其重掌政权，形迹至显。[54]

    胡深知欲处于强势的对手证明其“诚意”，关键不在“得理”，而在“得势”，因此“军事布置尤为重要”。“粤桂湘须先有军事之统筹办法，融成整个的力量，勿使寇敌施其各个击破之谋”，同时“宜具体的确定对滇、黔方略”。[55]12月11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名发表“真电”，以追击“共匪”为由，请缨入黔。“追剿”只是借口，实际意图为协助黔军驱共入川。[56]胡虽对“真电”的形式颇有微词，“有疑为太过就范之表示”，但“精神实质所关者重大，且惟如此，更得内外之同情”，蒋虽已“占不少便宜，然彼亦因此更难应付”。在黔局未定的情形下，胡认为“即宜作一切准备，能急速与彼争黔最为要着”。 

    胡在着力“争黔”的同时，不放松“觅争立场”。孙科返京后，迟至五中全会闭幕，宁方一直未有回复之意。胡于焦急不安中，决定将幕后交涉条件公之于众，以候舆论的裁判。“盖此番来往，我们已被人占便宜不少，再迟则彼和平统一之假口号成，借债之举亦成矣。且久久无言，不审渊如（孙科，作者注）与夫已（蒋介石，作者注）说些什么，夫己氏且可以言行不践者归责于我，故再难点尔而息也。” [57]

    胡对“主张”的执着绝非单纯意气用事、固持己见，而是出于对政治形势的准确预判。宁方的答复含糊其辞，确无诚意。滞留在粤继续交涉的王宠惠对胡之举动，由“大惊疑”转而“大欣佩”。胡则借机“微讽”：“欲门之就轨范，须先不入其牢笼，即阁下亦宜知所自处。”[58]再电的结果，蒋的态度依然暧昧，但预留转圜余地，邀请王宠惠于圣诞节前面商。王临行前，胡告诫三点：“一、彼方不宜辄及见面事，有种种理由；二、实事胜于雄辩，如我宣言；三、无论彼方对君若何推重，总以先返欧洲一行，至不得已而后返。如此，则东西洋政治家道德都说得过去。”[59]不欲轻易见面、要求事实之保障、欲调人暂时离去，显然，胡之“争立场”实为应对西南危局的缓兵之计，欲借机配合争黔的军事部署，主动逼迫宁方表示“诚意”。 

    胡虽在“相当范围内”“以西南利害为前提”[60]，而同时也为自己的出路问题忧虑不已。蒋之“拆术”极其毒辣，陈济棠却偏“知之而自蹈之”，态度忽左忽右，从“不以其秘示人，俾门有以操纵其间也”。胡在慨叹“合纵之难过于连横数倍”的同时，更感苦闷的是，对此“自顾其私不尽开诚相与者”，自己不仅“仍不可率然识破”，同时更要“以维系之不失为善计”，否则便“同上门之大当”。[61]

    胡对粤陈“倾向已定”的担忧也不幸应验。陈为获取实惠，于五中全会开幕后，12月10日，忽然决定派财政厅长区芳浦参会，向宁交涉在沪发公债、粤糖运沪，并报告兵工厂等。见粤陈“皆为降之表现”后[62]，邹鲁无奈地向胡感叹称：“我辈以暗驭明，虽有张良、陈平之谋，亦何补于刘璋？故我辈此时先求立场，庶进退裕如。在此时机一经放过，少老（唐绍仪，作者注）前车为可鉴耳。”[63]据此可知，胡等积极“觅争立场”，同时也是为了防止遭陈暗算，欲通过与中央的交涉，为自己“争出路”。 

    宁粤双方表面相互试探“和平”诚意，暗中积极部署夺黔，五中全会于“平静”中落下帷幕。对今后时局之发展，双方竞相对外言“和”。[64]深思之士则对和平的前景忧心忡忡。王子壮通过细心观察事实，怀疑孙科、王宠惠的乐观论调为“文饰”，惋叹“在社会方面于不知真相中，仅聆得孙王之言论，以为欣然可喜，讵知事有不然者在也”。[65]胡汉民一语道破时局之症结所在：“僵局能否打开，专视剿共之能整军以出与否为断。”[66]

