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雄风
有所思，有所感，从历史的时空中来，再回到历史的时空中去。
白崇禧在武汉的最后日子
张 军
1948年仲夏，白崇禧走马上任，当上了华中“剿匪”总司令，从此开始了他经营武汉长达一年的生活。其间，他拥兵自重，图谋倒蒋，檄电“逼宫”，扶李上台，还借“谋和”之名，行缓兵之计，以期“南北分治”，真可谓翻云覆雨，纵横裨阖的了。然而，狂澜既倒，力挽何易！任他诸葛复生，也终只落了个仰天嘘叹、惶然出逃的下场！
困鸟出笼 坐镇华中
1948年3月，当国共即将进行存亡大决战的时刻，国民党人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国民代表大会，表示实施宪政，选举总统和副总统。结果，一场勾心斗角的选举下来，总统一职，毫无疑间，非蒋介石莫属；副总统一席，则落在了蒋某人既恨又惧的桂系领袖李宗仁名下。
本来，蒋桂矛盾由来已久，中外共知。李宗仁参加竞选副总统，蒋介石是极力反对的。副总统是“闲职”，不握实权，但对惯于独断的蒋某人来说，安异己于中枢，几同如插钉刺于眼眸，岂可容允？于是，他先以劝说，继之阻挠，两计不成，遂抬出孙科与李抗衡，但最终还是李宗仁胜利了。
据说，4月28日最后投票时，蒋介石一直在官邸内静听电台报告投票情况。当播音员播出李的票数已经过半依法当选时，蒋脸白如蜡，盛怒之下，一脚踹翻收音机，拿起手仗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上车之后，侍从忙问：“委员长，开到哪里去？”蒋一言不发。司机因为蒋烦闷时总喜欢到陵园去，乃向中山陵开去。一进陵园道上，蒋忽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司机遂开回官邸。蒋才下车，又上车，吩咐再开出去。随从侍卫见蒋如发疯一般，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车刚进陵园，他又吩咐掉转车头，转回之后，又令司机开向汤山。
熟知内幕的人都清楚，李宗仁这次当选，白崇禧运作有功，出力最大。时白崇禧任国防部长，但有职无权，“太阿之柄”持在参谋总长陈诚手里。尽管如此，李、白同在南京，蒋介石究竟不安。他还记得1927年8月李、白“联璧”压他下野的黯淡历史；他更记得抗战以后他对李、白采取的成功的隔离政策：11年来，白在中央任副参谋长、军训部长、国防部长，李就在地方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汉中行营主任、北平行营主任(后改行辕主任)。所以，这一次，李宗仁木己成舟，就职副总统，白崇禧就不能留在南京，继续做他的国防部长了。
果然，5月25日，蒋介石找白崇禧到黄埔路官邸谈话。蒋知道白喜欢戴高帽，就和颜悦色地对他讲了一番恭维话，还说华中地区的战略地位如何如何重要，对今后局势举足轻重；又称赞他去年在主持国防部九江指挥所时如何用兵得当，将中共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逐出”了大别山。然后，才转入实质间题。蒋说：“健生兄，你是我国有数的军事家，我想请你出任华中‘剿匪’司令部的司令，驻节武汉，指挥华中军事，你看如何？”
过了五天，6月1日，蒋在白并未表态的情况下突然任命何应钦为国防部长，顾祝同为参谋总长，而任命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蒋介石的这一招，使白崇禧碎不及防，吃惊不小。照说，主持华中“剿总”，白也并非认为不可，但他提出一个先决条件：“守江必守淮”。因此，华中只能有一个“剿总”，总部设在蚌埠，以便华中部队运动于江淮之间，进行攻势防御。对此，蒋却说，徐州将来另设一“剿总”，由刘峙负责。白以华中兵力如此分割使用，将来必败无疑，卒不受命，遂于6月6日携夫人马佩璋躲到上海去了。
蒋先派吴忠信去沪挽留白崇禧，白不应。后又派桂系黄绍站去。黄赶到上海，好不容易见到了白。一等白崇禧坐定，黄就开门见山地说：“人家都说你是小诸葛，现在我看你这个诸葛亮，实在是太不亮了。这些年来，你在南京做国防部长，不是像笼中鸟一样吗？现在蒋把笼门打开，将你放出去，还不快快地远走高飞？将来时机成熟，你就可以制造形势，迫蒋下台，让德公(李宗仁)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
经黄绍兹这么一说，白崇禧心窍为之大开，乃立即束装就道，6月28日便在汉口就任华中“剿总”总司令一了。
“六省联防” 倒蒋自保
白崇禧飞出樊笼，统领华中，桂系终于又有了除广西以外的大块地盘。时值淮海大战前夕，人民军队由弱转强，处处进攻，蒋系主力丧师失地，节节败退。为稳住地盘，缓和人民军队的进攻态势，白遂抛出了“六省联防”方案，以掩人耳目。
