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山剿匪始末 /谢志开

大明山剿匪始末

谢志开

　　去年春天，笔者前往广西武鸣县两江镇云川村探访剿匪老武工队员韦礼清。韦礼清于1948年在两江参加了游击队，解放后成为县里的剿匪武工队员，特别侦察班的班长。他回忆往事，讲述那段惊心动魄的剿匪经历——

　　1949年12月3日，武鸣县宣布解放。国民党当局溃逃之时，原国民党当局的军政人员如韦增广等，妄图推翻新的政权，有计划地安插一批党、政、军及特务人员潜伏各地，以图东山再起。1950年春，他们在武鸣县境内网罗国民党团骨干、散兵、游勇、特务、反动会门道、地主恶霸等，与隆安县等各地联合组织了反共救国性质的黑衣部队共5000多人，妄图“破坏地方政权，杀共产党干部”、“抗拒征收公粮”、“铲除农会，摧毁共产党政权”。12月，这帮土匪在大明山(地处南宁北部，距南宁市区93公里)的雷江圩一带收粮征税，开设赌场。

　　韦礼清老人回忆说，武鸣东区的白云乡人民政府成立不久，也就是1950年春节后，我被选送到武鸣地委干校参加土改前期培训。1950年4月29日，东区区公所发生了土匪暴动事件。武鸣刚解放时，原被俘的国民党散兵、反共救国军第四号特派员潘克孟骗取了中共的信任后担任东区武装中队的队长，他召集土匪暗中布置暴动，4月30日凌晨3时，潘克孟组织20多个土匪冲击东区区公所，把9名区公所干部杀害了……在县武装中队赶到增援时，天已经大亮，土匪逃之夭夭。土匪一边逃跑一边沿路抢劫，然后进入大明山与土匪司令韦增广部会合。

　　白云乡人民政府位于大明山脚下。白云乡财粮员陆焕星因贪污被开除而怀恨在心，后来与土匪勾结对乡政府及学校进行抢劫。白云中心学校学生的蚊帐、被子等被土匪抢走了，乡长的衣物也被抢了。过了两个月，土匪对乡干部家属进行抄家，韦英贵老师也没能幸免，黄世昌的叔父被土匪杀害。过后才知道韦岐山(白云乡乡长)、韦礼南(白云乡武装委员)、韦俊杰(白云乡宣传委员)在上韦屯被土匪发现后遭到围剿，韦岐山乡长被土匪开枪打死，韦礼南、韦俊杰对村屯地形较熟悉，逃过了这一难，听说韦礼南是躲在牛棚的牛粪堆中才没被土匪发现的。

　　据县志记载，刚刚解放的武鸣，土匪活动猖獗。从1950年2月至1951年2月，全县范围内的土匪相继活动，杀害乡村干部及民兵270多人，民众150多人，还抢走不少粮食、耕牛、生猪，烧毁了不少民房等。

　　因为土匪猖獗，严重威胁新生的人民政权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韦礼清说，那是1950年5月，他在干部学校学习结束后，县委就改为“土改训练班”，实际上是武鸣新成立的剿匪武工队，是为武鸣县全面剿匪作准备的。武工队有6个班72人，他是特别侦察班班长，全班共有12人。每天训练单兵战术，逢山过山逢水过水；要求会使用各种枪支，枪法要求百发百中；还要有良好的记忆力，对全县排级以上的土匪骨干名字要了如指掌；有灵活的应变能力，从讲话交流当中要分析出敌人的情况；选配的侦察员要有好的酒量和懂各地的方言，为打入匪窝侦察做好全面的培训。

　　按照全县剿匪的工作部署，剿匪行动首先必须先从大明山外围(除了大明山脚下的两江、马头、雷江一带以外)进行。1950年6月，县委派出第一个清匪反霸工作队30多人，深入发动群众，打击恶霸地主，侦察土匪踪迹。当时一旦发现土匪踪迹，就由剿匪部队和民兵去围剿。当时全县投入的正规军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一五二师四五四团、四五五团、四五六团第二营，共7个营；地方军有武鸣军分区独立团三个营，解放军四一、四二大队；地方武装有县大队及各区中队，武鸣专署办事处公安队等。

