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和谈”的回忆 /黄启汉 (上)

一九四九年“和谈”的回忆

黄启汉

 

一、李济深给白崇禧的一封密信

        一九四八年，是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一年。那时，我还在国民党桂系从蒋介石争取得来的十六个立法委员名额中，充当立法委员。但我大部分时间在香港搞对外贸易，想在经济上为桂系的失败找一条后路。由于蒋、陈、孔、宋四大家族控制外汇很严，法币又暴跌不止，我原来的一些设想终成泡影。这期间，经陈劭先、吴茂荪两同志的安排，我多次见到民革中央主席李挤深先生。过去我和李先生是相识的，所以谈起国内形势来，可以畅所欲言。末了一次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李对我说，他曾写过信托人带给李宗仁和白崇禧，劝他们认清形势，同蒋介石决裂，向人民靠拢，但均未得复音，也不知道他们收到信否。李问我可不可以带他的一封信到武汉去见白崇禧，争取他起义。我听了很高兴，立即答应愿意去试一试。李先生当即拿出一小块白绫条子，上面写好了他给白崇禧的亲笔信，嘱咐我妥为收藏带去。这时，白是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在武汉一带指挥着第一兵团陈明仁、第三兵团张淦、第十兵团徐启明、第十一兵团鲁道源及第十四兵团宋希濂等部队共约四十多万人。李济深写绐白崇禧的亲笔信原文如下：

        健生吾兄勋鉴：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 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至所望于故人耳。革命原是一家，革命者不怕革命者，望站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立场，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反独裁、反戡乱主张，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其功不在先哲蔡松坡之下也。详情托黄启汉兄面陈。耑此即颂筹祺。弟李济深上。二月 二十二日。

        此外，李济深先生还和我讲了许多道理，要我转告白崇禧。我和李告别后，一面收拾行装和办理一些业务结束手续，一面去函给白崇禧，告知我有要事将去武汉见他。

        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我得白崇禧复信表示欢迎我去。与此同时，黄绍竑忽然到了香港，他向我和黎蒙（桂系在香港办的《珠江日报》社长）打听李济深先生的行踪，而这时李已从香港坐船去华北了。黄表现很失望，但他并没有告诉我，他来香港找李济深的目的是什么。我也不告诉他关于李写信要我带给白崇禧的事情。

        我于一月十五日到广州，十九日到汉口。这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中取得了震动中外的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白崇禧见到我带来李济深先生的信，喜出望外。他吩咐我，对任何人都不要透露这封信的事情，我唯唯诺诺。实际上，在车过衡阳的时候，我碰见李任仁从桂林来，转车去武汉，他说是应白崇禧的电召去商量要事的。我估计一定是白叫他去商讨时局问题，同时我相信李任仁是赞成李济深之主张的，所以我悄悄地把李济深写给白崇禧的密信让他看了。

        我对白崇禧说，根据任公（即李济深）和我在香港谈话时的分析，蒋介石败局已定。中华民族已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头。我们何去何从，对于这个问题不能不认真、严肃、慎重地考虑。白频频点首表示对此无异议，我继续告诉白，任公说他自己并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但他相信共产党，毛主席是真正为国家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一切稍微具有一点正义感、民族感的人，都应该赞同和拥护他们，何况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多年，已经把祖国弄得一团糟，凡是有志之士，无不痛心疾首，如今蒋介石即将彻底垮台，谁还再跟他走，那是再愚蠢不过了。任公还讲到，也许有人以为过去曾经反对过共产党，现在怎么能够合得来？任公说，过去是过去了，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我们也要向前看，莫要向后看。任公说到他自己，不是也反对过共产党吗？但此一时彼一时也。过去不认识，今天认识了，只要现在我们所作所为，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富强的新中国，就会化敌为友。

