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西南事变时蒋介石想利用我倒陈济棠的一幕 / 林虎

1936年西南事变时蒋介石想利用我倒陈济棠的一幕

林虎

　　1925年，我在东江战事失败后，将军队交给刘志陵率领，离军经赣州、南昌、九江到上海闲住。1927年，北伐军占领南京、上海后，我恐蒋介石报复东江之怨，个人避往天津，家眷则仍留上海。其时李宗仁常来上海，他曾任我部（广东护国第二军）营长，和我私交很好，到上海时来我家探访，知我已避往天津，嘱咐我家人叫我回上海安居，并力言蒋介石决无报复之事。我得信即回上海，李宗仁曾过访数次，和我详谈。我还不大敢相信蒋介石，问他：“蒋是不是真的不算旧帐？”他说：“旧帐是不会算的，但是目前你在军政界露面还是不大适宜。”他见我闲居无聊，家境亦感困难，长住下去不是办法，力劝我去欧洲游历两三年，再回国经营实业，至于所需的费用，他负责向一些旧日朋友筹集，每年可望得8000元左右。我正处在困境，就接受他的建议，把家属安顿在上海，自己办好出国手续，乘搭法国邮船到法国的马赛、里昂、巴黎各处游览后，转到英国伦敦小住。

　　1929年，接上海家信，说新桂系和蒋介石已经决裂，发生战争，新桂系失败，李宗仁从前答允负责的经济已靠不住，希望我赶快回国，以免流落他邦。我接信后，即刻回国，因怕与李宗仁的关系为蒋所忌，不敢迳返上海，而在香港停下。我打算此后常住香港，就在香港新界乡村建筑小楼一栋，将家眷接来香港同住。

　　1935年冬，杨永泰在蒋介石处当秘书长，吴铁城当上海市长，这两人都是相识旧友，过去交情很好。我去欧洲前曾留有猎鸟猎兽枪各一支在上海德商艾克甫家，我妻詹慧云也有首饰放在上海银行保管箱，想去取回，就启程到上海去。这时杨永泰每周末必回上海家居，星期一早上才回南京，他知我到了上海，自动来看我。我仍对蒋介石不放心，问他：“蒋还会翻在东江的旧账吗？”他说：“绝无其事，你大可放心。”他又说李根源住在苏州乡间，老朋友亦多年不见面，你应该去看看他，也顺便打打猎，他并替我办好枪照和猎照。于是我就到苏州善人桥访李根源。并在他那里住了一个多月，整天游玩和打猎。回上海后又得一位朋友的介绍，借得南翔镇外广东村的一座小洋房小住，一住就是4个多月，这时已是1936年的初夏了。

        就是这个时候，新桂系军阀和广东军阀陈济棠酝酿反蒋，不久就发生以抗日为名，而实为反蒋的“西南事变”。事变发生之初，杨永泰派林温伯来访我，转达杨的意见说，杨已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拟要以我名义，给我巨款去搞乱陈济棠的部队，使之与陈脱离，听命南京“中央”。他知道，陈济棠所属的师长中有一半是我的旧属或与我相好，他并说我去活动一定有效，问我要以什么名义和多少款项。我和陈部的师长虽多相识，如黄任寰、巫剑如、杨鼎中等，过去都是我的亲信部属，我在香港时他们常密派代表和我联系，但我和蒋在东江战场相见，宿怨极深。现在纵许他念一时利害关系，不提旧恶，但我和他终是关系太浅，而他又是一个言而无信、反脸无情的人。我这几年来就眼看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一个个给他搞垮，甚至下不了台。我假如受蒋利用，即使卖了力，成了功，但以后如何相处？到时他又来个反脸无情，把我搞垮，我怎样对得住跟我走的旧部和友好？经过考虑之后，我婉然拒绝了杨永泰的请求，请林温伯转告他说：“我和陈部的旧部旧友相别已久，他们倾向如何，现在毫无所知，实有无从下手之感，所以不敢担负这个重责。”但他仍派林温伯来一再纠缠不已。我想假如坚决拒绝，我现在住在上海，是蒋介石的势力范围，因此而引起蒋介石的不满的话，对我非常不利。最后就半推半就地说：“待我回香港看看再说。”于是就携眷搭轮返香港。

