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魂、邓龙光投陈倒陈的经过
凌仲冕
李汉魂、邓龙光同是高州人,又是世交。同是黄埔陆军小学的第六期生,又同是保定系出身。开始进身军旅,也同是在魏邦平所领粤军第3师,到国民革命军成立时,又同投入第四军张发奎所领的第12师。直至投陈(济棠)倒陈,也是一致的。因此,说李邓是一体,并不为过。
在1928年,张发奎军(原第四军编整为第四师张任师长时,李任副师长,邓与吴奇伟、黄剑灵即黄镇球分任旅长)于枝江起义讨蒋,南下夺取粤政权,以为基础。误于桂系白崇禧屯兵西江不下,欲坐收渔人之利。使陈济棠得以合蒋(光鼐)、蔡(廷锴)的全力而应付,演成张军及郊(广州市郊)而退的一幕。西入桂省后,张军已成剩水残山的局面了。薛岳别有用心,拿着残存资本,写万言的悔过书,再度投蒋。得吴奇伟、黄剑灵等同是客语系的人物支持。李、邓便随张之后离开了。李去日本,邓在香港,虽然是各处一方,但感髀肉之瘦,则仍是一致的。
“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以武力侵略我国,人天共愤。而蒋介石却实行不抵抗主义,并说出什么“非统一无以抗日”,什么“先安内而后攘外”的胡言。陈济棠凭借当时的西南政权,玩弄两面手法,形式上承认蒋的军权统一,成立了第一集团军,把原有的西南政权取消。原属西南政权的海、空军,都要统一在他领导的第一集团军之下。又向蒋取军事补助费,配合蒋的“剿共”屠杀政策,派余汉谋的第一军侵入赣南红区。一方面在省内实行分区绥靖。以香翰屏任中区绥靖委员,以李扬敬任东区绥靖委员,以陈章甫任南区绥靖委员,以余汉谋任西江区绥靖委员。目的是压迫人民武力,扩展自己实力,企图在独霸南天的基础上问鼎中原。而人民抗日的怒火是燃炽着的,陈正好利用之,于是唱出抗日的调子,搞出什么延揽人材,整顿武力,准备抵抗等等一大套来。
李汉魂在“九·一八”后,由日回来。在港与邓会商了今后出处的决策。我是和李、邓搞得烂熟的朋友,曾问李:投靠陈济棠能有真正的前途吗?李的回答是:“这是手段”。从这一句话,就可知李、邓投陈的内心是怎样的了。
事先缪培南在李、邓未回之前,已接受了陈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的总参议之职,后兼任参谋长和教导师长。对李、邓之投入陈幕,是引线之一。陈的嫡系,除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的三个军之外,还有另树一帜的林时清。是高州人,任宪兵司令。是直接荐举李邓于陈的。还有陈奉为“木神主牌”的林云陔,当时是省主席。也是高州人。他是极之希望高州人能够更多地把握兵权,以待利用。对李、邓投陈,更是符合他愿望。所以李、邓一到穗,他就设宴欢迎。李、邓到穗的第二天,陈的总部,除了他的大老总之外,继缪培南的总参议之后,又产生了两个老总,就是李汉魂的总参事,邓龙光的总咨议。这就是陈济棠以抗日延揽人材为名的特设的名义。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虽然是不合李、邓的口胃,但也明知这是过渡的。我也由缪、李、邓的提名,当了第一集团军总部的秘书,派总政治部工作。在陈披上了空口喊抗日的外衣之上,添了一些色彩。