        白对我说，任公讲的都很对，自从东北战事失利，继之徐州告急以后，他早已看出这个仗再打不下去了，故已电蒋施加压力，要求停止作战，“和平解决国共问题”。同时，湖北、河南等省参议会也发出了电报要求和谈。他说：“我要季宽（即黄绍姑）去香港，就是想请任公来武汉，主持大计。”原来自崇禧于一月中叫黄绍竑带着港币七万元（这笔钱是由广西省政府驻粤办事处主任阐家骅交给黄的）去香港活动，想挟持李济深到武汉来举起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联共”反蒋。由于黄绍竑到香港扑了个空，白的这个计划没能实现。现在他看了李济深叫我带来的密信和口信，又泛起了一线希望，所以他很高兴。他再三嘱咐我要保密，叫我暂时少露面。这时，报纸上已发表了毛主席一月十四日所作的《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二十日晚上，白崇禧召集一些人在汉口三元里他的办公室密谈。我知道参加这次密谈的有李品仙（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夏威（第八绥靖区司令官）、李任仁（立法委员）、刘斐（刚辞职不久的国民党军委参谋次长）、徐祖贻（“剿总”参谋长）、韦永成（立法委员）和程思远等七、八个人。我因为到了汉口的第二天，就感冒发烧，没有参加这次密谈。但他们散会后，虽已深夜了，白崇禧还到我的卧室来，问我的感冒好一点吗？我说，好了，没有什么了。白就对我说：“自从我们发给蒋电，主张和平解决国共问题后，蒋很恼火，这一回势必和他闹翻了，而现在我们和共产党还没有取得联系，李任公又北上去了，怎么办呢？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必须尽快和共产党取得联系，我想请你和一位老先生（即李书城先生）到信阳转赴前方，去和中共接头。第一步先搭上一条线，以后好联络。”我问他，我去到那里，讲些什么呢？他说：“你只讲我们主张停止内战，恢复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先彼此联系就是了。到那里以后，看情况，如交通许可，还可以到北方去找周（恩来）和叶（剑英），也顺便找李任公。”我答应接受这个任务。

        次日（二十一日）上午，果然李书城先生来了，白亲自介绍我认识，并问李先生此去有什么困难吗？李答没有什么问题（我才知道事前白已先和李讲好了才和我讲的）。白说，他已经吩咐徐参谋长为我们准备车辆和其他事项，明天准备好了就动身。

        当天下午，白收到了蒋介石“引退”、以李宗仁为代总统的通电；晚上，白又收到蒋从溪口专门打给他的一封电报，说什么“数十年袍泽，同生死，共患难，临去不胜依依”（大意如此）的话。白看了嗤之以鼻，要我随便拟个复电给他，敷衍一番。接着白在他的办公室继续邀约参加昨夜密谈的那几个人来密商，我也在座。白说，“老蒋干不下去了，要德公作挡箭牌，看样子他还要在幕后控制的，但事已至此，只好全力支持德公，早日实现停战和谈。”李任仁提出要对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表明态度，并主张华中五省先停止征兵征粮，以示要求和谈的诚意。白恶狠狠地盯了李一眼说：“还未开始谈，怎么能够停止征兵征粮呢？万一谈不成，又怎么办呢？”李不敢再说。我是赞成李任仁的意见的，但看到白这种横蛮的态度，知道再讲也没有用，别人也不作声。过一会，李品仙说，还是看看八项条件吧。于是话题就转到集中研究毛主席提出的和谈八项条件。但事实上，并没有逐条认真考虑，却纠缠在第一条，即对惩办战犯这一条，有所争论。白崇禧和李品仙认为这条不能接受。白说；“惩办战犯等于把我们一网打尽，这怎么受得了？”李任仁说：“惩办战犯问题，无非是明确战争责任的问题。讲到个人，只要促成和谈，实现和平、民主、统一，就可以从战犯变为功臣。”白听了还是不同意，他针对李任仁的话说：“这是我们自己这样讲的，哪个能保证？”刘斐说：“重老（即李任仁）说的还是对的。如果只同意七条，不同意第一条，显然会给人看出是因为你自己的名字也在战犯之列的关系，这就太不漂亮了。”我补充一句说：“如果不是完全同意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根本就不可能进行和谈。”夏威、韦永成也说，看来不同意也得要同意了。最后，白崇禧勉强同意接受包括第一条在内的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他当即要我写了一篇简短的谈话稿，派人连夜送给武汉各报纸在第二天发表。散会时，他把我留下来，并对我说，“既然蒋已引退，德公当了代总统，那就不必去信阳前方找关系了，可以从南京飞北平，也许能更直接和更快地找到共产党联系。”他决定明天派一架飞机送我到南京去见李宗仁，并亲自另打电话告诉李。我表示听从他安排。