余论 

    为应对西南的被动局面，胡汉民欲于“矛盾政策”中，找寻出路。因无武力可恃，胡身陷矛盾之中，进退失据。无奈之中，胡欲借五全大会召开之机，“从党找办法”，“以党取攻势”。未料，“自行开会”之举，锋芒所向，未曾伤及中央，却几令西南“散伙”。这一情形应是西南反蒋“表象”背后的真实底蕴。 

    全国代表大会，从法理上言，当为国民党之最高权力机关。面对来自反对派的质疑，中央以“延会”之举，巧妙避其锋芒。以政治手段言，此举可谓明智，凸显中央委曲求全之姿态，亦令对手无辞应对。“延会”之所以如此轻而易举，因从实用角度来看，“开会早迟，于党国一切大计之进行，毫无影响”。可见，在当政者心目中，党之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远不如其法定意义般至高无上。作为权宜之计，五全大会自可延之又延。待标志着“团结统一”的五全大会最终得以召开，国民党内的忧时之士已对“党”失去信心：“本党之民众的基础渐渐失去，此为不可讳的事实，而能发挥党的效用者只有政治的作用，如此次五全大会其最著者也。以中央与广东之对立，乃以党内大会之故，挽其来京，相聚一堂。蒋先生亦欲利用此会使各方利益均沾，如中委之分配等俾各满意以归，党的作用亦不过如此而已。即此些许作用，亦未尝不因外交压迫之严重有以致之。蒋乃利用时机，促成团结，合力以对外。”[67]

    开会与延会，“和平”与“剿共”，西南与中央间表面之文字战争，均为缓兵之计。最终决定时局走向的，是川、黔局势的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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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9月）11日，《函电稿》，第9册第29卷，第7件。

[2]《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9月17日，《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24件。

[3]《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9月）22日，《函电稿》，第13册第40卷，第28件。参见《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9月）21日，《函电稿》，第6册第16卷，第23件。

[4]《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9月）26日，《函电稿》，第13册第40卷，第27件。函中，陈济棠向日方表示：“门现时如何对付西南，我西南尤其是广东应以全力应付，故必求器械充足”，“飞机外，并要求大炮，求最新式，求全帮一齐到达，以免不能敌门及或为门所乘”，“会之前后必有事发生，如可，应要求请快快决定”。

[5]《陈融致胡汉民函》，《函电稿》，第13册第40卷，第31件。

[6] 据10月1日，《申报》“香港电”：陈济棠自9月27起请假，至10月1日始返总部办公。转引自《<申报>广东资料选辑》第14辑，第74页。

[7]《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9月）25日，《函电稿》，第13册第40卷，第30件。

[8]《有电发表后之西南党政军当局联络及准备》，1934年9月27日《香港工商日报》，“粤闻”专栏。

[9]《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9月）22日，《函电稿》，第13册第40卷，第28件。

[10]《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9月）23日，《函电稿》，第5册第15卷，第23件。

[11]《胡汉民致陈融函》，《函电稿》，第6册第18卷，第15件。

[12]《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10月）1日，《函电稿》，第13册第40卷，第29件。

[13]《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0月）2日，《函电稿》，第5册第15卷，第19件。胡认为：陈“不能取攻势，自然有许多估算，惟决不能以此三连制之四团为藉口”。因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之方是助桂增兵，李宗仁曾为此“再三求其帮助”，终因“听者藐藐”，亦不能“覥颜多说”。胡因食过陈之“猫面者”，亦不愿多言，只得寄希望于日援“有着再算”。

[14]《胡汉民致陈融函》，《函电稿》，第6册第18卷，第15件。

[15]《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10月）4日，《函电稿》，第9册第29卷，第47件。