　　全县剿匪行动从外围开始的战术很简单，主要是通过外围的宣传和动员，让土匪家属及其亲友动员匪徒悔过自新；订立“剿匪公约”，要求村民做到“不通匪、不藏匪、不济匪”，自觉检举与监视通匪恶霸；建立形成乡与乡、村与村、屯与屯的联防体系，让土匪无空隙可钻；实行剿匪保家自卫。等外围剿匪结束，把残余土匪赶进大明山，然后再集中歼灭，因为大明山没有粮食供应，土匪是不能长时间抵抗的。

　　土改训练班结业后韦礼清等人被派到武鸣东区的覃李，负责覃李到天马一带的侦察和剿匪工作。那一带，也是靠近大明山的陆斡区地盘了。

　　1950年11月16日，天马村有人来报告，在天马村板冯屯有土匪活动，匪徒偷宰了老百姓的耕牛，正在那里喝酒高兴呢。来报告的村民大家都不认识，为防有诈，免得钻进土匪的圈套，先安排两个民兵看守来报信的人，其他的队员步行到达板冯屯侦察虚实。

　　到了那里，从侧面了解到偷宰耕牛土匪所住的门户后，韦礼清等人就假装是来领牛肉的土匪。到了这群偷宰耕牛的土匪面前后，叫他多分点，还没等他说完话，枪口已经顶在了那个土匪的背后。制服他后，将其拉到天马公路旁的一个卖粥亭示众，旁边写着“偷牛的下场!”

　　经过审讯，掌握了在板冯屯土匪的情况，韦礼清等人及时向解放军汇报，经过全体配合，迅速包围了土匪窝。这次围剿，毙匪1人、俘虏伤匪3人，缴获步枪3枝、机枪1挺、手枪1枝。

        根据史料记载，全县从1950年6月开始进行大明山外围剿匪，到11月全县各区均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鉴于县境西、南、北各区土匪基本被歼灭了，残匪多聚集于县东部及东北部(大明山脚下的两江、马头、雷江一带)，有韦增广的部队、上林的陆华山部队、永淳别动军第四师等500多人。县剿匪工作委员会决定，在小陆圩设立大明山剿匪指挥部，调集兵力，重点围剿大明山股匪。

　　韦礼清回忆说，1951年2月5日的那一天，我们东区3个乡的民兵、干部和武工队在陆斡负责大军到来的外围安全放哨，接着是行动的分工。我们民兵、干部和武工队分为3个组，我负责的第一组是侦察班；第二组是战斗班，与解放军配合作战；第三组是审讯班，负责审讯抓获的嫌疑人。

　　1951年2月6日(春节)凌晨5点，以解放军四五四团、四五五团、四五六团第二营为主体，武鸣军分区独立团及武鸣、马山、上林各县大队、区中队、公安队同时向大明山包抄过来。剿匪工作委员会决定在小陆设立指挥部。

　　剿匪部队及民兵集中到达小陆时，解放军向大明山发射了3发迫击炮弹，作为大明山剿匪行动开始的统一信号。那一天，是1951年春节，行动信号一响，部队就向马头、白云挺进。

　　2月8日，对大明山实行全线封锁，断绝粮油进山。四五四团、四五五团及独立团分路进剿，地方武装、民兵除配合大军进剿外，还在大明山山脚沿路20多公里的外围村庄围捕(驻剿)逃散的匪徒。

　　韦礼清还回忆说，那时，剿匪工作队把各村屯的成年男子集中起来，逐一审问，让他们互相揭发检举，目的是要问出土匪恶霸的名字和去向，窝匪济匪的人家等等。大约过了五六天，第一批土匪、恶霸共31人被抓获，拉到小陆那里公审枪决了，这样一来，大大震慑了土匪。在审问时也有少数人被送到县城关押，然后再由屯长出具证明没有土匪之嫌后方可放人。

　　由于大明山实行全线封锁，粮油难以运送进山，躲藏在深山里的土匪这下子可就难熬了。因为剿匪工作队完成了对各村男人的审问后，混杂在村屯里的土匪被抓获，使全体群众懂得了剿匪的政策。当时也曾有因为济匪而被处决的，这时的人们心里相当害怕，因此就没有人胆敢送食品进山，土匪家属也不例外。