二、武汉——南京——北平

        第二天，我一早就到白崇禧的办公室去，希望他对我此行的任务，讲得具体一点，同时，我并想再摸他的底，究竟他对和谈有多大诚意，有什么具体打算．但他对我说的还是昨天深夜同我说的那几句，先去和共产党取得联系，表示希望就地停战，及早开始和谈。不过今天他流露出他的一种想法，希望解放军不要过江，将来就以长江为界，暂时南北分治。他又强调还是要找到李济深，希望李能到武汉来共商大计，他随手拿起毛笔来给李写复信，要我带去当面交给李。原文如下：

        任公赐鉴，启汉同志带来 手示，语重心长，至深感奋。禧对于革委会反帝、反封建、反独裁、反官僚资本等革命主张，素表赞同，建立真正民主和平之中国，尤早具决心，只以过去处境困难，未能完成志愿。去岁华中军民曾数以坚强语气电蒋建议和平停战，并请其早日引退，以谢国人，旋更联络各方施以压力，以扫除和平之障碍。兹蒋已去位，德公继承艰危，决以最诚恳态度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以坚确决心，扫除独裁祸根，将来国是全由国人公意决择。务恳我 公鼎力协助，共奠和平，千万生灵、民族生机，在此一举。尤望 大驾及革委会诸同志，早日蒞临武汉或南京，指导一切。余托启汉同志面报，此颂崇安。白崇禧手敬启。一月二十二日。

        另外，他又在信笺上端，加注“中共八项条文，禧已有表示可以商谈”等字。

        二十二日下午，我从汉口坐飞机到南京。行前，白崇禧要我对李宗仁说，要注意防备蒋介石幕后捣旦，最好请他到国外走走；又说，孙科（国民党行政院长）和我们也不合作的，这个问题必须注意。

        当天下午，我到南京见李宗仁。晚上，他约我和刘仲华（山西人，据说参加过共产党，抗战时期，一直跟李宗仁当参议）在他房间谈话。他表现心头沉重，情绪不安，对我和刘仲华略略讲了一些关于蒋介石决定“引退”，要他作“代总统”的经过。接着他说：“当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要和共产党取得联系，要求解放军停止进攻。”他说，他已经由空军派定了一架飞机，明天就把我和刘仲华送去北平。当时平津战役基本结束，守卫北平的国民党军，在傅作义率领下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的局面已定，只是解放军尚未进城而已。李宗仁就是要我和刘仲华趁着北平和平解放，去求见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表示“求和诚意”，要求共产党在军事上停止进攻，及早开始和谈。他说，他愿意接受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当时，我信以为真，感到很兴奋。我并把李济深写信给白崇禧以及白在汉口和我讲的话转告李。他说，他也要写一封信交我带去给李济深，希望李济深从旁协助。他还吩咐他的秘书黄雪邨起草一封写给傅作义的信，肯定傅接受和平改编是做得对的，也希望傅支持他搞好“和谈”。他亲笔写给李济深的信原文如下：

        任潮吾兄勋鉴。去岁迭奉惠书，弟因处境困难，未获裁复，实深抱歉。然对吾兄反独裁、反封建之主张则极表同情。兹者蒋已引退，弟勉支危局，愿以最大努力促和平之实现，中共方面亦已表示愿商谈。除由政府派定人员与中共进行和谈外，兹派黄启汉同志趋前承教，甚盼和平能早日实现，弟亦得早卸仔肩也。未尽之怀，统由启汉同志面陈。耑此敬候勋安。 弟李宗仁敬启。一月二十二日。

        在言谈中，我看出李宗仁心情焦急。他最怕解放军继续前进，动摇他在南京的地位，那就连“和谈”都不能“谈”了。他再三嘱咐，要求中共体谅他的处境，暂时停止军事进攻。

三、叶剑英同志的一席话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下午，我和刘仲华坐一架军用运输机到达北平。当时守卫北平的国民党军已在傅作义将军率领下，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但解放军还未进城。我们坐去的飞机在城内东单附近广场降落，傅作义派车来接，并安排我在北京饭店暂住。当天他请我们吃晚饭，我把李宗仁的信交给他，并说明此行任务。傅对李宗仁来信肯定他接受和平改编做得对，当即表现很高兴，答应帮我们和解放军联系。