所谓“六省联防”，其实质是白崇禧散布和平烟幕，把持华中，倒蒋自保的一种阴谋。它以河南省参议长刘积学的通电“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为发端，以湖北看宿李书城、张难先组织的“和平促进会”为基础，再联络桂、皖、赣、湘等省的民意机构，藉“和平”之幌子，以达到抵止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攻击、压迫蒋介石辞职引退的目的。按白氏本人的说法是，借此机会“强迫蒋介石停战言和；如他违背民意，则可联合各省军民迫令他辞职”。
白崇禧之所以敢在华中腹地玩这套把戏，是与桂系在这个地区的历史渊源大有关系的。早在1927年李宗仁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时，那时的职权就管辖桂、湘、赣、鄂、豫、皖六省的行政；抗日战争时期，李宗仁任第五战区长官，曾以军事渗透政治，在鄂、豫、皖三省扎下了许多根子。如李品仙、夏威任皖省主席，再如专员、县长也委派不少；而今白崇禧就任“剿总”司令，俨然“华中王”，自然可以行此“妙着”了。
但耍弄如此阴谋，白崇禧也并非得心应手。一方面六省内部尚不统一。除桂(省主席黄旭初)、皖(省主席李品仙)、鄂(省主席张笃伦)是其基本地盘外，豫(省主席张轸)、赣(省主席曹浩森)乃一时凑合，心存两端；最难调度的是湘省主席程潜。程虽不反对和平，但他主张自作、命令自下，并不随白转动。白拟荐刘斐任湘省主席，使桂、湘、鄂连成一片，又由于蒋介石存心作梗，委任了陈明仁，使其如意企图，终未实现。另一方面，蒋介石从华中“剿总”政治部主任袁守谦处得知白氏的“六省联防”后，施用了调虎离山之计，以破坏其“联防自保”之策。蒋首先令白崇禧进驻蚌埠，指挥“淮海会战”，白不奉命；淮海战役开始后，黄伯韬兵团遭歼灭，蒋又调桂系主力、张淦兵团增援徐州，白又不置理；当淮海战役进入紧张阶段时，蒋更急调驻宜昌、沙市的宋希镰兵团参战，白勉强让其第二十军东调以后，就硬是不让第二军等部队调动一步，以至蒋、白二人还在电话里大吵了几十个回合。
当然，由此而激化的蒋、白矛盾，也加快了白崇禧的倒蒋步伐。所以，尽管“六省联防”在阻拒人民解放军方面实是白日梦吃，但在倒蒋方面却是奏了凯歌的。
飞电“逼宫” 桃僵李代
1948年的冬天，天气出奇的冷，大江南北到处是阴风怒号，雨雪交加。对蒋介石来说，社会气候比自然气候更为阴郁黯淡、凄厉恶劣，他遇到了有生以
来最为险恶的处境：平津被分割包围，黄维在双堆集困以待毙，杜幸明在徐州坐拥孤城，蒋的看家血本快要输光了，他的王朝统治也势呈砧危了。
而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就已有走马换人、赶蒋下台的打算。蒋虽闻言恨恨，但又无可奈何。所以，当11月初美国大选之际，蒋遂把赌注押在共和党候选人纽约州长杜威这一边，希望借杜威来击败现任总统杜鲁门。因为，杜威曾于去年11月25日发表过援华六项主张的声明，故蒋特派陈立夫以参加“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为名，赴美进行支持杜威竞选的活动。不料此次美国选举揭晓，杜鲁门又蝉联总统。蒋的希望破灭了，可还不得不强打精神，于11月9日给杜鲁门去信，表示祝贺，并央求杜发表一个坚决支持国民政府的宣言以“维持军队的士气与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气地位，以从事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发这个只是精神上的支持，杜鲁门也不答应，写信予以拒绝了。蒋还不死心，11月，命飞美求援。结果，除了碰壁之外，一无所获。因此，蒋后台坍塌，只得退居幕后。
12月10日，蒋告诉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说他决心“引退”，要吴负责给李宗仁“抬轿”。李得此消息，即要程思远用长途电话告知了白崇禧。多年不遇的倒蒋机会，白崇禧自是不会放过。得知蒋要下台后，他很是兴奋，每天都有几次长途电话给程思远，以打听南京的政治行情。
按蒋的私下安排，他决定在1949年元旦下野，但白崇禧并不知情。待到12月下旬，白见风不见雨，就不耐烦了。12月24日，白从汉口发“亥敬”电请张治中、张群转蒋，要求与共产党谈和；同日，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也通电主和，并请蒋下野。
在白崇禧的导演下，湖北省参议会也随之于12月29日向蒋发出“亥艳”电，要蒋“循政治解决之常规，觅取途径，恢复和谈”，并警告说：“如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
