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广会战中国军队反击作战的战术运用 / 柯育芳

论黄广会战中国军队反击作战的战术运用

柯育芳

　 　

一

        1938年7月底至9月底，中日军队在鄂东的黄梅、广济(今武穴市)地区，以保卫武汉的门户———田家镇为核心，进行了一场长达两个多月的激烈的攻防战，史称黄广会战、鄂东会战、黄广战役，或称武汉会战黄广地区作战。它是武汉保卫战(又称武汉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黄广会战中国军队的作战方针，多数论著都表述为以阵地战为主，并认为黄广会战中国军队失利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统帅部在作战指导上犯了严重错误，只注意单纯的、消极的阵地防御。①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

        对于黄广会战中国军队的作战方针，比较准确的概括，应该是“阵地战与运动战、正面阻击与侧面截击相配合”。②

        之所以说这样的概括比较准确，一是它反映了黄广会战中国军队的作战实际。在黄广会战中，中国军队有大量的反击作战，对会战的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是中国统帅部和负责具体指挥的第五战区及其右翼兵团，就会战中中国军队的反击作战，作出了大量的部署、指示和安排。在这次会战中，蒋介石和他的许多高级将领，采纳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建议③，吸取了前段时间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经验教训，基本放弃了单纯的、消极的阵地防御的作战方法。

①郭汝瑰、黄平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828页。江涛著：《抗战时期的蒋介石》，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刘跃光：《论武汉保卫战国民党军失利的原因》，《武汉会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133页。敖文蔚：《略论武汉会战黄广战役》，《湖北抗战》，军事谊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周启先：《武汉会战中的广济田家镇战役》，《黄冈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持此种观点的论著特别多，这里不一一列举，仅择其要者。
②程少明：《试析武汉会战中大别山南麓战场的战略地位》，《黄冈师专学报》1998年第5期。原文是“阵地战与游击战、正面阻击与侧面截击相配合”，“游击战”一词使用不当。
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284页。

        蒋介石对黄广会战中国军队作战的部署是：“广济阵地与田家镇要塞相连系，极为重要，应置重点于该地，集结兵力，纵深配备”； “太湖、宿松、黄梅据点，仅以必要各一部守备，为攻势之支撑即可，应以主力机动使用，由北方向南侧击敌人。”①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制订的中国军队的作战方针是：“本兵团以决战防御击灭当面敌人的目的。拟于黄泥湖北岸亘大金铺、双城驿、亭前驿、二郎河镇、西北连山地占领数线阵地带，拒止敌之西进，依机动转取攻势，将敌压迫于长江方面捕捉而歼灭之。”②

        武汉会战应不应该适当采用阵地战的作战方法，是评价黄广会战中国军队战术运用的前提。笔者认为，在武汉会战中，选择黄广地区作为对日作战的主阵地，在理论上是必要的，实际作战过程也表明它是正确的。

        必要就在于，中国军队的战略中心是保卫大武汉，而保卫武汉就必须防止日军沿长江西进，中国海军实力远远不能承担这一重任，只有依赖陆军对田家镇要塞的护卫，通过要塞控制长江航道。如果中国军队采用运动战为主的形式，则日本海军更易长驱直入，日本陆军更易发挥其机动性强的特点。中日军队总体实力的对比，决定了中国军队是防御的一方，日本军队是进攻的一方。很明显，田家镇要塞是武汉的门户，保卫田家镇，是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运用阵地战的战术的。

        正确就在于，黄广地区的地形，北为崇山峻岭，南为水田湖沼，日军的大兵团行动，新武器、重型武器的使用，都受到很大限制，只有宿松-黄梅-广济间公路可以通行，湖山之间，自东向西渐次狭窄，形成牛角，有利于我军逐次抵抗、节节阻击战略的实施。黄广会战前后持续达2个月之久，与黄广地区这一基本地形特点，有紧密的联系。