　    谁知到港不数天，就患病发高热，为便于治疗，移居于六国饭店。病刚好一些，杨永泰又派一张某（名已忘记据说是军统重要人物）持林温伯的介绍信来看我。他说他是广东廉州人，从南京经上海来的，经他们调查清楚，陈济棠所部的师长，至少有半数是我可以说服他们倾向“中央”的，希望我努力担负起说服他们的责任。并且说已经得到蒋介石指示，如果需要何种名义，是在两广范围者，只要我提出，他即转达“中央”，5日内可以发表，需要款项，如在港币300万元以内者，3日内可以交付。我告诉他，我过去和蒋的私人关系太浅，交情不深，因此我用什么来使人相信，我有力量来保证来归的部队的生命、财产和地位的安全呢？一般人尚且不敢相信，何况陈济棠的部队，能这样轻信我的话而轻举妄动的背叛陈济棠？所以我感到对这件事情实在毫无把握。为慎重起见，我不敢买空卖空，致丧失我个人的信誉，同时也是为着爱护“中央”的“威信”和不轻易浪费“中央”的财帛。张某见话不投机，唯唯而去。未几，青年党头子曾琦又受杨永泰之托，来港见访。他除了转述杨永泰对我的要求外，并暗露这么一个情况：假如我能够把陈济棠的部队拉过来，广东的事情不通过战争就和平解决，把陈济棠去掉，那么杨永泰就有出任广东省主席的希望，因为这个计策是杨永泰所建议的。因此，他说无论为公为私，我都不应置身事外，就算不为蒋介石卖力，也请为老朋友帮帮忙。又说，假如有需要和南京的负责人直接商谈的话，杨永泰和陈诚均可来港面洽。我说，这件事不是我不愿帮忙，而是无从下手，无法帮忙。假如我不是为着老朋友着想的话，尽可以用谎话骗他们一笔巨款，马马虎虎应付一下，何必这样坚决拒绝，使大家感到不满呢？这正是因为我说老实话，不敢欺骗老朋友。这些话我已经对前两天来访的张某说过，不知他转达了没有。现在再请代为转达一次。曾听了失望而去。过两天张某又来过访，说已经将我的意见转达，上面认为目前既然有困难，自不便勉强，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望大力帮助。又送我港币1000元，说这是“蒋委员长”知道我生病，送给的医药费，这是私人交情，务请收下。我只好将钱收下。托他向蒋介石致谢。 

　　正在这个时候，陈济棠的几个师长或秘密到港看我，或派亲信到港向我致意，他们大都这样问：“隐公，你看局势怎样发展？我们怎么办？”不知是他们听到蒋介石有意思要利用我来搞垮陈济棠的消息而故意这样问呢？还是看见局势紧张而自己焦急呢？我替他们着想，假如脱离陈济棠投奔蒋介石，目前可能得到一些小利，但是迟早会被蒋介石吃掉的，因为他们不是蒋的嫡系，蒋决不会长久容得下他们。跟陈济棠走呢，只要陈济棠不垮，他们总有前途。于是我对他们说：“还是跟陈伯南走。现在情况虽然很紧张，但蒋介石问题很多，日本人的问题、共产党的问题、都是他的心腹大患，只要这下子顶得住，时局就会发生变化，到时就不怕。”谁知蒋介石想利用我来倒陈济棠不成，却从别方面收买陈部军长余汉谋反陈，从江西回广东，陈经营多年的空军也被收买，全部叛陈投蒋，陈在众叛亲离的情势下，垮台离粤。蒋介石的势力进入广东。这时我意识到我不能在香港住下去了，我和蒋介石既有东江的旧怨，这次倒陈济棠又不为所用，他的势力进入广东之后，港粤近在咫尺，他怎忘得下我？

　　我为预防蒋介石的特务对我不利，自己先行离开香港，乘轮船到梧州。李宗仁、白崇禧知我到了梧州，派小型飞机接我到南宁，和李、白见面时，李的态度是和往常一样，而白则很不自然。后来了解，白对我突然回来广西，非常怀疑。当时广西虽然请了许多反蒋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来广西，但没有请我，我是不请自来的。同时我又没有公开表示反蒋，因此他有些疑心我是不是负有什么使命回广西进行什么活动，甚至搞他们的鬼。后来白知道我曾坚拒蒋的高名厚利的诱惑，连陈济棠的部队尚不愿从事分化收买，对李、白的部队当然不会搞什么鬼了。我之回广西，纯是避难性质，他了解之后，对我的态度就好得多了。我为不使李、白对我多所怀疑，同时也由于香港生活水平太高，我经济负担不了，于是陆续把家眷迁回陆川原籍居住。

　　这时，李济深、张文、蔡廷锴等人都到了南宁，李、白召请他们开会时，也邀我参加。会上我力言蒋介石的弱点很多，利在速战速决，拖久了他就吃不消，时局一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反蒋一定要坚决，和他战斗到底，千万不可中途屈服。会上很多人都同意我的意见，李、白表面上也表示积极，并邀集多人商议对蒋作战计划，也请我参加一份。后来蒋介石因为国内问题和外交问题危机很多，不敢冒然对广西用兵，派程潜等飞南宁洽商和平问题，李、白则借此机会与蒋介石妥协，接受蒋的和平解决办法。一场轰动全国的“西南事变”就此结束。我本来不是为反蒋而是为避难而回广西的，他们怎样做与我关系不大。但自此我就在广西常住。

　　（李微根据林虎先生遗志及其生前口述材料整理而成）

《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