经过一个短时间,陈配合蒋的进侵赣南红区的计划,余汉谋出驻三南。而粤之北江,正是余的大后方。对于西北区绥靖委员的人选问题,曾经过数次的商洽。因为这个职务,是军事政治配合的。认为李汉魂是文武全材,遂得继余之后,任西北区绥靖委员。我的总部秘书名义就改派在西北区服务,同李一同去韶关。李就职时讲,不变动原有人员。但提出要求,不得贪污舞弊,不得违反纪律。如果发现,不是更动问题,而是惩办问题。其次是克尽职守。不能尽职的,那就欲爱无从了。所以原任的参谋长李郁昆,及政务处、军务处、军法处及总务科都没有变动人。又致各县长书,指出两要点:1、根绝贪污,收拾人心。2、发展交通,以利运输。召开了全区的绥靖会议,印行绥靖月刊,组织了视察团,巡迴到各县视察。自己还亲自出巡各县。出巡至连山县时,县长某(忘其姓名)被控贪污,查明是借架设乡村电话之名,未经报准征收费用,苛滥至征及过路费。李乃在县城召开群众公审大会,判处其死刑。这是当时一件最惊人的事。其他县长,不免有些因此而自危,因而向民厅省府请求急急自去的。李至此时,才开始荐保县长。又以各县长多是文人出身,不习武事,对地方武力组织,未能健全,乃成立各县编练处。主任由县长兼,副主任由绥署直接委派。实际上是副主任负其全责。因此,李在全区的绥靖进行,达到了在指挥上的相当如意。但还没有正式部队在自己手上。时大、小北江土匪还很猖獗。陈济棠看到李汉魂的成绩不错,乃以原由范德星所领的独立旅改编为独立第三师,以李任师长。团长陈伯英,丘桂馨等都是原来的。只有陈公侠当第2团长,才是李以第四军旧人荐举。其后各团长更换,还是由陈派来。如吴以起、梁国武、何麟遂、林国赓等,都不满李意,尤其是陈伯英是总部秘书处长陈玉昆之弟,有恃无恐,事事阻挠。连李主张的财政公开,也未能贯彻。部队的纪律也距理想颇远。故李对独三师的驾驭,是煞费脑筋的。李只好从营长级着手,以原第四军旧人李贡球,张云亮、林宴、陈兆舆、黄公宪接掌几个营,及以谭生林当副团长。在南雄应战红军之役,甚为吃力,才免于败。李事后,曾对我说:如果没有李贡球等,有战场经验,则此役结果,将不可知了。
当时陈济棠以兴建建设,在配合军事的条件下,开筑及完成公路和架通乡村电话,是最急要之务。李是竭力于此。韶雄公路是省道干线之一,而且是接通三南公路,以利余军运输的。李限期以六个月通车,亦能如限完成。其他如韶乐路、韶仁路等,都有快速的进展与加强,为各区完成公路之冠,而且建筑费较之建设厅设计定价大大降低,原因在于没有中饱。
在绥靖公署内的纪律,也是严谨的,不准抽大烟,不准宿娼,不准赌博,犯了的一经查出,就撤办。李的岳丈(吴菊芳之父)是绥署的顾问,带着他的马弁去花艇打麻雀牌。李也不得不把他撤差。这一件事的处理,在当时的风习来说,也算是新鲜的。
连阳的土匪恶霸莫某,遗祸地方已久,李剿平他并擒获置于法。对英、清、群匪,则以招降手法改编为地方武装,聚而缴其械,使无漏网,大小北江的治安也搞好了。因而李汉魂当时颇获时誉。