次日，白又以“亥全”电致蒋，重申前电主张。同时，河南省主席张轸也发出“亥姗”电，表述同样要求。
蒋认为白乘他危急之时，落井下石，以实力为后盾，逼他早日下台，实在是欺人太甚。于是，为了表示他“平生不向任何压力低头”的“顽强意志”，就故意推迟下野期限了。
1949年元旦，蒋在内外交困之下，不得已发表了“求和声明”，要求以保存“宪法”、“法统”和军队作为和谈的基本条件，还说什么“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终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但就在发表这个声明的头天晚上〔除夕之夜)，蒋在其黄埔路官邸召开的一次有李宗仁、五院院长和国民党中常委等40多人参加的餐叙会上，还咬牙切齿，破口大骂：“我并无意离开，但是你们党员要我辞职；我之愿意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究意是哪一派系，蒋虽没有明说，但很清楚，指的即是“桂系”。其对李、白之痛恨，可以想见。
延至1月20日，蒋之下野已是倒计时数。这天，白与武汉的智囊连夜磋商出几条意见，其中第一条就是叮嘱李宗仁要当继任总统，而不能当“代总统”。
但蒋毕竟高李一筹，当他决定下野后，他不仅把黄金、白银运往台湾，而且进行人事调整，以心腹控制了京沪杭和西南、华南地区，李不当“代”总统，又能如何？
21日，蒋正式宣布下野，他发表文告说：“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至此，李宗仁开始肩负起“国家兴亡的干钧重担”了；白崇禧虽有不愉，也算是扬眉吐气了：他蒋某人又栽在我小诸葛的手里啦！
停战谋和 “划江而治”
李宗仁走上了前台，他最急于要处理的就是与中共的和谈问题，他还蒙在鼓里，蒋介石已把这个烫手的马铃薯扔到了他的怀里。
时三大战役刚刚结束，蒋系主力消灭殆尽，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八项和谈条件”。对此，1月22日，李宗仁发布文告，宣称愿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并决定派和谈代表北上。3月26日，中共正式通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派代表团在北平同他们谈判。于是，北平和谈紧锣密鼓地登场了。
与此同时，武汉方面的“和平”运动，也在白崇禧的引风吹火之下，闹得盈天盖地。他们一方面通电各省、市，联络民意机关，以便形成大范围的声势；另一方面在白崇禧的授意下，于1月23日派李书城、李伯刚经信阳、课河、郑州，在归德会见了刘伯承、陈毅等中原解放区领导人，向解放军介绍了蒋、白矛盾及白崇禧对中原战场“局部和平”的态度。
李、白如此热衷“和谈”，口头上高喊的是“消弭战祸”、“延续国脉”，骨子里却另有深谋。其一，“划江而治”，实现南北朝。这当然是他们所幻想的“上上策”。故白崇禧在托南京和谈人员刘仲容带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中，就有“政治可以过江，军事不要过江”的建议。其二，缓兵之计。他们也明知和谈山重水复，况又有蒋氏幕后操纵，其希望极是渺茫。但“醉翁之意”，不过是借此喘息之机，在美国的支持下，加紧训练出一至二百万新军，再与共产党周旋于江南，决一雌雄。
所以，当“和谈”之声高耸入云之际，白崇禧却在长江沿线特别是武汉周围厉兵株马、整军经武。他下令修筑武汉城防工事，成立武汉城防工事委员会，派参谋长徐祖贻兼任主任委员，以其外甥孙国铨担任办公室主任，专司其事。并以城防工事捐名义，压榨商民筹措大量经费、物资，逼令汉口市长晏勋甫立即筹集银元，以充军需。2月12日，他更密令驻汉口的工兵团，准备炸毁鄂豫交界的平汉铁路武胜关隧道和信阳附近的长台关淮河铁路大桥，以阻挡解放大军南下。
3月初，李书城一行回到汉口，向白崇禧转达了陈毅的意见：“解放军一定要解放全中国，不能让大小军阀割据中国领土，与解放军对抗。国民党军政人员必须放弃地盘思想，退出所占据的地方。国民党军队必须交由解放军改编。”“桂系在南京的作法，恐还有窃据南京旧摊子，依靠美帝国主义援助与解放军对抗，但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全中国。”白崇禧听罢，气得一拳擂在茶几上，将茶几上的一只茶缸震落地上摔了个粉碎。
4月中旬，白赴南京探听和谈消息。刘仲容禀告白说：“健公，你给毛先生和周先生的信我都当面转交了。你提出的‘划江而治’、‘政治可以过江，军事不要过江’的建议，我已当面向毛先生和周先生谈过了。中共方面态度很坚决，毛先生说，政治要过江，军事也要过江，而且很快就要过江。”
白崇禧霍然站起，忿忿地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了，这还谈什么？他们还有什么别的意见？”