        二十五日，原北平市长何思源，请我和刘仲华吃饭，同席的有北大教授钱端升等人。席间他们向我介绍了北平接受和平解放的情形。我们都为这座历史古城不为战争所损坏感到高兴。

        二十七日，徐冰同志进城来接我和刘仲华到颐和园，当晚，即承叶剑英同志接见。抗战时期，我在武汉、重庆各地多次见过叶剑英同志，这次被接见更使我感到亲切，喜出望外。我首先向叶剑英同志表明我的态度，说我虽然是李宗仁派来的，但我还是要站在人民这一边的，绝对不做不利于人民的事。接着我把白崇禧在汉口、李宗仁在南京对我讲过的话以及我所知道的有关武汉、南京的情况向他作了反映，并把李宗仁和白崇禧写给李济深的两封信，统统交给了他。叶剑英同志很耐心地听了我的汇报。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他说：“夜深了，先休息吧，明天再谈。”

        第二天，叶剑英同志设午宴招待我和刘仲华，席间有徐冰，莫文骅等同志。饭后，叶剑英同志对我和刘仲华作了重要指示。他首先表示欢迎我们两人的到来，并希望以后继续联系。接着，他严肃地指出，自从日本投降以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即尽一切努力，防止内战，要求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为此，一九四五年十月，毛主席在周恩来同志陪同下，亲自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签订了国共两党《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一九四六年一月，又在有国共两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并签订了国共两党的《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令。但是这些协议和停战令，墨迹未干，就一件件被蒋介石撕毁了。蒋介石以为有美帝作靠山，美援无穷无尽，以为他有数百万美式装备的军队，就可以横行全国，他还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有小米加步枪，“不堪一击”，他狂妄地认为可以在三个月至六个月的时间内，消灭全部解放军。于是蒋介石就以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保卫民族的生存和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得不坚决地给蒋军狠狠地反击。现在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多来的英勇战斗，特别是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经把蒋军部队的主力歼灭，剩下不多了，这就迫使他又装出要“和谈”的样子，并退居幕后，让李宗仁出来在台前周旋。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和蒋介石以及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对于蒋介石玩弄的一切花招，都看得一清二楚，绝不会上他的当。今天我们已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完全、彻底粉碎蒋介石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全国的解放，指日可待，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的痛苦，毛主席已发表声明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之上，愿意和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和平，维护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的和平。我们共产党人，除了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之外，别无其他。正因为如此，我们深得人民的拥护，不可战胜。古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在这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谁能认清形势，顺应潮流，向人民靠拢，前途就是光明的。叶剑英同志还对我和刘仲华说：“我们首先欢迎你们两位到我们这边来。”

        叶剑英同志的一席话，给我很大启发和鼓舞。我激动地感谢他对我的关怀，并向他表示决心，不论如何，我一定投靠人民。当天下午，我告别回到城内。二十九日上午，在傅作义的安排下，我一个人搭国民党空军最后一架撤离北平的飞机回南京（刘仲华暂时留在北平）。我乘搭的飞机途经青岛，不知何故被羁留在青岛好几个钟头。我被带到在机场旁边的一个机关办公室里闷坐，没有什么人来理睬，一直到下午二时许，才被送上另一架专机飞回南京。

四、“上海和平代表团”赴平始末

        到南京后，我立即去见李宗仁，向他汇报在北平见到叶剑英同志以及谈话的详细内容。李很高兴，说：“总算很快就搭上了关系。”但他问及关于他要求解放军停止进攻的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叶参谋长（即叶剑英同志）只答应向中共中央反映。”李听了似乎有点失望的样子。我说：“两军对垒，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就单方面要对方停止军事进攻，这本来是不合情理的，叶参谋长不当面驳斥我们，已经是很客气的了。”我请李认真考虑叶剑英同志的话，并向李指出，如全面和谈不成，我们自己（指桂系）要有个打算。他说，现在先力争全面和谈，且不考虑别的。