　　一天深夜，饿坏了的土匪开始四处活动找吃的。小陆乡马迫屯的一个土匪(外号称“特厚”)从大明山绿林深山下到培群村板赵屯找吃的，走了好几家，人家都不理睬。来到我伯父赵仲斌家时，饿坏了的他爬到窗口，苦苦求饶地说:“我是邻近马迫屯的人，给点东西吃吧，我不会伤害你们的。”那土匪为了让人认得他，还划了几根火柴亮相给老赵看。当时剿匪工作队刚刚说过，“济匪、窝匪与匪同罪”，老赵的邻居听到了“特厚”的哀求，用力地咳嗽了一声，老赵也没有答应那土匪的求饶。

　　侦察班的主要任务是按土匪的名字去调查他们的行踪，然后为战斗部队提供情报。有一天，侦察员在白云乡渌麻屯的一个砖窑里发现了一个土匪，将其包围后，土匪已经无路可逃，只好乖乖举手投降。抓获后才发现那土匪的肩膀有受伤包扎的情况，判断大明山脚下一定有医疗人员为土匪治伤。经打听，在渌麻屯有个天主教堂，那里有个神父和一个修女，他们有医疗器械和药品。审讯后才知道这个土匪是东区推荐的“国大”代表候选人韦显祖，经审讯，他说出了受伤原因和医疗住所。于是，剿匪工作队查封没收了渌麻屯天主教堂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天主教堂的神父和修女也被捕入狱。

　　在剿匪工作当中，县委在小陆、马头、雷江等地设立了土匪自新登记站，在剿匪政策的攻势和大明山的全线封锁下，大多数的土匪去到登记站自首。这样，剿匪工作进展得相当顺利。

　　据史料记载，从2月8日到25日，对大明山实行全线封锁后，在解放军和民兵的配合下，总计歼匪5225人，缴获机枪7挺、长短枪2088枝。匪首韦国权等被击毙，活捉韦显宗、韦子登。至此，大明山大部分土匪被歼，残匪三四百人逃进深山或往外逃散了。

　　大明山剿匪取得胜利，胜利后的解放军部队在小陆发射迫击炮来庆祝胜利。

　　1951年2月底，大明山剿匪工作已经暂告一个段落，上级要求只留下四五四团两个连、四五五团两个连和军分区独立团警卫连、炮二连、民兵等配合追击残匪。于是，在雷江，土改训练班在韦周屯驻扎，区武装中队在雷江街上安营，韦礼清所在的侦察班则在上韦昌居住……

　　1951年3月的一天夜里，有一群队伍从小明山(朝燕林场)向雷江梁桶屯方向行进。在梁桶屯附近有一条大河，河边设有岗哨，每班有4位哨兵值守。那群队伍一边行进一边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曲。

　　哨兵韦良士以为是自己人，便和两位同志离开哨位走向河边，去为他们指点过河的水道。当那伙人过来了五六个人后，突然制服韦良士和两位同志，并扣押为人质，留守在岗哨的哨兵见情况不妙，忙一边跑一边向空中鸣枪发信号。在韦周屯附近放哨的梁济群听到枪声后，沿着枪响的方向远远看去，有一支约两三百人的队伍正向他这边走来。不等他们走近，梁济群大声喊话:“口令!”对方没有回答。梁济群知道来人情况不对头，急忙向空中连开了3枪。
　　这时居住在雷圩的张子安听到枪声后，迅速召集侦察班的同志到村外观察情况，发现那伙人已经来到了上电屯。张子安带领侦察班的同志一边追一边向对方开枪扫射，对方没有时间来抵抗，只是向着那渴屯、古立屯方向逃跑。

　　因为下着雨，侦察班的同志都穿着棉衣棉裤，雨水湿透了衣服，感觉身体行动越来越笨重，当追赶到那渴屯背后时，发现有一盏灯挂在山上一个岩洞里，这是敌人的金蝉脱壳之计，不过我方才不会上当。当追到古立屯时，张部长让大伙停止了追击，说敌人进到大明山，我们什么时候来收拾他们都行，何况敌人在山里没有粮食，呆不上几天就会露面的。因为事情发生太突然，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土匪手中扣押着我们的民兵。