①蒋介石致白崇禧等密电稿(1938年7月2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88页。
②《第五战区关于武汉会战右翼兵团之作战计划(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周恩来于1938年7月7日，在《新华日报》发表的《论保卫武汉与中国抗战的发展前途》一文中，就指出，在“保卫武汉战役中，运动战、阵地战应成为密切配合，游击战要准备发动”，“最好是能击败和阻止敌人于进攻武汉的山地之外，次之也要能侧击和消灭敌人于进攻武汉的山地之中，最后还要能截击和歼灭敌人于湖沼地带，这样才能达到直接保卫武汉的目的”。因此，要“在敌人进攻正面的近后方，以运动战配合(实施防御——笔者加)被进攻的部队，夹击敌人；在敌人的远后方，以广大的游击战……将敌人后方变为前线”。①这就充分说明，在武汉会战中，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各有其地位和作用，三者缺一不可，只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各有侧重而已。那种简单地否定阵地防御的说法，是错误的。 

二

        作战方针的正确，说明中国军队基本战术的正确。问题的关键是，在具体的战争过程中，中国军队如何运用这一战术？战术运用正确与否，对战争的实际进程，必然发生重大影响。

        笔者的研究表明，实施“阵地战与游击战、正面阻击与侧面截击相配合”的基本战术，影响其战术运用的实际效果，有两个关键点。一是“侧面截击”或称反击作战的作战时机、作战地点和作战力度的选择。一是各作战部队的协同。

①《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5页。

        在第一个关键点上，即在“侧面截击”的作战时机和作战力度的选择上，中国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重大失误的一面。其中，正确的选择居于多数①，重大的失误主要有两次。

        一次是8月下旬中国军队对黄梅地区的反击。这次反击作战的失误，主要表现在反击作战的作战区域和作战力度的选择不当。

        在会战初期，中国军队在黄广公路北侧配置强大兵力，对中国军队非常有利，利用这一有利地形对日军实施侧击，效果因而也比较明显。对于这一点，战后日本方面所写的战史和当时参加战场指挥的日军军官，都是承认的。日军一向藐视中国军队，在其参谋机构对“敌情”的分析中，虽然仍称中国军队这次作战的“攻击能力不大”，但也不能不承认中国军队对日军“进行反复攻势”，日军第六师团的战术必须因此有所调整。②一位参加战斗的日军部队长也无可奈何地说：“我攻击部队是在严密防范敌人侧面攻击，以免头尾脱节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向前的。18日夜，连辎重部队也持枪整队戒备，严防敌人从我侧面及背后偷袭。”③

        但是，当日军放弃太湖、潜山、宿松，变换后方连络线(补给线)为江湖(黄梅小池口)方面后，中国军队在黄广公路北侧配置强大兵力的价值，就变得较小了，甚至可以说产生了消极作用。

        这时，黄广地区的日军，只有其第六师团的大部共约5个步兵联队，炮50多门，战车约50辆，不到2万人，且已遭到第三十一军在太湖地区的多次有力阻击，疲乏不堪。而我军在这一地区有近7个军，共8万人。④在人数上中国军队占绝对优势，在装备上跟日军相比，也不相上下，不存在很多论著所夸大的差距。例如，第八十六军第一○三师就装备了性能良好的捷克式步枪、轻重机枪，特别是“重机枪性能较好，

①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
       ②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79年中译本，第2卷第1分册，第142页。
       ③武穴市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武穴文史资料》第2期，第94页。
       ④文闻编：《我所亲历的武汉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页。

能平高射两用，使用钢心弹时，可射穿轻型坦克的装甲”。①其他部队的装备虽有优有劣，总体装备水平与第一○三师接近。除此之外，兵团还有直辖炮兵3个团(有炮100多门，不包括各军所属炮兵)，战车炮若干连②，我军兵力，包括火力，大大优于日军。日军有孤军深入之弊。毫无疑问，我军应该以主力攻掠黄梅，切断其新的后勤补给线，将战线适时延伸至黄广公路以南的广大地区，与宿松、太湖地区我军的作战连成一气，主动出击，歼敌一部。这时是我军积极进攻的最好时机。

        第五战区右翼兵团适时发起了反击，但没有达到这次反击作战所应该达到的力度。中国军队反击作战的力度不够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军队对于阵地战和游击战、正面阻击与侧面截击的侧重不同。在战术运用的过程中，作战重点是主要放在阵地战、正面阻击上，还是放在游击战和侧面截击上，不同情况下可以有不同的侧重，但在黄广会战中，从总体上讲，中国军队过于注重前者而轻视了后者。