        在我从北平回到南京的几天里，连续发生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甘介侯出谋献策，并负责筹备组织一个“上海和平代表团”，准备日内去北平呼吁“和平”。我问李宗仁这个代表团去的目的、作用是什么？它又不能代表政府和对方具体谈判。李说，他们去就是“敲和平之门”嘛。当时，甘介侯和邵力子先生在座。甘介侯得意洋洋地向李宗仁表功，说：“上海和平代表团”已经筹备就绪，代表人选是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和他自己，准备二月初就去。我再次提出“代表团”去的目的何在？如果说是去“敲和平之门”，事实上，“和平之门”是开着的，根本不需要敲。甘介侯抢着说，我们来一个“宣传攻势”，制造舆论，对促进和谈是大有好处的。我说，这有点近于虚张声势，不是诚心诚意为和平的应有态度。邵力子似乎同意我的看法，他简单地说：“不去也可以。”最后，李宗仁说：“还是让代表团去吧，至少没有什么妨碍。”于是甘介侯忙着准备一切，在南京和上海之间，飞来飞去。

        第二件事是李宗仁于二月一日电台湾省主席陈诚，要他释放囚禁在台北的张学良。二月，陈诚复电，一句话也不提及释放张学良事，却请李派程思远去台北面商。四日，程到台北见陈诚。陈竟当程面责备李宗仁未经国民党中常委和行政院讨论，即宣布接受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是非法的。关于释放张学良问题，他说张学良现关押于新竹，归保密局负责，他不能过问。十日，程思远从台北回南京，把陈诚的话转达给李宗仁，李听了，很恼火，但也无可奈何。

        第三件事情是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未经李宗仁同意就于二月七日把行政院迁往广州，他本人也跟着去广州，李宗仁认定孙科此举，必得蒋介石幕后支持，至为愤慨。李宗仁感到他处境孤立，想求助于社会贤达，这也是他赞成甘介侯搞和平代表团去北平的原因之一．甘介侯原想借此捞取政治资本，想不到就在“代表团”准备启程的前几天，新华社从北平广播出一则电讯，声明人民的北平，绝不允许帝国主义的走狗甘介侯插足（大意如此），这无异给甘介侯当头一棒。李宗仁无奈，只好要我替代甘介侯，陪同颜、章、邵、江等四位老先生去北平。我对李说，如果只是以“上海和平代表团”作个幌子，此去实在没有多大意思，我请他考虑另派别人，不必要我去。他还是要我去。他说他准备要我带些口信给叶剑英同志，而且要我去了之后就留在北平担任联络工作。于是我接受了他交代的任务到上海去准备行程。

        我们定于二月十三日从上海起飞去北平。起飞前两天，李宗仁来到上海，除分访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诸人外，并和我在霞飞路（即现在的淮海中路）1105号黄绍竑家谈话。他要我带给毛主席一封信，并要我口头向叶剑英同志或其他领导同志转达以下六点意见：（1）希望能实现全面和平，倘有局部人反对，再合力以政治军事力量对付之；（2）和谈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基础，但战犯问题之处理，最好留待新政府成立之后；（3）绝不期望以外援进行内战，只要答应进行和谈，可作公开声明；（4）希望能及早派定代表，开始商讨和平方案；（5）对蒋介石本人，如认为他留在国内于和谈有碍，可提出使之出国；（6）对国际关系，希望中国成为美苏友好关系的桥梁，不希望依附一国反对另一国，美苏两国的友谊，均须争取。

        李宗仁要我把这几条意见用笔记下来，再三嘱咐务必转达勿误。李还要他的机要科编了一本专用电报密码给我，并把设在他“官邸”的电台呼号抄来，要我向中共方面提出，允许我在北平设立一个电台作为和他通讯之用。 

        二月十三日上午十时许，我随同“上海和平代表团”从龙华机场起飞。飞机上 除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四位老人和我以外，还有负责联系南北通航的金山以及四位老人的秘书潘伯膺、张丰胄等人，刘仲华的爱人及三个儿女和我的爱人李素平也同行。当天飞机到青岛，住了一夜。十四日到北平，在六国饭店住下。当晚，我即承叶剑荚同志单独接见。我把李宗仁写给毛主席的信请他转交，并把李对我讲的话以及他这次组织“上海和平代表团”来的内幕，向他作了汇报。至于李给毛主席的信的内容，主要是表白他要求早日和谈，实现和平的愿望，并介绍四位老人前来请教等语。 