至于邓龙光,当了总谘议后,陈济棠实行统一陆海空军权,西南政权遗下来的空军司令张惠长被撤销,改为第一集团军空军司令。继而撤换了虎门要塞司令陈庆云。张、陈与陈策是一致的,陈策认为祸将及已,乃驶飞鹰舰率舰队赴琼州,图与陈济棠抗。陈以飞机炸飞鹰舰,负此责任的就是丁纪徐。获得陈给予一笔数目颇大的奖金。陈对收拾海军,是要费脑筋的。接管海军的人选问题,在他的嫡系中,找不出妥人。亦有不愿干,怕搞不好,就会葬身鱼腹。陈乃思及邓龙光。邓经过考虑,认为这正是自己显本领的机会。因为邓之弟邓鄂是黄埔海军出身,后始转习陆军的,对海军中人,不少素识。还有李庆文是海军前辈,是高州人,是邓、李的世好,知道海军内部派系,有拥陈策的,也有反陈的,利用矛盾,对海军的收拾与重整,并非难事。邓乃接受了第一集团军舰队司令之职。举李庆文为副,黎刚眉为参谋长。以戴振魂任秘书处长,关公健任参谋处长。人事分配,是健全的。故邓敢于向陈保证,此后海不扬波。陈如放下心头石一样喜出望外。邓于此时期更成了两棲军人了。
当李汉魂绥靖西北,正当开展之时,欲加速进度,尤其是对清匪方面,需要好的部队配合。时缪培南任教导师长,但是兼任总部参谋长,只宜驻防广州,就近兼顾。邓认为他可离开海军,全无问题,只要李庆文不动,谁来接任司令都拿不走自己的囊中物。协助李的事业进行,也只有教导师。因此,邓宁放弃舰队司令而当缪之副车,领师赴韶。此举对李争取绥靖成绩,是有帮助的。而且李、邓得以在韶多见面、多叙谈,共商此后发展计划,亦是一个好机会。
教导师经邓数月的指挥作战和整理训练,质量也有所提高。会日寇进侵热河,得寸进尺,国人更加痛愤,粤人群请北上援热。陈亦以为是一个机会,乃抽调所部的请缨官兵,编成独立第四师,号称抗日军。这个师的师长人选,就必须有在国内战场上有过名声的人。在北伐时期,邓龙光是在攻下武昌城时,生擒了固守武昌的强悍军阀刘玉春的。炸飞鹰舰事件,也是全国报纸都有登载,他又是收拾海军的人。因此,邓便被任为独四师师长。师部是完全新组织的,都是邓的自己人。
邓当师长的作风,是与李不尽同。是争取旧人,而不是排斥旧人。提升的人,都是陈认为是他可信的。因此,陈便认为邓无野心了。而部下也认为只要努力,便有前途,不会被排斥。因而全师是团结的。又实行财政公开,由上而下,师部的财政,由团部派人联合查核。团、营以下都仿效。号召严守军纪,不扰民、不吸大烟、不赌博、不宿娼,有犯的按情节轻重处理,最低的处理是打军棍,在纪念周当众举行,不论官兵都一样。
独四师于1933年5月1日成立,在东较场誓师出发,举行了民众授旗典礼,到场的学生、工商各界人士数千人,盖北上抗日援热,民气高涨,才有此热烈场面。
当师次韶关,邓长虹不来了。我才接掌了政治训练处的。我做的政治工作,是打通全师上下的情感,军事政治打成一片。我没讲过什么三民主义,什么总裁言行,而大力搞文娱体育活动。印发士兵三日刊,进行识字运动,成立民锋粤剧社,及全师体育会,费用由师部供给。以强健官兵体魂,愉快官兵身心,得到邓的赞同。
当师行至湘南边境时,何梅协定签订了。蒋不许前进,陈也来电就原地候命。所谓抗日,在陈济棠时代就是这样而止。以后邓都是以严明的纪律来治军。及红军撤离赣南,陈济棠为东固边陲计,派独四师到安远防守。与奇袭的红军作战过一次,战斗是几小时便解决的。其后调驻潮汕。
这时陈济棠又把所部改编,废独立师制。以独1师改为教导2师。独2师拨入第1军编为第3师。独3师拨入第2军编为第6师。独4师拨入第3军编为第9师。师长都仍旧。但所有政训处都裁撤了。独四师的政训处是在安远结束的。
独四师返抵潮安,即改为第9师。陈济棠给了它一个任务,围攻南山红军(当时南山红区的领导人是古大存),限期四个月完成。因为陈当时认为广东的红区都“肃清”了,南山是最后的一处,也是历史最久的一处。张瑞贵师搞了数年,未达成任务的。邓因不欲我离开,便以此任务,不可无政治工作,乃成立宣传大队,以我当大队长。这是陈济棠时期的第一集团军,全没有政工组织时,而第九师独有这个宣传队的原因。