[16]《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0月5日早、午两函，《函电稿》，第5册第11卷，第9件。

[17]《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0月）6日，《函电稿》，第5册第11卷，第11件。

[18]《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0月5日早，《函电稿》，第5册第11卷，第9件。

[19]《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0月）6日，《函电稿》，第5册第11卷，第11件。

[20]《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0月5日早、午两，《函电稿》，第5册第11卷，第9件。

[21]《胡汉民致陈融函》，《函电稿》，第6册第18卷，第15件。

[22] 胡汉民此时对日援非常看重，借白崇禧“只要拖得住爵绅，大事可办”，“外交有办法，即操胜算也”诸说，力劝萧“果此事须即着手，不可萌消极之意态”（见《胡汉民致陈融函》，《函电稿》，第5册第15卷，第6件）。萧与和知晤面后，表示“断无消极意”，且认为“此事吾人自应破釜沉舟”。萧担心的是，“恶佬眼热要钱”，自“欲一手揽尽”，否则“多方阻挠”，因此建议：陈“果不来，则尤佳，渠不来，则不、香（李宗仁、白崇禧，作者注）亦足为之。一有办法，渠当要来求我，岂不甚善？”此段叙述根据下列两函穿插整理而得：《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10月）6、7日，《函电稿》，第10册第30卷，第25、26件。

[23]《胡汉民致何世桢、陈中孚电稿》，1934年10月17日译发，《函电稿》，第8册第25卷，第50件。

[24] 10月3日，蒋介石致电汪精卫，商议五全大会展期事宜，电称：“查此次大会虽格于党章规定，不能再展，然曩岁三全大会实际固照党章已逾期两年之久，始行召集，业有先例，本届大会去岁亦以陈（济棠）李（宗仁）等一电之请求，而延期一年，倘今年西南方面仍可正式申请，似以勉询其意，继续展缓为最宜。但使党内党外咸知此举非出之中央，则各方当无可责难，将来彼辈亦无法反唇相讥。且开会早迟，于党国一切大计之进行，毫无影响，而不授以隙，则赖以安定人心，完成剿匪者所裨实多。”见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台北，1978年版，第105页。

[25]《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0月）15日，《函电稿》，第5册第15卷，第10件。

[26]《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0月）15日，《函电稿》，第5册第15卷，第7件。

[27] 萧致函胡称：“弟月来受时局之刺激，致患失眠病，每夜只能入眠三四小时，一日三餐仅恃糜粥，精神极其困惫……弟近感于国事及社会现状，忧闷已极，所以未即行者，徒以有先生在，且党国一线之生命尚未至未绝望耳。每宵入眠仅三四小时便醒觉，既不能读书消夜，复不能僵卧待旦。”见《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10月17日，《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33件。

[28]《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10月17日，《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33件。

[29]《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0月）22日，《函电稿》，第5册第15卷，第16件。

[30] 社评：《五全代会延期以后》，1934年 10月29日天津《大公报》，第2版。外电亦称赞有佳，称“中央政府此举，殊为聪明。因此项延期，可消灭粤方之不满，避免五全代会中提出特别问题，使胡汉民等一派人事之面子，得以保全。同时努力于调和冲突意见之工作，并使西南政务委员会寿命延长，如大会开成，该政委会势必取消。各政治家均认此时非召开五全代会之时，故此项延会，使有关系之政客，得稍告慰。故延会之举，京粤双方，殊表欢迎。”（《美学者谈西南近况》，1934年11月19日《北平晨报》，第3版。原文刊载在北平英文《时事日报》上，为美国“世界现势研究会”研究主任杨瓦特，游粤后向该报记者发表的谈话。）

[31] 胡汉民与萧佛成、邹鲁等人的私下通信中，经常借用传统的“三国”政治资源，在某种意义上说，战前中央与地方间博弈可以说成是民国版的“三国演义”，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政治文化现象。

[32]《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10月20日，《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34件。

[33]《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0月）22日，《函电稿》，第5册第15卷，第16件。