        第二天，叶剑英同志到六国饭店来会见“上海和平代表团”的四位老人，对他们此来表示欢迎，并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下午，叶剑英同志（当时是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北平市长）设宴招待四位老人以及和我们同机来的人员。出席宴会的还有董必武同志和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等领导同志；傅作义、邓宝珊也被邀参加。此后，叶剑英同志分别和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四位老人个别谈话。二十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出席大会的有党政军负责同志、工农兵代表、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共四百余人。我和“上海和平代表团”全体人员也被邀参加。在会上，叶剑英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大意是说，和平、民主、统一建设新中国，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天津方式，就是以人民的武装力量，粉碎负隅顽抗的反动军队，扫除和平民主统一的障碍，在这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具有足够的力量，可以胜任愉快。另一种是北平方式，就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叶剑英同志指出，从我们的愿望来说，希望用北平方式，可以减少人民的损失，但这取决于国民党是否以民族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改弦易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傅作义将军能做到的事，别人也应该能做得到。散会前，叶剑英同志告诉我，毛主席准备在石家庄接见四位老人，他希望我和刘仲华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陪他们一块去。我当即推让刘仲华去。次日，四位老人搭我们从上海坐来的中国航空公司的专机到了石家庄，晋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回来后，都表现十分愉快。章士钊对我说，他一生见过许多大人物，他觉得毛主席是令他最佩服的一个伟大领袖。他又说，此行所得的一个总的印象是和平的障碍在南方，不在北方。

五、李宗仁派我驻平联络

        二十七“上海和平代表团”乘原专机回南京。我遵照李宗仁的意旨，留在北平继续担任联络工作，仍和我的爱人一起住在六国饭店。刘仲华随代表团回去，向李宗仁汇報．我写了一封信请他带回去给李宗仁，信里主要是谈我个人对和谈的看法。我在信中指出，和谈成败之关键有三：第一，和谈出发点必须纯粹是为了人民，不容夹杂半点私心，坚定这一出发点，和谈便易进行；第二，和谈的动机与目的必须是光明正大，是为了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之新中国；第三，和谈的手段，必须是“备和言和”，而不是“备战言和”（原函抄稿附后）。

        我为什么写这封信给李宗仁呢？因为年初我第一次去北平回到南京的时候，知道蒋介石、孙科、陈诚等国民党头目，都反对李宗仁接受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特别是对第一条惩办战犯意见更多。实际上李宗仁、白崇禧虽口头上表示赞同八项条件，也是“口是心非”的。但蒋介石连这一点“口是心非”的表示，亦不容许。其次，当时李宗仁一面求和，顾祝同（国民党总参谋长）、汤恩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等战犯一面积极布置长江防线，作出“备战求和”的姿势。关于备战方面，因我不是军事人员，不知道内情。但有一次在傅厚岗李宗仁“官邸”办公室里，我听到刘士毅（国民党总统府参军长）对李汇报刚从顾祝同那里开会回来的情况。刘说，以长江天险，加上有海陆空军联防，中共军队没有海空军，他们要想渡江是不容易的，特别是长江水涨之后，困难更大。李听了点首默认。所以，我第二次到北平后，为了坚定李的和平决心，就写了这封长信给刘仲华带去，这是我当时对李宗仁存在幻想的具体表现。 

        “上海和平代表团”南回时，我还叫刘仲华向李宗仁扯了一个谎，说我已经得到傅作义的支持，在北平建立了一个电台，以后通讯即由这个电台收发电报。实际上，傅作义是答应我把电报交给他拍发到绥远去，再由绥远转去南京，但我没有接受他这个主意。我认为我的一切言行，都要通过党组织，于是我把南京傅厚岗李宗仁“官邸”的秘密电台呼号以及我带来的电报密码本，全部交给了王拓同志（当时是北平军管会交际处长，奉派在六国饭店和我联系）转交到李克农同志处，由李指定一个电台和工作人员为我收发和翻译李宗仁和我来往的电报。