邓接受此任务之后,便在流沙召开会议。宣布“贯彻命令,下情上达,不咎既往,欢迎自新”的政策。议出了所谓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围攻方针。分出全面围,全面攻,缺口攻的三个阶段。订出了严保田,清户口,断交通,绝粮食的实施计划。环山乡的居民,均由部队直接组织起来,随时按册点名。有不对的查根究底,必弄至清楚才止。并严守纪律,有扰民间一草一木的,必重办。并不准官佐与当地人士应酬往还,有受民间馈赠的,以贪污论处。曾有一个排长,接受民间送他的一瓶酒,被查出便拿来游街,打军棍,撤职。有过一户,出嫁女归宁,未报户口,点名时,藏身禾草堆内,也被查出,也是拿来游街。有一个乡长,是林翼中的得意学生,平日作恶多端,会议后,仍恐吓乡民勒索,被告发查明有据,即就地枪决。因此雷厉风行。断交通,绝粮食,就逐步地彻底做到。山内完全得不到山外的消息和接济。又实行“不咎既往”,更加软化了一部分人。从而得到山内情报,及诱骗山内军民出山投暗。最后施行缺口攻,只经过三个多月,就完成了。山中有不少饿死的遗尸,也有一息仅存的。这是一场最残忍的屠杀。邓龙光以抗日投陈,而竟以屠杀人民向陈献功。当时邓还说:南山结束之日,就快到抗日开始之时了。而事实却是相反。
至1936年春夏之间,陈已准备有所动作,对非嫡系人物,加以防备了。李汉魂的西北区委员,改调当东区绥靖委员,军设副军长,免去李的第6师长职,升任为第2军的副军长。但邓龙光的第9师长仍不动。李也忍容于心,去汕头当其东区委员,从事搜集陈的阴谋。李原日用下的营长与及一切下级官佐,连卫士,都被陈伯英换个清光。李已没有办法掌握他原领的第六师了。他在汕头呆了一个短时期,就秘密出走,到了香港。到港后便发表了揭发陈济棠通日阴谋的通电。并派人持信回汕头交其参谋长李郁焜。说明印信存款等等。这是李汉魂倒陈的空头炮。
当李免去师长职之后,不久邓的第九师,陈也派欧阳新去接。我的宣传队也撤消了。但邓是早有准备。认为南山之役,如此卖力,认为只有陈负邓,不会邓负陈。时陈济棠已秘密监视邓,我们的住屋,常有生面的人在巡逻着。在六七月间某夜,邓去明珠电影院看第二场影戏,汽车停在马路不动。邓于第二场电影将开之时,趁观众挤拥,出了戏院。我早已预备好往石岐的船票,在船上候他。到了石岐,转车赴澳门。又由澳转港。在港轮中拟好了邓龙光致陈济棠劝其“悬崖勒马”的公开信。到了香港,会见了李汉魂,第二天便把这封信寄到广州,同时报纸上也发表了。(封金挂印的通电和这封信,当时全国及海外报纸多有登载)。当欧阳新接了师长之后,正在率领第九师回驻惠州。但到了河源的老隆,王德全、李绍嘉等便会同举起倒陈的旗帜了。欧阳新只身逃走,在公路桥底隐藏了一夜,俟部队离开,他才逃返惠州。当时黄世途所领的一团,也一同起义,声势更大。这是邓龙光以实力倒陈的另一幕。
接着余汉谋由赣返粤倒陈,张达的第2军在粤北也电陈说无能为力。缪培南的教导师在广州按兵不动。海军实权操在李庆文手中。陈就近已无兵可用,只有李扬敬的第3军,但驻防东江,远水难救近火。而第3军的黄世途团,亦早已起义,大大影响了军心。接着飞机也飞赣南了。机不可失,也失了。陈便宣告倒台而去港。
这就是李邓投陈又倒陈的经过概况。
《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