        早在战前右翼兵团制订的作战“指导要领”中，就规定，“我应以有力一部转取攻势”，而“主力应确保原阵地”，实际上是把阵地防御始终摆在主要地位，把反击作战摆在辅助地位。在敌军发起强大攻势、敌我力量十分悬殊情况下，这样作无可厚非，但在“敌滞留黄梅附近，尚无积极行动时”③，这样作，就显得过于消极保守了。

①《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79-180页。
②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第五战区关于武汉会战右翼兵团之作战计划(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这次反击作战的作战区域和攻击目标的选择，也是不正确的。主要表现在，右翼兵团指示的攻击方向多不正确，反攻的结果与中国军队的期望相反，中国军队主力有向北方山地退守的倾向。正确的选择应该是，深入黄广公路以南的日军占领区后方，主攻黄梅南部地区的小池口一带，切断或至少扰乱日军新的后勤供应。

        从理论上讲，反击作战的作战力度，和攻击方向、攻击目标的选择，是有联系的。一般情况下，作战力度越大，攻击目标就越重要；攻击目标越重要，所需要的攻击力度就越大。对照这一理论，我们很容易看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的实际作战安排，存在致命缺陷。

        8月28日，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派第一七六师2个团附野炮兵1个营的兵力，由西北向黄广公路以南及黄梅的江北地区攻击，派第六十八军以1个旅附山炮2门的兵力向黄梅县城东南攻击。①这两支部队的攻击方向基本正确，但由于兵力不够，加之担任攻击的部队作战意志不够坚决，不能实际完成攻掠“黄梅的江北地区”的任务，所以，攻击没有产生大的效果，两支部队很快就后撤了。

        同日，第五战区右翼兵团还派第二十九集团军之一部，即第一六一师主力，同时发起进攻，并获得一定战果。但这支部队的攻击，拘泥于恢复中国军队的原有阵地，大多没有深入黄广公路以南的地区，只能算是阵地争夺战，对整个战局的影响也不是很大。

①李品仙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8月27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07页。

        与此同时，在第五战区右翼兵团的指挥下，中国第七军攻克太湖，第十军收复潜山。相比之下，这两个军的实际作战价值就更小了。中国军队收复太湖、潜山，主要的不是中国军队作战努力的结果，实际是日军的主动撤退(虽然是在中国军队的压迫之下)①，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却呼之为“湖广大捷”②，陶醉于所谓的“胜利”之中，白白浪费了当时战场上两个最有战斗力的军，确实可惜。

        由于反击作战的作战力度和攻击方向、攻击目标的选择的不正确，中国在黄广地区的近8万大军，实际是坐等敌人来攻，耽误了约一周的作战有利时间。中国军队后来的被动，与此极有关系。

        必须指出的是，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对黄广地区的实际作战指挥，与蒋介石的构想也是有很大出入的。蒋介石在9月2日给白崇禧的密电中指出，除刘汝明(第六十八军)、王缵绪(第二十九集团军)、覃连芳(第八十四军)部外，“其余各军应以重点指向宿松、黄梅中间地区侧击敌人”，“对宿松以东，仅以徐源泉部担任牵制的攻击可矣”。③相比之下，蒋介石的构想更合理一些。当然，蒋介石的构想到此时已失去了实施的最有利时机，是“马后炮”，因为日军此时在黄广地区的集结已经完成，并开始反攻。敌我力量的重大变化，使战机稍纵即逝。

三

        中国军队黄广会战反击作战的第二次重大失误，发生在9月上、中旬。这次的失误，既有选择反击作战力度不够的问题，也有选择反击作战时机不当的问题。

①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79年中译本，第2卷第1分册，第156页。
②《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227页。
③《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17页。

        9月上旬，日军一部突入中国军队在广济地区的笔架山、田家寨、后湖寨、五峰寨阵地，并有迂回田家镇要塞的企图。面对日军新一轮的攻势，李品仙不仅没有选择反击作战的方式，以攻为守，反而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方针。他重新调整了我军的战线，以一部集结于黄泥湖以北至栗木桥一线，主力则集结于界岭以东高地，准备在他以为最有利的时机再采取攻势作战的方法。