刘仲容强调说：“毛先生说，你很能带兵，将来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尽其才，请你指挥国防军。”
白崇禧不耐烦地摆摆手说：“个人出处，现在不是我考虑的时候。目前紧要的是共产党不要过江，过江问题为一切间题的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战斗过江’，和谈的决裂，那就不可避免。”
次日，他又对刘仲容说：“我们又不是不能打了，除了几十万陆军沿江布防和完整的海、空军配合，还有一条长江天险。再说。美国方面已经答应支持德公，有十多船军火已经启运，打起来，美国插手进来，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和谈，只有在中共不渡江的条件下，才能达成协议。”
刘仲容觉得已经不好再谈下去了，他觉得眼下再多的话也没有用了。
就这样，和谈终于“流产”了。
无奈花落 惶然别走
1949年4月21日晚，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强渡长江，23日占领南京，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就此灭亡。
此时的华中“剿匪”司令部里，早已乱成一团，白崇禧一面布防。作困兽之斗；一面抢劫资财，备逃亡之需。
白以五十八军组成武汉城防司令部，军长鲁道源兼城防司令，负责指挥武汉三镇军、警、宪及地方武装、民团组织，担任武汉市内的警备治安任务；以第三兵团(司令张淦)守备武汉东、西、北外围，其中第七军守长江埠、应城、云梦、花园、孝感一线，第四十八军守黄安、麻城、阳逻一线；以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之一二七、一二八军驻武昌至嘉鱼地区之粤汉铁路及沿江一带，担任武汉东南的沿江防务。
白还以坚壁清野之名，大肆劫掠武汉的金、银、物质。从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到攻陷武汉这20来天的时间里，白动用陆、海、空三个方面的运输力量，向南抢运了大批物资，第九补给区司令许高阳是这次抢运物资的干将，唐纪是白的总管家，所有的南运物资都是他经手过数的。其中，金、银是用飞机空运桂林，交白妻马佩璋收验入库的，具体数目多少，只有马氏最清楚；棉纱、棉花、布匹各数千余包，是用火车、轮船，分批分途运抵广州的；汽油、酒精、桐油等军管物资各数千余桶，是武装押送柳州、广州的。这些运往广州、柳州的物资，后来大多换成美钞、港元，不少入了白氏的帐下，而经其事者，也无不大饱私囊。白向以“不治产业”标榜，自此而后，“白氏不白”，广为人知。
面对国民党的政治、军事败局，华中国民党军士气低沉，军心思逃。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李宗仁上台后，由“剿总”改)副长官、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看到“解放军要全胜，国民党要失败的定局”，遂派人与解放军联系，决定输诚起义。5月13日，白崇禧收到新任国防部长顾祝同的电报，知张轸与共军接触事，即召张轸来汉。14日上午，张轸来后，白出示顾的电报：“据密报，张轸勾结共匪，图谋叛变，希贵长官相机予以扣留，以防事变为妥。”张阅电，暗吃一惊，随即故示镇静地对白说：“这不过是健公主持的‘六省联防’行动的暴露而已，我个人没有什么不轨行为。”
白说：“我知道，不过请你今天不要走，我抽一个时间和你谈谈。”张说：“好，我今天就留在这里好了。”
张从白的房里出来后，踱到副参谋长王和华的办公室，闲谈了一会儿，他对王副参谋长说：“我的办事处有点重要的事需要我去处理一下，就回来，健公问，你只说我解手去了。”因王与张原在日本士官同班同学，私交很好，张轸又是副长官，王当然只好同意，遂送张上自备小汽车。
出了大门，张直奔武昌的办事处，恰好有一辆卡车运军需品去十九兵团驻地金口，张即坐这辆卡车，过关渡险，到达金口，随后在金口举起义旗，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后院起火，困兽挣扎已是不能，白崇禧颓然枯坐，除了南逃，别无它途了。15日，人民解放军的轰轰炮声已在不远处作响。上午，他将公署从汉口移到武昌，下午1时20分，他惶然赶往南湖机场，登上了“追云”号专机，来为他送行的仅有鲁道源等寥寥几人。默默地、久久地，他站在飞机舷梯旁边，欲语又止，只是用右手在空中挥了几挥，那无限懊丧的神情，像是与他的部下诀别，又像是与他苦心经营一年的江城诀别，更像是与他昔日的辉煌诀别！
5月16日，武汉解放，白崇禧自此一去不复返了。
原载：《民国春秋》1995年第2期