        附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我写给李宗仁的信，原文如下：

        德公钧鉴：此次和谈，无论对整个国家民族或国民党 或我公个人利害而言，均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依职观察，和谈成败之关键有三：第一，和谈出发点必须纯粹的是为了人民，不容夹杂半点私心，只要坚定了这一个出发点，和谈便易进行。钧座一片诚心，天下共信，但各方是否有此认识，颇值得注意。第二，和谈的动机与目的，必须是严正的、光明的，为了达成政治上的改革，也就是自觉自动的、具有伟大之政治目的的，而不是盲目的或被动的， 万不得已的。因为蒋先生临去之前也主张言和，现在他的一些所谓嫡系部下，也不反对和，但显然他们之所以要和，且不论有无其他用心，但至少是因为战败而出于无可奈何的。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想保全自己残余的势力或生命，甚至还有待机再动的。另外一种盼望和平的人，包括一般的厌战的官兵，公务员及普通老百姓，他们因为尝够了战争的痛苦，而祷告和平，动机虽然比较纯洁，但也是消极的，没有目的的。钧座所倡导的和平，应当与这两者都不同，因为我们是以真正的三民主义为基础，相信国共双方可能根据他们现阶段政治理论上的共同点，合力完成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民主革命，以建立一个真正自由民主之新中国的。我们的动机是基于政治上的认识，认为必须如此，国家民族始有光明的前途，必须如此， 国民党始可以新生。我们的目的是要在和平中把中国改造，把党改造，彻底铲除封建，官僚资本。买办阶级以及其后台老板的帝国主义的势力，改正过去CC在党领导的法西斯路线。所以我们的和谈，是自动自主的，不是被动的，是积极的、有政治目的的，不是盲目与苟且的。唯其钧座和谈的动机与目的如此正大，才可能很冷静的以最高的耐性与诚意及毅力、魄力，克服一切困难。动机不纯正和没有政治目标的消极性的和谈，只要遇着一点困难，就很容易发展成为胡适“和比战难”的论调；或者得到一点外援的鼓励，可能又作“战争并未绝望”的幻想，而不惜以人民的血肉，再作最后的一逞了。这是最要不得的、最危险的。第三，和谈的手段，必须是“备和言和”，不是“备战言和”。因为“备和言和”，始可表示对和平确有真实的诚意与必成的信心，而以这种诚意与信心，使金石为开的排除万难。至于“备战言和”那是对和平假心假意或半信半疑的孙科、陈诚等的主张，他们不知道“可战始可和”的理论，只能适用于过去军阀的内战，或适应于两个列强的对垒，而这种因为可战而后可和的和平，充其量也不过是一时的和平，绝不是长久的和平。况且“能战”不见得就“能和”，历史不少事例。如一九四〇年德国派赫斯飞英求和的时候，德军正在欧陆节节胜利，但德国并未因当时“能战”而就能与英美言和。我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时候，蒋以绝对军事优势压倒中共，然而最后和谈仍难免失败。可知“能和”必须有能和的因素，没有能和的因素，能战亦不能和。反之，有了能和的因素，不能战亦能和。现在我们能和的因素，是我一向主张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反独裁，以实现真正的三民主义，这与中共要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反独裁的新民主主义两相吻合。只要有这两个因素存在，我们不需能战，也可言和。如李先生任潮并无一兵一卒，其他民主党派都是手无寸铁的，但他们都一样的老早就与中共言和了，所以只有“备和言和”才是和谈的正确的手段。或谓这样岂不是准备对中共作无条件的投降吗？这又不然。因为我们看成自己是革命者，过去我们之所以与蒋介石合作，完全是为了抗日而忍辱负重的；今天蒋倒了，我们要与中共言和，则革命者与革命者之间，本来就没有那个投降那个可言。以上三点，乍看之似全属抽象的理论，但职认为不进行和谈则已，要 进行，舍此不谈，无异缘木求鱼，无补于实际。职十四日下午抵平，转达钧意六点（中略），叶参谋长等对钧座谋和诚意，初无间言，但对和谈形势，忧虑犹多。对钧座前此颁布释放政治犯等之七项命令，未能实行，沪穗间反和平空气日益浓厚，上海罢工工人遭屠杀，武汉准备破坏铁路大涵洞等等事实，均非常注意，务恳善为处理。余托仲华兄面陈。专此敬请钧安。职黄启汉敬上。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六曰于北平。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