        李品仙的这一部署，将广济(指当时的广济县城，即今武穴市梅川镇)-武穴公路暴露在日军面前，使日军轻取武穴。武穴一失，日军攻占田家镇就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其实，日军突入笔架山、田家寨、后湖寨、五峰寨阵地，只是对我军战线之一角的突破，突入的日军数量并不多，被日军占领的阵地标高也只有百米左右，我军退守之阵地仍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大佛寨及其以南阵地也无变化，仍在我军手中，第五战区增援部队(第五十五军)的到达，则只需半天时间。此时，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应该命令部队采取反击作战的方式，夺回已失阵地，并不惜代价坚守，等待增援部队并准备实施反攻，而不能以一处一时之失，影响全局之部署。

        仅从当时我军的作战兵力来看，这时中国军队进行反击作战的时机似乎不成熟。由于连续作战，我军伤亡的确很大。到9月中旬，第五十五军能作战的部队只有不足2000人(原有12000余人，病员7000，此次作战伤亡3000余人)，第六十八军有2000余人(西北军不习惯江南湖沼地区作战，病员也较多)，第二十六军4000余人(到9月20日只有2000多人①)，第八十四军实际只有4个团，第八十九军有2700人，第一七六师约2个团。②

①肖之楚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9月21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37页。
②李品仙给军令部的电报(1938年9月1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十一军实际不到1个师，约4000余人①，此时，整个右翼兵团的作战主力实际只有第七、第四十八军各2个师。以上合计，中国军队在黄广地区的总兵力约有4万多人。

        但是，日军的困难更大。此时，日军“死伤甚众，已无力继续进攻，因而构筑工事，转为守势，……等待补充”。②在此前后，日军在这一地区的兵力，最少时只有3000余人，最多时也不到1万人③，不及我军的四分之一。中苏空军则连续出击，不断地袭击日军前沿机场和登陆部队，在七、八月的作战中，共计炸沉大小敌舰40余艘，炸伤23艘④，给日军以长江为唯一通道的后勤供应，和在沿江地区的登陆，带来较大的困难。

        由于李品仙不仅没有利用日军的这一困境，适时命令部队夺回已失的阵地，反而于9月6日晚8时下令兵团主力转移至“广济西北双方高地”，只留下第二十六军“协助田(家)镇第二军之作战”⑤，实际是放弃广济和田家镇。这样，当然就不能实现战前右翼兵团确定的“以主力于广济东南地区协力田家镇守备区第二军之作战团，守黄泥湖、广武湖北岸山地”的计划，使右翼兵团的主力离预定的作战地域越来越远了。右翼兵团的主作战地域，原定在广济“东南”地区，现在在广济“西北”地区。李品仙的一纸命令，使中国军队的作战南辕北辙。 

①《陆军第三十一军广济附近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郭汝瑰、黄平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827页。
③《广济县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年版，第281-282页。
④陈应明、廖新华：《浴血长空——中国空军抗日战史》，航空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
⑤李品仙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9月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23页。

        对此，蒋介石极其不满。他接到李品仙呈递的有关撤退命令的报告后，立即致电白崇禧等，指出：

往者本委员长以顾虑我军装备、训练及战略上之关系，未遽下攻击命令，兹者敌愈深入，其后方唯一连络线——长江航路，舰船不断受我要击损害，补给大感困难，我则在国内作战，随地均可补给，且山地作战，敌重兵器失其效用，是装备上敌我已处对等地位。故我军黄、太、宿及岷山大屋之攻击，敌一战即溃，足证其战斗力已日趋脆弱。此诚我争取最后胜利之良机，非以攻为守、转守为攻，不能保卫大武汉，无以收抗战成果，希即部署所属并使咸喻斯旨，以旺盛之企图，转移攻势，努力杀敌，争取最后胜利。国家存亡，在此一举，其共勉之。①

        蒋介石的电报，虽然夸大了我军的优势，但其基本精神是正确的。对此，白崇禧也有认同。他认为，我军确实应“改取机动配置，正面仍以一部守御，主力集结敌之侧背，求其弱点，相机攻击，断其后方连络线，以此广大地域，运用广大面之运动战”。②在白崇禧的督促下，9月7日，李品仙命令所部于8日开始实施反击。③