　　第二天，县委工作队队长吴殿才指派韦礼清和杨雨从配合解放军长江五支队的官兵(一个营)继续沿着敌人逃跑的路线搜查。当队伍来到户兰屯前的牛坡时，发现敌人杀害了韦良士等3位武装中队战士，并剥光了他们的衣服，那场面真是惨不忍睹。进入农户，发现一个土匪因为吃多了发酵过的酒饭而醉得连部队走了还不知道。在村子里还发现一面军旗插在那里，军旗上写有“反共救国第一纵队”的字样。原来是土匪别动队第四师残部，是在那马县(马山县境)大弯弓与解放军激战了两天两夜才逃跑的残兵。他们进到户兰屯，因为过于饥饿，把农家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吃了，就连猪菜都吃了，第二天天没亮，土匪携带农家所有粮食向大明山深山逃跑。

　　为了全歼逃跑之敌，韦礼清和杨雨从同志由4个当地农民带路，带领刚刚调过来的剿匪部队一起向深山进剿。大家沿着土匪走过的痕迹，爬到山上一块大石旁边时，土匪的踪迹没有了，韦礼清顺着山藤往山崖下探路，过了山崖，来到一片杂草丛生之地，这里发现有人走过的痕迹，这时大家心里乐了。当地的带路人说，前面就是“内哄”(壮语，地名)，那里有一间茅房，是我们山里人常在这里烘烤香菇之用。走了一段山路，果然发现那间草房里冒出好大的烟，于是大家断定土匪一定在里面。

　　韦礼清、杨雨从和部队带兵的营长商量了作战方案，先由韦礼清、杨雨从带上12个解放军战士，携带冲锋枪摸到敌人的中心，然后其他的部队官兵则在外围埋伏，半个小时后为行动的统一时间。

　　大约过了半小时，在高处占了地形优势的解放军部队先向敌人开火，引诱敌人往山上爬，等敌人出动了解放军才四面攻击，使敌人伤亡大半。在草房里的土匪想冲出来应战，可是没有一个能活着冲过门槛，因为我们12枝冲锋枪的火力堵住了敌人的出路。不想等死的敌人在草房墙壁上凿通了一个小洞，然后通过墙洞向外开火抵抗，这时解放军的一个指导员中弹牺牲了。

　　经过一个小时的战斗，土匪投降了。当场俘虏土匪41人(其中受伤19人)，缴获机枪2挺、冲锋枪3枝、步枪100多枝，子弹1700多发，而我们解放军也牺牲了5名官兵。

　　这就是史料上记载的“内哄”战斗，因为战斗任务完成得好，韦礼清荣立了三等战功。

　　大明山的土匪有的下山自新，也有的向山外逃窜。1951年3月6日，匪司令韦增广男扮女装，昼伏夜行，在县城城西五海桥被识破抓获；3月10日，在大明山象头山下的“溪蒙”(地名)发现小股土匪，在自新土匪的带路下，解放军和民兵围剿了这帮残匪，击毙10人、俘虏2人。次日，有自新土匪报告，在望兵山下的“碰头洞”有小股土匪，解放军和民兵行军一昼夜，围剿了在那里的土匪，击毙10人、俘虏5人。

　　大明山剿匪行动在1951年5月基本结束，各区公所将抓获的匪徒清理审查，对罪大恶极的匪首、惯匪、地主恶霸等进行处决，有298人被判刑强制劳动改造。被俘虏的土匪则经过集训学习，愿意改恶从善的，全部释放回乡。但是仍有极少数的土匪躲藏在深山里，不愿意下山投降或者自新。

　　韦礼清说，全县剿匪大部分结束，位于马山周鹿与武鸣府城的交界有一座大山，也就是仙湖乡这里仍有22个土匪不肯下山来自新，县的武装大队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1951年5月，县委找到我，问我该怎么解决。我想了想，通过分析那里的地形对我们作战十分不利，我提出动员土匪回来自新的主张，一边动员一边侦察地形。这样，我要求用一周的时间到土匪家属家里，动员家属积极配合政府工作。调查了解了土匪家属的情况之后，我决定只身到土匪窝里冒险动员他们回来自新，同时也顺便了解地形，为下一步做进一步打算。到了土匪藏匿的大山里，我见到土匪头子潘顺昌，对他讲述了我这次进山来的目的。告诉他，如果主动回去自新，将得到宽大处理；还告诉他，他家里人也盼望他回去自新，同时还给他看了他父亲的亲笔信。这才终于说服了这些土匪，成功地劝降了22人。

　　这次成功地动员土匪下山自新，韦礼清再次荣立了三等功。

《文史春秋》 2008年第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