[34] 11月8日，各省市代表前往执行部请愿，要求三件事：一、请开五全大会，二、贯彻齐、有电主张，三、代表要公推。见《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11月）8日，《函电稿》，第9册第29卷，第49件。

[35]《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11月）8日，《函电稿》，第9册第29卷，第49件。

[36]《胡汉民致萧佛成、陈融函》，《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10件。

[37]《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5月）24日，《函电稿》，第10册第31卷，第16件。

[38]《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3月）24日，《函电稿》，第10册第31卷，第18件。

[39]《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10月30日，《函电稿》，第10册第32卷，第2件。

[40]《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11月3日，《函电稿》，第10册第32卷，第3件。

[41]《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0月）27日，《函电稿》，第5册第15卷，第13件。

[42] 《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11月）13日，《函电稿》，第9册第29卷，第48件。

[43] 《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11月）13日，《函电稿》，第9册第29卷，第35件

[44]《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1月）14日，《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5件。

[45]《胡汉民致陈融函》，《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16件。

[46]《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11月）26日，《函电稿》，第10卷第31册，第41件。函中所列具体办法如下：“其一，由川籍中委在五中全会提请宁方移兵，专办川匪。其二，造成内外川人请愿运动，其办法则以非正式之方法出之。其三，应把握全国商人、工业家、银行界畏共与不愿内战心理，在津、沪各地造成请求移剿川共及防止内战运动，以督促宁方移兵剿办川共。”

[47]《胡汉民手迹》，《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14件。

[48] 《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11月）26日，《函电稿》，第10卷第31册，第41件。

[49]《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134页。

[50] 在胡汉民看来，均权之说“本由西南提出，本意并不如是。政本既定，乃可言法制形式。今断章取义，作为我方已承认其为中央，而求确定地方之权限者，则遂占上风矣。”见《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1月）28日，《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24件。

[51]《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1月）28日，《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24件。

[52]《社论：一个最简单的先决问题》，1934年12月4日《香港中兴报》，第1张第3页；《社论：我们最低限度的期望》，1934年12月7日《香港中兴报》，第1张第3页。 

[53]《胡汉民致陈融函》，《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20件。以函中“孙昨搭船”一语，判定其时间为12月9日。

[54]《王子壮日记》第2册，1934年12月5日，第173—174页。

[55]《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2）月5日，《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23件。

[56]“真电”发表的前一日，李宗仁在会晤贵州省主席王家烈驻粤代表时，沟通双方意图称：“匪志在入川，绍兄（王家烈，字绍武，作者注）虽亲出防堵，然众寡悬殊，关于黔东方面仅可放弃，任其通过入川，只须注重南北两路防务，拱固省垣，藉免无谓牺牲”，“一方可与桂联”。见《广州俭良致王家烈鱼电》，1934年12月10日，台北“国史馆”，《阎锡山档案》，缩微胶卷，第66卷。

[57]《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2月）15日，《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26件。

[58]《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2月）17日，《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25件。

[59]《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2月）18日，《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27件。

[60]《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2月）4日，《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22件。

[61] 此段叙述根据（1934年12月）8日、9日胡汉民致陈融两函穿插整理而得，《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21件、第19件。

[62]《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12月）10日，《函电稿》，第10册第31卷，第12件。

[63]《邹鲁致胡汉民函》，1934年12月10日，《函电稿》，第10册第32卷，第30件。

[64]《萧佛成谈宁粤合作问题告一段落》，1934年12月17日《广州民国日报》，第2张第2版；《孙科在中央纪念周之报告，真正统一即和平》，1934年12月19日天津《益世报》，第1张第2版；《王宠惠昨由港抵沪谈，团结工作已达第三步》，1934年12月22日天津《益世报》，第1张第3版。

[65]《王子壮日记》第2册，1934年12月18日，第180页。

[66] 《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2月）17日，《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25件。

[67]《王子壮日记》第2册，1935年11月16日，第508页。 

《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