        但由于前此李品仙已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且各军在撤退时又形成了混乱的局面④，影响了我军反击作战的力度(特别是作战意志)，加之我军新阵地离原定作战地域越来越远，所以反击作战的效果很不理想，有隔靴搔痒之弊，

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23-724页。
       ②白崇禧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9月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24页。
       ③这次反击作战的具体部署和实际经过，见郭汝瑰、黄平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827-828页。
       ④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不能从根本上解除日军对田家镇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在9月11日明确要求“我各军应乘敌立足未稳、增援未到之先，各以放胆之行动，更尽最大之努力，对孤悬之敌再加猛烈攻击，以求收彻底胜利之成果”。①后又在18、19日给李宗仁的密电中，要求李宗仁亲自督促所部，确保田家镇北侧的安全，并批评少数部队，“或对敌情侦察不明，或对友军支持不力，迹近观望，予各个击破之好机，无异坐以待毙，影响全局，殊堪痛恨”，表示，“如再有互相推诿、观望不前，致失机宜，定予严惩”。②在蒋介石一再施加的压力下，李品仙被迫一再发起反击。但此时已回天无力，反击作战的时机和反击作战的力度，都不可能达到战场的实际要求。

        就在中国军队一再错失良机的时候，黄广战场的情况发生了对我军极其不利的新变化。9月8日至14日，由于中国军队的反击作战没有达成实际的效果，在广济地区的日军得到了比较好的休整，且补充了新兵3200人，战斗力有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同时，日军还命令海军第十一战队与在广济地区的原有日军联合作战，并增加了数十架飞机和20多艘军舰的支援。稍后，又命令第一一六师团第二十联队进驻广济地区，防守日军在广济的新占领区。这样，日军在广济地区的作战能力，就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是中国军队所望尘莫及的。在日军新一轮的强大攻势下，田家镇终于9月29日陷入敌手。

①蒋介石致白崇禧密电稿(1938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28页。
②《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35-736页。

        第五战区右翼兵团的这次反击作战，前后长达半个月之久，是黄广会战中国军队反击作战最持久的一次，仅9月22日至29日的战斗就歼敌近7000人①，予敌以重大打击，延缓了日军攻占田家镇的时间。中国军队为此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却未能完全达成预定的作战效果，未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是令人深思、引以为戒的。

四

        中国军队在黄广地区的反击作战中出现重大失误，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

        (一)许多将领对前线情况不明、情报不准，甚至故意夸大敌情，导致判断失误。例如，上面所提到的第二次重大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军队指挥机构对日军动向不清。李品仙一直以为日军的主攻方向是蕲春，直到9月22日，才发现日军的主攻方向是田家镇②，但此时的发现，已经太晚。知彼知已，方能百战不殆，自古以来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①《广济县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年版，第283页。
       ②李品仙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9月2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38-739页。

        (二)国民党军各级将领有畏敌情绪，作战意志不坚决，经常萎缩不前，影响了战地指挥官实施断然反击的决心。如9月中旬，李品仙命令第一六一、一六二师向双城驿方向主动出击，但两师互相推诿，行动迟缓，毫无进展，每晚只派小部对敌夜袭，拂晓即撤回原阵地。所以，第一六二师保存得非常好，每连除普通师编制外多配备轻机枪4挺，另有川造冲锋枪2枝、小迫击炮2门。①

        另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材料是，直到会战结束的当年10月，陈诚仍认为参加整个会战的日军有60多万人以上②，实则只有30多万人。这个极端夸大的数字，就是国民党军各级将领层层虚报所得出来的。如多云山战斗，日军只有4个步兵中队、1个重机枪中队、炮数门，人数不过数百，中国方面的作战部队在向上级的报告中，竟称敌有数千之众，虚报的成份也未免太大了。

        夸大敌军兵力，尽量缩小自己的兵力，谎报战争中自己的实际损失，是国民党军将领的普遍作法，连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李品仙本人似乎也不能例外。例如，关于第六十八军的实际作战兵力，李品仙给军令部的报告，说只有2000余人③，而第六十八军给军令部的报告，却说有6000多人(报告称第六十八军所属除独立第二十九旅有3000余人外，每旅有1000余人，全军有重机枪27挺)④，两者相差很多。

①李品仙给军令部的电报(1938年9月15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武汉日报》1938年10月9日。
③李品仙给军令部的电报(1938年9月1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35页。
④刘汝明给军令部的电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五

        关于各作战部队的协同问题，中国军队在这方面的表现就更差了。它是黄广会战中国军队反击作战未能取得预期战果的另一重要原因。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炮兵和步兵的协同太差，就使中国军队的反击作战效果大打折扣，当时，国民党军队里就有人评价炮兵在反击作战中“几乎未发挥大的作用”。①再如第一八八师师长刘任、副师长刘建常在黄广会战之前都没有实际战场指挥经验，到前线后既不明敌情又不与友军联络，就草率发起攻击，对所配属的炮兵第五团，不给任务，不指示射击目标，结果当然是第一八八师遭受极大损失。②有关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往论著有很多论述③，这里就不琐赘了，主要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首要的原因，是中国参加黄广会战的各军，分属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有广西军、贵州军、川军、西北军，他们有各自的利益考虑，保存自己的实力，是他们在这次作战中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徐源泉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战后被撤职查办。再如第八十四军第一八八师团长黄伯铭，因一战就即逃，事后被处死。黄广会战实际是众多国民党“杂牌军”参加的一场会战，希望这支“杂牌军”在会战中有很好的协同，是不可能的。

①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文闻编：《我所亲历的武汉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188页。
       ③见敖文蔚：《略论武汉会战黄广战役》，载《湖北抗战》，军事谊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584页。

        其次，各部队临阵换将，本是兵家之大忌，更增添了他们之间协同的困难。在这次会战中，作为基本战略单位的军、师一级的指挥员，绝大多数都是新上任的。据笔者的不完全查实，在参加会战的各军中，新上任的军长有：第四十八军军长张义纯(7月7日接任，9月13日又由区寿年接任)、第三十一军军长韦云淞(2月16日接任)、第四十四军代军长彭成孚(军长王缵绪临战不到前线指挥，9月25日，彭成孚又调任第六十七军军长)、第七军军长张淦(6月21日接任)、第八十四军军长覃连芳(6月21日接任)。新任军长超过了半数。战前新任的师长就更多了，如第二十九师师长许文耀(6月5日)、第一二一师师长牟庭芳(4月4日)、第一三一师师长林赐熙(6月21日)、第一四九师师长王泽峻(3月19日)、第一七○师师长黎行恕(5月)、第一七一师师长漆道征(6月)、第一七四师师长张光玮(9月19日)、第一四三师师长李曾志(6月4日)等，师长几乎全部是新上任的。①其他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如第三十一军第一三八师临战前改归第七军指挥，没有时间较充分地构筑工事，第一三五师师长苏祖馨因病住院，只能由副师长代理。②等等。

        第三，命令多次变更，各部队调动过于频繁，也是协同性差的重要原因。第二十六军原在平汉路南段整训，调江南第九战区不到一周又调回长江北岸。第五十五军由江南调到江北不到一周又调江南，中途又折回江北。③小池口防御原为第八十四军担任，日军登陆前忽令第六十八军第六九一团接替，当第六九一团行至小池口以东的王家霸时，小池口的重要屏障段窑已经失守，守军也去向不明。交防都不能完成，还谈得上什么协同！

①根据曹剑浪著《国民党军简史》(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上册第360-396页的相关内容整理而成。
②《陆军第三十一军广济附近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武汉会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

        第四，指挥系统设置比较混乱。例如，李延年当时被任命为第十一军团军团长，名义上可以指挥第八、第五十四军，实际是“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他所能指挥的只有第二军和田家镇要塞守备部队。①再如，田家镇位于江北，它的得失与第五战区右翼兵团的作战有密切的关系，却不归第五战区指挥，而归江南的第九战区指挥。

        总之，黄广会战中国军队的基本战术方针是正确的。但这一基本战术方针，在黄广会战中国军队反击作战的具体运用中，有正确的一面，也存在许多重大失误。这些重大失误，与黄广会战中国军队的最终失利，紧密相连，影响了武汉会战的实际进程，是研究武汉会战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①《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170页。

(柯育芳，武汉理工大学教授)

原载：《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